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高启强，自我奋斗与历史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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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飙》中的高启强这个角色让人喜欢，表面原因很多，比如他虽是黑社会集团头目但从不亲手沾血杀人（这在观感上十分讨喜），比如他虽富甲一方却极尽痴情“一生只爱一个人”，比如他气质雍雅、谈吐纤细、一幅慈贾儒商做派……

　　不过这些都不是关键，观众为之共鸣，还是在于他的阶级晋升过程。

　　「如果勤劳真的可以致富，那么工人和农民应该是这个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群」，然而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这也是高启强可以“俘获人心”的深层缘由。

　　高启强并不是《征服》里的刘华强那般杀人不眨眼的带有街头恶棍气质的蛮夫，他在走出旧厂街之前，其骨子里是和普罗百姓一样深深遵守着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

　　国企工厂覆灭、市场经济野蛮人一统江湖、末代工人阶级家庭的贫苦出身，这些都让高启强深知世纪之交时代浪潮下的「社会纪律」其不可撼动性，身处最底层的他本意也并没有去挑战这种格局的意愿、胆量和心气，更不愿意去伤害任何人。

　　但是最终证明，不去刺杀这种纪律，不去成为一个破坏纪律的坏人，高启强非但不能“勤劳致富”，他甚至连在菜市场里勤劳工作的资格都保不住。

　　当土壤已经烂透，旁生枝节、恶果结出，这也是很难去谴责的。

　　犯罪从不是孤立的，而必然是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而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刑事犯罪随着我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变革和社会治安情况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1950年全国发生刑事案件共51万起，按当时全国5.5亿人口计算，立案率为0.93‰；1952年比1950年下降50%以上，立案率只有0.42‰

　　1955年为0.37‰，1956年为0.28‰，总体呈现出急剧下降的态势。

　　在此期间，犯罪主要发生于国民党残存余孽在边缘地带纠集土匪所致，每年平均发生刑事案件29万起，立案率为0.415‰。

　　能够快速把犯罪减少到如此令人惊奇的程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谓创造了世界奇迹。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1957-1965年)。

　　这一时期的犯罪形势呈现出起伏态势，刑事案件立案率1959年为0.298‰，1960年为0.32‰，1961年为0.64‰，1964年为0.35‰，1965年为0.33‰，1966年0.24‰。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由于假麻子横行、Red二代破坏革命行为猖獗（此处不赘，已说过多次）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是1966-1968年）社会秩序大乱，刑事犯罪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