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是搭便车行为使得农业合作化难以为继吗？
导 语
说起改革开放之前的合作化运动，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吃大锅饭和效率低下，主流经济学家也提出各种理论来证明合作化的不合理性。然而合作化真的像主流叙事说的一样，是一个固化的从上至下的结构吗？个体理性选择与集体公共利益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吗？农村结构与农业管理是否给合作化中的“搭便车”现象带来不同的可能性？
本文是食物天地人内部讨论的对话整理稿，讨论中涉及了这些重要争论，老田也对经济学家关于集体经济的理论提出了反证。
东格
老田，您怎么看待合作化？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合作化运动？很多人都持批判态度，比如认为由于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农村所有制形式单一、公有化程度过高、农民的剩余索取权和自由退出权被剥夺、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受限，导致供给决定分配的局面，缺乏有效的农业资源配置的机制和劳动者的奖励机制等等。我很想反驳，但是又无从表达。想听听您的想法。
老田
合作化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跟农业发展的内在关系在于：家庭耕作与集体耕作在土地生产率的挖掘水平、耕作过程的规模效益（成本节约、分工效率、学习成本与投资上限）方面存在差异，这是根本性的方面；而为了实现对家庭规模耕作之上的潜在生产率挖掘，管理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中介要素。那么，在农民和农村传统中间，有效的管理结构如何确立和运作，是否如同主流经济学所言，有效的管理绝对不可能？
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关键层次，是合作化能够挖掘多少家庭耕作难于实现的潜在生产率，第二个关键层次是实现潜在生产率的管理结构问题。
以前，社会学中间，经常争论行动者与结构关系问题，行动者——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个体，他行为或者做选择的依据，出于自己的意志（偏好、利益或者其他），还是受到外在的结构制约？
后来安东尼·吉登斯做了个归纳，说一个人总是处于具体的结构约束之下，但或多或少会有一个自由选择或者偏离的空间，在大量行动者长期和系列的偏离选择之后，会对外在的结构（规章制度或者法律等）进行创造性修改。这样，行动者与结构的关系，就是一个能动的互动关系，个体不会被绝对约束住，虽则个体行动的空间总是在给定的结构约束之下，但结构本身并不完全固定。
对照这个认识，林毅夫等人设计的解释框架是一个绝对化的框架——似乎个体及其（有利的）行动结构是不变的，存在着某种不变的本质约束，无法超越。他这个解释框架设计合理的一面是：人不会被外在的结构彻底约束住，总是会寻找自利的机会主义空间。然后，林毅夫给出了一种固定的解释：干部会选择较低的监督水平而社员选择较低的劳动投入。这个解释框架的意涵是：最后被固定下来的行动结构仅仅是机会主义造就的，个体锁定于机会主义选择，而机会主义潮流本身会形成新的结构，这个新结构还是不变的和不可调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