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重建供销社？好好搞真的可以利国利民

　　显然，对于大量中小生产者来说，独立实现差异化品牌营销与自主销售网络建设并不容易，依托一个不以最大化榨取为目的的购销平台，确有必要，但会不会有这样的供销社出现，则大有疑问。

　　一　供销社回潮是舆论的恶意炒作吗？

　　有人推测，炒作供销社回潮，这是某些势力刻意地设置议程，进行意识形态炒作的舆论经营方法，试图炒热话题然后狠批老路；而且，仅仅作为销售门店的供销社网点，毫无帮助中小生产者的价值，连自身生存都大有疑问，何况并没有任何相应的政策宣示。以前发生过类似的状况，炒作过私有制退出、国进民退等议题，结果就是大腕和大V出来，狠批老路，狠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高效率等等，主要套路是：找题材拉高关注度，然后借机做一波宣传。

　　这一次有点意外，网络上出现了荒腔走板的意见，认为需要国家出面建立公营商业体系应对非常事态，可能是沪上防疫期间的恶劣表现，激活了反向的问题意识。

　　不过，在今日中国，如果真搞全国性的供销社，认真贯彻供销社系统的精髓，肯定还是能够出成绩的，其潜在的发展空间是很可观的。而实际上的竞争对手，则是跨国资本垄断的连锁商业，这也给国内大批中小企业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和选择，避免目前这种残酷的最大化榨取。

　　郎咸平反复申说的“产业链阴谋”，就是这个状况，中小企业无力创造自己的品牌和营销渠道，结果被大型连锁商业过度榨取；甚至还由此出现了“二地主”——各种所谓的跨国品牌商——他们更有能力对接大型连锁商业，结果，国内中小企业陷入“两拨地主进行过度收租”的悲惨处境。

　　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国营商业实现了全渠道整合，对接工业生产与消费者，这个模式极大地节约了流通费用，加上国家政策刻意执行“工大于商”，使得整个的价值链分配集中于工厂生产环节，结果形成有利于工业生产与技术扩张的“无工不富”局面。

　　改革开放早期，商业和金融对于实业的相对地位提高，初期是以牺牲工业利润为代价，促成国内商业和金融业繁荣，第三产业兴旺了一阵；后期，转入依附性发展道路之后，是海外的品牌商和连锁商业，获得了对国内中小企业的巨大榨取机会，导致主导权易手和巨幅利润外流。此后，“无工不富”消失了，大量工业企业陷入亏损，还出现过全行业亏损的窘境。

　　二　供销社经营模式有利于保护中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如果认真搞供销社经营模式，哪怕做不到尽善尽美，只要规模够大，形成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也肯定能够从跨国资本手里，抢一些肥肉下来。

　　相对于传统的门店经营模式，目前的网络直销业务算是一个热点方向，资本经营的极端浪费，在物流上的体现也很明显。一端是卖家，另一端是个体消费者，此种营销方式，唯一优点是个体的灵活选择，但一对一直销，肯定会导致过多的单件运输与过度包装，带来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因为在产销之间缺乏起码的整合，无法实现流通的集约化经营与节约，流通成本对最终价格占比过高，相当于消费者支付同等金钱条件下获得的净产品（福利）数量下降，这对于人均资源不足或者不够富裕的群体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大量的废弃包装物变成垃圾也是一种环境危害。

　　所以，流通费用节约，对于大多数不够富裕的消费者群体而言，会带来同等购买力条件下购回净产品的提高。

　　随着中国转入依附性发展道路之后，中小企业的生产过程，就完全受制于跨国资本，并被过度榨取。《棉花帝国》一书虽然不是专门写中国的，但是，描述了一起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兴起和壮大的共时性事件，即中国的纺织与服装行业崛起之后，国际连锁商业和品牌商的市场权力崛起，导致生产性环节的大幅度贬值。这个不难理解——中国的规模过大，显著改变了产品生产与实现诸环节的竞争关系和补偿水平。

　　像所谓的全球品牌“H&M”，实际上自己根本不生产，只制定规格品种以及质量、验收标准，向一大把小工厂下订单，然后对接大的连锁商业，跟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级批发站”职能相当，但多了最大化榨取生产工厂利润的经营目标。这种模式仅有的正面效果是强化了生产工厂的主动质量责任，但生产工厂的利润被最大化榨取，对于生产者维持劳动者稳定和诸生产要素组合的损害，则是永久性的。地主和过高的地租会有害于生产者的良性成长，这在所有时代都是一样的。

　　很显然，没有能力实现品牌差异化营销网络建设的中小生产者，不管是农户还是工业企业，都容易受到渠道商人的过度榨取。因此，中小生产者的良性成长，客观上需要依托一个不那么苛刻的渠道——这一渠道需要发挥某种公共品的功能，提供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服务，还不宜以最大化榨取为经营方向。否则，会带来供给侧的恶性竞争和生产萎缩。而新出现的供销社，能否担负起服务于中小生产者的功能，还有待于观察。

　　三　共同的购销网络是重建供销社的关键

　　如果重建供销社只是运营一些基层门店，却没有大的购销网络支撑，那就啥问题也解决不了，门店自身的生存都会有疑问。如果以供销社为主体，从农产品收购入手，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比例，供销社则有可能发展成为财政支农政策的抓手。甚至，财政可以依托供销社的收购数量，直接进行收购价格补贴，这比目前的按亩下达的补贴，对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更直接和有效，切实做到补贴种粮农民而非有地农民。如此下去，真有可能做到逐步排斥私商，最后达到某种程度的农产品统购统销。

　　如果没有共同的购销网络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会存在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竞争优势和榨取机会，不惟在中国如此。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分析：在1970年代的美国内部，也存在着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化，他把前者称为计划体系，后者称为市场体系，彼此的价格补偿水平大不同，生存机会也完全不一样。

　　依附性道路的结果，是本国中小企业的产能扩张、过度竞争，利润却被海外的品牌商和连锁商业过度榨取。这是“唯生产力论”带来的恶果。把垄断租金与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地位之间是弱关联的关系，即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地位，并不必然能带来垄断租金。然而直接进行实体化绑定，然后迸发各种想当然，现实的结果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作为最大的垄断租金受害者，假如一方面扶持中小企业的扩张（透过压制劳动者和环境补偿水平去降低成本），加大对外输送能力；另一方面又不断鼓吹高技术高附加值，给垄断租金唱赞歌，那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