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计划经济背后的政治观

　　并没有人叫嚷“恢复计划经济”，倒是多年来有不计其数的声音在日日夜夜的诋毁、泼污、谣化、抹黑计划经济，以及那段我们曾经走过的辉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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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经济”作为一个正式的经济概念，出自于列宁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

　　在计划经济下，三个传统的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都是由政府决定（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财团与政府结合的形式，又被称“国家资本主义”）。

　　2022年的疫中上海——或者说，一直以来的上海，能不能代表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讨论的必要和价值。

　　计划经济除了在生产环节体现“定量”（对比市场经济追求“过剩”），更在分配环节体现党政机关对全民意志的集中代表性、基层党组织的强大行动力，这才能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生产关系不变色，从而抑制贫富差距和供给失衡。

　　像毛主席说的：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而上半年疫情中的上海，其上述“三个方面”显然都不符合计划经济的特点。

　　不论是无组织的抢食、“团长”垄断式作业，还是上海城内贫富阶层之间差距骇人的供给规模，都带有鲜明的丛林色彩，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还有一股旧时“双轨制”的味道。

　　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反面。

　　上图中的“投机倒把活动”，曾是新中国施行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拦路虎，与它的斗争曾直接决定了建国建政的平稳实现。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当时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即在反动金融家的策划下发生了四次物价暴涨，其中上海物价上涨二十倍，尤为暴动。

　　上海市人民政府其时规定以人民币为唯一货币，禁止黄金、银元、美钞流通买卖，但资产阶级反动派无视法令而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拒用人民币，并进行黄金、银元投机倒把活动。

　　十天内，上海金银价上涨两倍左右，严重影响了市场物价和人民币的地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陈云的领导下，火速查封了从事投机活动的证券交易大楼、逮捕法办了金银投机倒把分子。

　　这就是著名的“上海银元之战”，也是陈云个人最功勋卓著的财政战绩之一，奠定了其建国后在党内的地位。

　　“银元之战”结束后，反动派又进行了粮食、棉纱、煤炭等民生物资的投机倒把活动，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国民党特务曾说：

　　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米面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彼时，党中央将此视为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米棉炭之战”，统一部署从各地调运大量粮食、棉布、棉纱、煤炭等物资，于1949年11月25日大量抛售，使涨风几天内迅速平息。

　　到1950年夏，全国物价趋于稳定，结束了连续十多年物价暴涨的局面。人民政府一举赢得全国民众的信任。

　　当时的那场斗争，毛主席曾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然而近半个世纪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1997年，《刑法》正式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十一年后“投机倒把条例”也被取消。

　　投机倒把罪的被抹去，促成了各行各业的“自由”——而自由，往往就意味了差距的扩大与寡头的诞生。

　　大的框架内有大寡头，比如那些首富们；小的框架内也有小寡头，比如现在正在上海欺压上海市民的某些“团长”、“站长”、“群主”们。

　　根源都是投机倒把，都是私有制的复活。

　　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不论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还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角度，公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

　　就以最简单的人口来看——吃饱饭、幸福感、对生活的未来预期高，总归是可以被人口反映的吧？

　　计划经济时代：1950年人口55196万人，1975年92420万人，1979年97542万人。

　　市场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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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由感叹，“一大二公”、“社会办企业”、“企业社会化”、“全民所有制”…这些让新中国一步步强大崛起的历史产物，竟然就能在今天被很多人明目张胆得公然污名化，共和国前三十年走过的路，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如“前科”一般“羞于提起”……

　　说数典忘祖都是轻的，想抹粉褪色恐怕才是真的。

　　看这张图片，1967年广州市举办的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再看这张图片，1973年广州市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有提出：

　　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主席的讲话充分表明了两种态度：① 新中国将坚持对外贸易，但必须严加管控；② 国内国外两种矛盾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从事实来看会直接影响中国外交与贸易的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这四个字让中国人自1840年之后足足阔别了一百年。

　　可以一探究竟：在那些被现代经济学人们唾弃的制度落地以前，国民党留给共产党和四亿国民的是什么？

　　那是一个工业规模连比利时都比不上的旧中国，一个从东北到东南、从蒙古到西藏几乎实质主权沦丧近半的「伪国」。

　　而二十七年之后，毛主席留给八亿国民（光是人口翻番这一点涵盖的东西就太多了）的，是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

　　所谓的“计划经济＝闭关锁国”，可以看到：“锁国”近三十年之后，中国与大半个世界实现外交关系建立、尤其是成为第三世界领袖；“计划经济”近三十年之后，国库里留下5000亿斤战备粮、500万吨棉花、1280万盎司黄金储备，同时还能支援国外逾300亿美元，并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

　　早在1933年，年仅不惑的毛主席就曾认为：

　　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但依旧有人叫嚣「前三十年」毫无经济成就可言。

　　原因很简单：经济成就分配给了谁，经济制度又改造了谁——前者必然拥护，后者必然痛恨。

　　正如一年后，1934年时毛主席提出：

　　我们的经济政策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竭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此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的原国民党第60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奔赴朝鲜第一、二、三、四次战役。

　　其中第三次战役，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然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汉城！

　　为什么同一拨人可以脱胎换骨？

　　因为共产党不但承诺“缴枪不杀”，还给他们分了土地、发了钱票、盖了房子。

　　新中国，让他们从孤魂野鬼的流民变成了铁骨铮铮的人民。

　　在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中有载，在国民党治下时期，“老百姓”一词曾为国军军官的骂人词汇。

　　王鼎钧认为：

　　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就是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老百姓’为耻。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拿什么去打共军呢？共军的背后全是群众，你永远打不完。而国军的背后只有皮鞭！和一座座竖着蒋委员长头像的临时军法处！

　　在黑泽明执导的日本经典电影《七武士》中，极度鄙视农民的武士精英阶层曾这样说：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

　　可是黑泽明依然在电影中说清了谁让农民变成这个模样：

　　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以国民党时期良田肥沃、买办云集的江苏为例。

　　根据《苏南土地改革文献》例外，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党组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

　　被这些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

　　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

　　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

　　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

　　松江朱行乡著名的大地主薛士元，一个人就杀了14条人命；常熟大地主赵培之，更是一个人杀了59人，家中屠刀号称“三晌一钝、三天一换”。

　　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地主逼致死的就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溺死小孩的1245户。

　　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被烧2295间，妇女被奸47人。

　　除了苏南，苏北亦然。

　　根据苏北地区土改工作者40年代的调查：

　　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睏过，然后可以同房。

　　“初夜权”，为一种极端封建男权压迫的产物，在地主阶级的统治范围内更是沦为“惯例”。

　　当时苏北的“初夜之祸”，主要即发生在主佃之间。

　　仪征学者刘师培曾指出：

　　禾麦初熟，则田主向农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

　　1942年4月，苏北新四军领导人邓子恢也揭露：

　　贵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包括可以自由奸淫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权利！

　　更有记载，许多地主在获得被霸占女子的初夜权后，还长期占佃户之妻女，不予归还。

　　泗沭县裴圩地主周继叔家的雇工朱尚队，积蓄多年替弟娶媳，却在入门头晚被周奸占，后被周长期霸作“小婆子”。

　　宿迁北部窑湾区王楼乡著名的大地主马知非（又名马如元），有地60余顷、佃户200余家、“小婆子”逾30人，46岁时却还要霸占佃户孙广礼17岁的女儿。

　　在孙氏嫁果场张姓的当晚，马知非令人强行用花轿把孙氏抬到家中，后长期予以霸占。

　　同时，地主厌腻了佃户的妻女后，又可随时抛弃、不负担任何粮食给养。

　　比如沭阳曙红区崔沟村崔家庄的大地主丁杰三，家有80顷地，曾将佃户王春保的女儿霸占一年多，致其怀孕后便抛弃；另一佃户黄德安一个15岁的妹妹，也被丁霸占年余后抛弃………

　　血债累累的结果是什么？

　　正是毛主席怒言：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1948年11月，当战神粟裕指挥的华野第7、第10、第11纵队进攻徐州、掀起淮海战役高潮时，苏北地区的妇女老农们争着给解放军织军鞋、缝棉衣、打粮草、援前线……

　　“共产党来了，我们有救了！”

　　从淮海到朝鲜，当这那些国民党不可能给予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被真切赋予时，面对纵使更加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面对自己和家人可能失去共产党给予的阶级回报的危险……跨过鸭绿江，无人不雄赳赳气昂昂。

　　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不论是身在大陆的杜聿明们，还是孤悬孤岛的蒋介石们，都开始从不同角度重新反思三年对共战争失败的原因，并均从两个方向开始审视台岛所谓“反攻大陆”到底有多少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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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建国后主席曾在党内组织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主席的读书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始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

　　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除此之外，著名的学者约瑟夫·伊谢里克还曾特别提醒过全世界的读者，请人们一定注意毛主席1959年12月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作的评论：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经济上的公有制，首先需要实现并保证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

　　新中国在经济层面的辉煌成就，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效率反映，绝非后世精心谣纂的强烈对立。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报道，对1978年以前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

　　结果发现：1966年至1976年的“大民主中国”，其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1967、19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递增16.9%，1970年增19.4%），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金融时报》还评价道：

　　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中国。

　　1976年与1966年时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

　　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

　　评史修书时千万不要忘了那句口号：

　　抓革命，促生产。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也有过研究：

　　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

　　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二十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连大跃进的所谓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仍然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依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便会被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辩护。

　　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这个现代工业的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做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莫里斯·迈斯纳这番话宛如撕下一些游众的画皮，直揭历史演变的本质。

　　用江苏省委宣传部前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国际版编辑贾静，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话同样直观：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这些“后来者”们往往不愿意看到的是，即便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表述也是：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亿2千万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亿零500多万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时中国的棉纱跃居世界第一，原煤跃居世界第二位，钢产量跃居世界第四位，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一跃为第八位，粮、肉类、食物油产量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棉花跃居世界第三位。

　　根据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建国后短短三十年时间，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煤炭由4293万吨增至6.2万万吨，钢铁由97.8万吨增至3803万吨，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水泥由141万吨增至7986万吨，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棉纱由32.7万吨增至293万吨，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自行车有0增至1302万辆，汽车由0增至23.2万辆，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手扶拖拉机由0增至21.8万台，铁路机车由0增至512台，化纤从0到45万吨，电视机从0到249.2万台，缝纫机从0到768万台，手表从0到2212万只，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7万吨，油料由297.2万吨增长到769.1万吨，糖由24.2万吨增长到257万吨，茶叶由4.1万吨增长到30.4万吨，生猪由6002万头增长到9524.6万头，水产品由44.8万吨增长到449.7万吨。

　　至70年代末，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446亿元，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15.1倍，年均增长9.4%。

　　其中，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增加到1627亿元，增长12.8倍，年均增长4.4%；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4992亿元，增长45.2倍，年均增长13.2%；国民收入由358亿元增加到3660亿元，增长了7.9倍，年均增长7.3%9（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

　　注意，这些还是在当时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所取得的成绩。

　　要看到，新中国长期被迫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准抵御战争”状态中，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1949—1953），东山岛之战（1953），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一江山岛之战（1955），炮击金门（1958），西藏平叛（1959），中印边界保卫战（1959—1962），中缅边界作战（1960），援越抗美（1965—1972），百万苏军压境中的苏边界之战（1969），对美国和台湾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中越西沙海战（1974），以及数次遭到核打击威胁和经济援助“第三世界”等战事。

　　这些战争迫使新中国耗费了超过300亿美元代价。

　　另外还有国内剿匪，国民党时期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各大山头土匪一直没有被清缴，但新中国花了十三年时间才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

　　事实上，毛主席去世之前中国的真实经济总量增长，远远要比官方统计数据高得多。

　　在市场经济下需要纳入的劳动力成本，新中国的经济概念里根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当年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修建的大型水库、高原公路、万里铁路在劳动力成本的统计中完全为零。

　　记工分的年代，人们不知道什么“GDP”，只知道“为人民服务”。

　　以水利而论，在记工分的毛主席时代，水利建设和农业灌溉革命都是不计入“GDP”的。

　　然而从成就看，前三十年水利工程靠国家投入完成体积1083亿m³，靠群众记工分完成体积2527亿m³，总计3610亿m³（见苏拉密《制度性干旱》）——相当于几座今天的三峡，请“经济学家”去算吧。

　　1979年“五五计划”结束时，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

　　新中国当时拥有1/4的世界人口，而水力资源仅占世界的6%，且大部分还是西部高原及山脉这些人迹罕见的地方，却做到这样的成就——这些，都是不计入GDP的

　　至于两弹一星、核潜艇、开山修桥造路，这些又都计入GDP了吗？

　　4

　　我们常说“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

　　中国文明传统的世界观在我看来有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为政治秩序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

　　与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国的世界观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国家，达到与“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所高呼的、几乎是与传统儒纲大逆相悖的“人民万岁！”

　　“人民万岁”成为了新中国的高频词汇，这是毛泽东式的群众路线再一度压制官僚政治的显性体现。

　　何为官僚政治？

　　“克明竣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致“协和万邦”的词句都曾被增饰为“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唐虞三代的“无中生有”的“盛世”变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大口实，而由“明君、贤臣、顺民”结合成的政治理想图案亦始终在被宣扬和憧憬着。

　　然而，这样“好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形态，严格而论仍应当只有站在统治地位或站在助力统治阶级层面的人，才会特别欣赏——至于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一般民士，自然是急需被解放的。

　　从反向角度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的出炉和稳固，也就不难意会。

　　俄皇卡萨林就颇懂得中国孔子的教义，有一次就对莫斯科的总督说：

　　当我们的农民要教育的日子到来时，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五十六年前运动伊始，毛主席在批评工作组时就有反复指出：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反动路线”其要害就是镇压群众。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人看来，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割裂了人民，权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私家相受、门阀封建的世袭代际，都是共产党人的对立面。

　　早在1912年，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青年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

　　这就集中表现为底层百姓不相信国家法律和政策，因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是法律是违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根据这样的观点，青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岁的毛泽东写下了宏伟呐喊：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这样的雄心，与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的呼吁何其相似。

　　只有他是不变的。

　　如哲学家南怀瑾所言：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

　　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

　　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把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改造为平等社会，他把一个腐败丛生的社会，改造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曾提出：

　　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而这正是“工业革命”不发生于中国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则在青年时期就已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一群体极容易对外投降卖国；又由于官僚阶层的封建性，这一群体也极容易对内形成家族垄断、门阀世袭。

　　这些，主席为之战斗抗争了几近一生。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阶层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并对其大动手术刀的，并非毛泽东，而是雍正。

　　雍正曾发动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官吏子女家族继承权力、分封垄断的现象。

　　但是，出身皇权体系的雍正其改革与新政注定失败。

　　从盛清至晚清，经过戊戌政变，一向囿于“君臣之义”“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康有为《公车上书》中语)，企图“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须被放弃的事实，终究不可逆。

　　进入20世纪，是毛泽东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从这个角度回视，我们又可以重新评价一番那些当代经济学家们的愤懑——我们为什么要搞计划经济、为什么要搞全民所有制、为什么日防夜防农村的“包产到户”？

　　1965年5月，井冈山上，毛主席死死抓住张平化的手：

　　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话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呐！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

　　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当时听得眼含热泪，大声回答：“主席，我懂了！”

　　送走了张平化，毛主席又召集汪东兴、王卓超、刘俊秀到115房间谈话：

　　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心情格外激动。回想创建第一块根据地，许多革命志士、英才良将牺牲了生命，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牺牲时都是二十几岁呀！

　　他吸着烟，望着窗外：

　　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这和我们在井冈山时提倡的东西不一样了……

　　

　　5

　　1949年秋后，当共产党成功走上高台，依旧能够不忘「人民参与管理」即后来《十六条》中“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的人，已然愈来愈少。

　　建国后，在地位平步青云的各民主党派之间，曾翻涌起“走西方议会制选举”的呼声。甚至，有人以此来模糊化毛主席的民主概念，妄图绑架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以实现西式议会制度。

　　对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为所动，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刚刚武装解放的中国大地上，旧日的资产阶级文化势力、经济势力、教育势力依旧能量庞大。

　　对比工人和农民，他们优势明显；对于新政权，他们更是虎视眈眈。

　　因此，走西式议会制民主只会产生一个结果：千万工农阶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必然拱手相让于这些“旧贵族”。

　　同时，这些旧贵族的卷土重来也必然会带动共产党党内一些同志的意志腐化、趋近靠拢，最终使得党一步步脱离群众、站在工农阶级的对立面。

　　这是让毛主席夜不能寐、苦苦思索“革命如何不止、民主如何不断”的最艰巨困题。

　　所以我们看到，1966年的《十六条》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笔锋直批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誓要揭露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呼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在毛主席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上海人民建立起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又在毛主席的亲自建议下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尝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苏联修正主义逐步走向垄断式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内资本复辟、官僚权贵做大）而日渐消沉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绽放出了一抹光芒，告诉世人：无产阶级革命仍然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存在着。

　　也正呼应了1956年毛主席给出的一个深刻的指示：

　　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

　　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

　　所谓的“社会制度彻底变化”，就是指人民群众拿起被垄断和剥夺的权力，真正意义上得实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建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至于如何保证这一群众模式的效益，唯有那坚不可摧的四个字：继续革命。

　　革命者，有可能蜕变为反革命者；

　　解放派，亦有可能蜕变为当权派。

　　因此，回答黄炎培“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的问题，本质就是回答“什么是革命”的问题。

　　需明晰什么是革命，才能笃定革命为了谁，以及革命的成果如何捍卫的历史性囿局。

　　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各级政权自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都建立人民革命委员会，可谓江山一片红、战歌四处升。

　　毛主席在听到上海夺权成功的消息后，曾经高兴的说：

　　这样好，以前是解放军解放人民，现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解放军从旁协助。

　　行尽帝王将相伟业，却革尽帝王将相之命。

　　新中国，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

　　历史周期率的周而复始，阶级斗争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兴亡宿命——这是新中国之「新」永远的敌人。

　　6

　　根据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仅1951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就达到19.55亿美元，超过建国前的最高年份1928年的15.33亿美元。

　　1952—195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比例指数为161.8%，进口额增长比例指数为133.3%，出口额增长比例指数为201.1%。

　　在八大召开之前、也是三大改造完成之前的1950—1956年，中国的年出口递增率达到17%，出口额由5.5亿美元上升到16.5亿美元，进口额从5.8亿美元上升到15.6亿美元，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一开始单一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向多元化转变。

　　在国家统制为主的对外贸易过程中，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国家提出在“独立自主，集中统一”的外贸总原则下采取灵活多样的外贸方式。

　　根据“独立自主”的指示精神，1950年7月，贸易部召开全国进出口会议，研究我国外贸方式和渠道，划分国营和私营的范围。

　　会议决定国家除经营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采用“国际贸易研究会”、“同业公会专业小组”、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采用“国际贸易研究会”、“同业公会专业小组”、“联合经营”三种方式，把进出口商品统一协调领导起来。

　　这种国家和私人互相补充、公私兼营的外贸方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些灵活多样的外贸形式和方法为日后新中国进一步扩大与各国经贸往来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在外贸部和广东省政府的双重领导下，以中国贸促会名义主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

　　这是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广交会的“试验田”。

　　由于办得非常成功，展览会结束后，决定暂不撤出展品，继续开放参观。

　　1957年4月25日，由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从此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行，广交会也登上了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

　　历史是不容篡改和曲解的：从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的与会人士就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接触开始，至1957年，短短五年周期中国就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并同其中2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每年都派出一些代表团前往这些国家参观、考察，且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和设备。

　　进入60年代，我国更是把对外学习和进行经济交流的重点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196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从日本引进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维尼纶成套设备。

　　此后，我们又从英、法、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和机械等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共84项。

　　正如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

　　既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向他们各方面的长处学习。

　　计划经济，真的如某些人抹黑得那般不堪吗？

　　哪怕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经历过运动初期部分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破坏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也迅速回温。

　　1972年2月初，毛主席审阅同意了国家计委总价值达到43亿美元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是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当年就批准进口了14套化纤、化肥以及1.7米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

　　1974年11月6日，毛主席在听取先念同志关于国民经济情况汇报时，明确指出：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是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5年2月10日，仍然是毛主席审定批准了《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包括附件《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至于赫赫有名的四三方案，我想更不用再多语。

　　跋

　　什么是政治？政治不仅仅是经济，而是经济力量的集中。

　　踩踏计划经济？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理解——或是也许正因为深刻理解，故而深深恐惧计划经济背后的政治观与社会形态。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冬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