许准：社科城头大王旗——从经济学何以拥有诺贝尔奖说起

　　原编者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社会科学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瑞典央行所推动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塑造这种影响力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准的文章追溯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由来，以及美国经济学本身的巨大变化，提醒我们当代经济学的权威性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后果。经济学的思想史也远远不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发展过程，其整体演变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

　社科城头大王旗——从经济学何以拥有诺贝尔奖说起

文 |许准

（《读书》2022年11期新刊）

　　对于国内知识界乃至社会大众，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总是一个特别的热点事件。除开大家出于爱国和民族感情而期待国人获得大奖的热情之外，还有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整体对于科学的信赖和追求。因为如大家所知，诺贝尔奖从开设之初，就与自然科学界的诸多重大发现联系在一起，自带有科学王冠的光环。当然，诺贝尔奖各个奖项之间并不完全一样，不少人会把诺贝尔奖里面的非科学类奖项比如文学奖与和平奖单独看待。但是作为诺贝尔系列里唯一的社会科学奖项的经济学奖又如何呢？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是不是如同物理和化学奖一般，应该被视为某种对客观真理的重大揭示呢？

　　我们不必一一讨论历年来诺奖的具体成果，不妨换个角度来看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会拥有诺贝尔奖？这个问题看似直接，答案却并不简单。众所周知，经济学并非诺贝尔“原装”的奖项之一，而是一九六九年才开始颁发的。假如诺贝尔奖官方只是单纯地试图把社会科学包括进其评价体系，那么为何跟经济学在学科史上同样重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偏偏就一直缺席呢？在知识界，一些分析者也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不是真诺贝尔奖，只不过是瑞典中央银行奖而已。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为什么瑞典中央银行会涉入，这个央行奖又如何与诺贝尔挂钩呢？

　　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著名历史学家和经济哲学家（来源：plurale-oekonomik-hamburg.de）

　　近些年来，思想史学家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及其他几位学者根据各种公开材料、档案和采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究，可以说揭开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页少有人知的起源历史〔Plehwe, D., Slobodian, Q., & Mirowski, P. (Eds.). (2020).Nine Lives of Neoliberalism . VersoBooks〕。我们不妨先简要地复述米罗斯基等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现的思想史研究。首先是瑞典的政治背景，该国“二战”后的政局长期由“左倾”的社会民主党掌握，这些社民党人普遍提倡对市场的约束和管制，以及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政策，注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这就是著名的瑞典模式，或者北欧模式。而瑞典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比如当时最大的反对党“自由人民党”，就长期批判社民党的福利国家模式，主张减少管制和国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俄林就长期担任该党的领袖。还有少数活跃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僚，比如长期担任瑞典央行行长的奥斯布林克（Per .sbrink）和任教于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林德贝克（Lindbeck）等。这些人绝对数量不多，但是占据学界和经济部门的重要职位，且对社民党的纲领持反对意见。在反社民党主导的瑞典模式的大前提下，这些政、经、学三界的力量就有了团结的可能性。

　　其次，则是国际上已经有了一批活跃的主张保守经济路线的学者、政客和商人，这些人也有一个后来颇有名望的组织——朝圣山学社，代表人物比如哈耶克等。这个学社一开始就得到美国和瑞士银行家的慷慨支持，但是其核心的市场化、私有化主张，在战后福利国家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暂时难有知音。那个时候，朝圣山学社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还只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学说，而所谓的经济学界也还远远不像现在这样统一在美国的标准之下。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自己的刊物，各国学者的论文主要也是用母语发表在本国的刊物上。朝圣山学社团结了欧美诸国新自由主义学界商界精英，也提供了一种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用美国的英语刊物来统一各路经济思想的愿景，但是还缺少一个强大的宣传工具，而在战后的西方世界，有什么比一个有巨大科学光环的诺贝尔奖更适合宣传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旨在奖励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2022年10月10日晚，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道格拉斯·戴蒙德和菲尔·迪布韦克获得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来源：zhihu.com）

　　最后，则是当时瑞典央行行长奥斯布林克等人的沉稳而果决的政治操作。奥斯布林克不仅手握央行的大量营业盈余资金，而且在瑞典央行为瑞典政府所有的情况下，设法在社民党的控制范围内建设起一个小的国中之国。奥斯布林克等需要说服诺贝尔基金会和诺贝尔家族，而这并不简单，因为直到如今诺贝尔家族的不少人依然强烈反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奥斯布林克利用央行的监管职权，为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提供了若干便利，同时对基金会和诺贝尔的部分后人做了保证，说新设立的奖项绝不会是第六个诺贝尔奖，而只是一个纪念诺贝尔的奖项，会明确地与“真”诺贝尔奖区分开。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保证未免有些文字游戏的意味，毕竟，一个名字与诺贝尔奖不同但类似的高仿奖项，跟其他诺贝尔奖在差不多时间颁发，而且也跟瑞典皇家科学院关联，那么是不是“真”诺贝尔奖又有多大关系呢？实际上，还在多方秘密商讨的时候，瑞典央行甚至就已经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官方发布了。这一招颇有些班超的勇略，也是赌诺贝尔这一方爱惜名声不愿意弄出公共闹剧，事实证明是赌对了。瑞典央行一方不光是赢得了这场精心准备的较量，也随即顺利地控制了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选拔委员会。几位早期的关键人物，都是先进了委员会，在数年后才成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这也算是又一次违反规则的先上车再买票行为。

　　在完成这一场大谋划之后，我们所知道的瑞典央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也即通俗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顺利出世了。在最开头几年，奖项还相对常规，得奖者一般是当时美国经济学主流，也就是所谓新古典凯恩斯综合流派认可的人物，这就首先把美国经济学的崇高地位树立了起来。到了一九七四年，朝圣山学社的议程开始明确显现出来，那就是把奖颁给了哈耶克。根据一九七〇年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说法，当时经济学领域里根本没什么人知道哈耶克的存在。哈耶克早年的确写过一些经济学文章，但是四十年代以后就转向别的方向，他甚至在有保守经济学传统的芝加哥大学都没能拿到经济系的教职，其在经济学界的状况可见一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把这样一位朝圣山学社的经济学圈外人士捧上高台，其把新自由主义升为正统的目的不言自明。也许是为了搞平衡，委员会同时也选了瑞典自己的左翼经济学者缪尔达尔，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都明白哈耶克才是重点，他也的确从此名气大涨。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源：baike.baidu.com）

　　根据米罗斯基的统计，仅仅从一九七四到一九九一年，就有七位朝圣山学社的成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是一次成功地重新塑造经济学的努力。在九十年代之后，朝圣山学社虽然不再有过去的关键地位，但是其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已经成了实际上的显学。就在七十年代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迅速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和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等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学说——奥斯布林克等一心要推翻的瑞典模式——也的确一去不返。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设置议程、决定主流上的作用可见一斑。

　　实际上，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与现实社会的关联是颇为紧密的。换句话说，尽管经济学慢慢地把政治从名字里面去掉，尽管个体经济学家往往沉醉在某种务虚的抽象理论里，从根本脉络上看，经济学的整体演变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

　　我们可以接着上面诺贝尔奖的故事往前追溯。米罗斯基的论述特别强调了，瑞典的中央银行家与新自由主义者如何把美国经济学抬上了学界的顶峰。这样国别分类固然很清楚，但对于了解思想史的学者来说，“美国经济学”这个词，实际也并不甚准确，因为美国真正国产的原生经济思想，乃是一度鼎盛的制度主义学派，到了“二战”后已经完全从美国学术界主流当中被清除了。了解美国内部的经济思潮变化，也能让我们更好地思考社会科学与时代政治的关联。

　　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是由哈耶克发起成立的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成立于1947年4月。新自由主义以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来源：cobdencentre.org）

　　美国制度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旧制度主义，是十九世纪后半期逐渐产生的一种美国经济学流派。在制度主义者之前，美国也有少量追随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不过普遍成就不高。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一批美国青年学者奔赴德国完成研究生教育。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熏陶，受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强烈影响。这些学者回到美国，逐渐形成了接近于历史学派，又专注于美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的一个学派，这也就是美国现代经济学的诞生。这些制度主义者尽管难以用一个直截了当的框架来描述，但是他们有一些共通的特点，比如重视归纳法，从现实和历史的观察和统计当中去寻找规律，同时关注历史、习俗和制度的演化，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里面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建造模型和解释现实。

　　美国制度主义，或者更直接地说真正的美国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出现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经济学在政治上很保守，喜欢谈论自由放任的市场，政府干涉越少越好，而对于劳工、收入分配甚至道德等问题基本不关心。马克思也称之为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而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亚当•斯密时代带有朝气的古典学说区别开来，这种学派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所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美国制度主义则是反对一般性的自由放任的政策，也支持政府干预、关税保护制度，以及工会的活动。这些人普遍在宗教上接近社会福音派/基督教社会主义，政治上追随进步潮流，认同或者同情社会主义活动。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出现的美国经济学，自然与“二战”后尤其是诺贝尔奖出现之后的整个学科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是美国制度经济学鼻祖，著有《有闲阶级论》（来源：whb.cn）

　　这种反英国传统的美国制度主义的蓬勃兴起，自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学家脑袋里研究兴趣的表现。美国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经历一些剧烈的社会转变，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从农业国转变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根据麦迪逊的历史统计数据，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过十九世纪后期的追赶，在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稳定地超过英国，可称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另一方面，新的深刻的社会问题和运动也在产生，铁路大亨、金融大亨等大垄断资本的出现，工会运动的传播和兴起，一八八六年震动世界的芝加哥干草市场屠杀，以及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支持改良和进步的声音。这可谓是一个大的转变的时代，美国的经济学家面对诸多新现象、新问题，不满于保守的如念经一般重复市场万岁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假道于德国历史学派来发展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来，这正是制度主义的社会政治背景。

　　制度主义的研究和教学方向，注重兼容并包，理论和实践知识结合，跟如今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妨看看二十世纪之交，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课程名录，就能直观地明白这一点。根据学者科利尔(Irwin Collier)的整理，一八九九到一九〇〇学年度的哈佛大学经济系一共开设了二十二门课程，分别如下：（一）经济学大纲；（二）十九世纪的经济理论；（三）社会学原理；（四）统计学；（五）铁路与其他公共项目；（六）美国经济史；（七）金融管理和公债；（八）税务理论和方法；（九）西方文明的经济；（十）美国与欧洲的劳工问题；（十一）欧洲中世纪经济史；（十二）欧洲现代经济史；（十三）银行与主要银行体系；（十四）国际支付与金银流动；（十五）经济分析的方法；（十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十七）十八世纪晚期经济思想史；（十八）美国金融史；（十九）古代世界的经济学；（二十）商业危机；（二十一）美国关税史；（二十二）民族学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中的应用。

　　约翰·洛克斯·康芒斯(John R.Commons)，制度经济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产权思想为现代产权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来源：dol.gov）

　　这么丰富而有趣的方向和内容，鲜活地展现了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风貌。从影响上说，美国制度主义的奠基作用一直到今天仍清晰可见。首先，美国学者贡献了一些影响长久的制度主义名著，比如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伊莱(Richard Ely)的《经济学大纲》，康芒斯(John Commons)的《制度经济学》等。以伊莱为核心的制度主义者还建立了美国经济学会，并出版了会刊《美国经济评论》，这个学会一直到今天都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学术组织之一，而会刊也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专业期刊之一。由于制度主义强调对具体的制度和经济运行的分析，这些美国学者也是最早开始系统性地收集宏观经济数据的人，由此在一九二〇年，制度主义学者米歇尔(Wesley Mitchell)创办了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收集整理和研究宏观统计，这个民间研究机构到如今还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学研究单位之一。

　　不过，既然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一度占据了美国学界主导地位，为何没能维持下去呢？这还是跟整体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分不开。从政治上说，跟制度主义学派紧密联系的进步主义政治潮流，到了“一战”时期就遇到了重大的挑战，尤其是大批政客和社会福音活动家积极鼓动美国青年参战。然而“一战”的冷酷现实和人民的苦难，丝毫不能印证理论家们之前描绘的进步社会图景，而只是造就了海明威的失落一代。不管制度主义理论和战争的具体关系如何，“一战”之后，进步主义政治结束，而制度主义经济学不再能够拥有之前若干年里强大的政治和道德的支柱。

　　1920年，制度主义学者米歇尔(Wesley Mitchell)创办了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来源：biografiasyvidas.com）

　　在“一战”之后的制度主义经济学专注于数据统计和科学性。我国一些老一辈著名学者，如陈岱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哈佛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美国麻省的财政问题，这是典型的制度主义的题目，而他当时的导师也正是伊莱的学生。可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来临和随后的“二战”再次剧烈地冲击了美国经济学界。制度主义学派不仅没有拿出应对大萧条的有效对策，而且其老一套的研究具体产业结构的方法，在新兴的凯恩斯主义的对照下显得用处不大，不少制度主义者干脆被吸收进了凯恩斯阵营。而随着世界政治形势剧烈变化，一大批欧美理工科学生和学者转入经济学，他们另起炉灶，随即发展出了数理经济学等门类，用新的语言来讲述新古典主义的故事，并在科学性这个问题上对制度主义展开攻击，认为制度主义是只有数据没有科学理论，等等。更不要说，那些早期的制度主义的核心要素，比如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和对劳工的支持等，都愈发成为在反共大潮兴起的美国不合时宜的东西。在如此种种因素之下，制度主义这个一度可以等同于“美国经济学”的学派，在“二战”后迅速变成了美国的一种异端经济学说，而取而代之兴起的所谓“美国经济学”，则是以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的，结合了凯恩斯和新古典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这一学派又是领风骚若干年，直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朝圣山的新自由主义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引导新的一轮流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后来也有一大分支利用个人主义理性的方法去研究制度，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不过这已经与旧制度主义截然相反了。

　　很明显，从早期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到后来的朝圣山学社、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百多年的学科史并不是一个辉格史观式的简单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演化过程。经济学学科的面貌，除开经济学者们自己的努力，也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等长期或短期条件所深刻塑造。一个物理学的学生，很有可能不需要再去读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原著，因为新一代的标准教材里面已经包含了经过代代学者筛选的有用的知识。但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生，却往往没有如此好运，如果想要获得更广更深的知识，还需要读诸多老书，涉猎不同的学派，也要反复研究历史和现实。这些当然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以及广义的社会科学不能是一门科学，而仅仅意味着，在某个时点的流行性，甚至满载着光环的诺贝尔/瑞典央行奖的背书，都不是我们判断社会科学真理性的可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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