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又临高考，也谈“山河四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西莫斯可汗曾有研究：

　　90%的哈佛学生来自的家庭，收入高于55000美元的国民收入中位数，而且哈佛的招生办主任定义的哈佛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介于110000 美元和200000美元之间的。

　　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一份关于十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的取样里，收入在全国水平位居下游的学生家庭占全体学生的百分比大致保持稳定，大约 10%。

　　与此同时，收入水平位居上游的百分比扶摇直上，从三分之一多一点到整整一半……如果这个取样扩展到前150位的大学，位居下游的只占全部学生的 3%。

　　我们好像可以用“优秀”这个词为个体卸下社会纽带和身份的陈旧包袱，替之以个人性格特点——勤奋、守纪、具有天分和其他可以脱离社会生活来衡量的人力资本。但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显然会导致不合实际的结果。

　　粗略浏览一下圣保罗精英中学，毫无疑问，这所精英学校是特权在握的年轻人们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三分之二的学生家庭能为孩子上高中支付每年40000美元以上的费用，圣保罗毕业的学生最有希望去的学校是哈佛，接着是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和斯坦福……这些院校对圣保罗学生的录取率是全国平均值的三倍以上。

　　近年来，圣保罗 30%的毕业生都去了常春藤盟校，大约80%的学生在美国前三十的大学和文理学院深造。学校每年超过80000美元的学生平均支出，几乎是大多数高中的十倍。

　　圣保罗中学收到的捐款也在美国所有院校中排第一(大约每个学生一百万美元)。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所学校都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关注。近年来，学校的内务相继登上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头版，甚至是像《VOGUE》这样的全国性杂志。

　　大多数美国人想要去相信这样的一个美国式故事：我们想要相信，无论在新闻和报纸里目睹了多少不公现象和骇人事情，我们的世界从根本上公平了。

　　拥有这样的希望，实际上很有可能是精英和大众的共同点之一。然而，这份共同愿望很快会变成痴人说梦！

　　2017 年，经济学家拉杰·切蒂和他的合作者也有研究发现，来自收人高居金字塔顶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人超出630000美元的家庭，与那些年收入30000美元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类型家庭的孩子人读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比后一类型高出77倍之多。

　　这项研究还做了一个统计，研究者在样本中纳入了共计三十八所精英院校，包括科尔比学院和巴克内尔大学这样的地方，结果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这些大学，来自收人居前 1%的家庭的学生，其人数之多超过了来自落在后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00 美元的家庭)的学生总数；在科罗拉多学院，这一比率甚至已经高于2∶1；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经突破了 3.5∶1。

　　还可以再换一种比较方法，看看全美超级富豪的大学目的地，不平等会有更加尖锐的呈现。

　　切蒂的研究报告亦有揭示，统计收入在顶尖0.1%家庭的学生，他们就读于精英大学的比例为40%，这一百分比同出身穷人家的孩子读大学的比例是相同的——只不过，后者要把所有的大学包括在内，无论是四年制还是两年制。

　　不论是古典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还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恩格斯，都曾就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竞争给出过尖锐分析，斯密认为：

　　人与人之间天赋的差别，实际上比我们知道的要少得多。与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效果相比，那些将人分配到不同职业的天赋差别显得微不足道。两个迥异角色之间的区别，譬如说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道搬运工，似乎并不来自于天赋，而是来自于习惯、风俗和教育。

　　相比于此，恩格斯的评论则更为直白：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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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河南省的“滑档”风波惊煞众人，而关于“山河四省”的怨言或自嘲更是持久弥散在中文互联网的争论池。

　　先看下面这张图，大学学历人口占全省人口之比。

　　山东省排名全国第19位，河北省排名第24位，河南省排名第27位。山西看似高居第8，但实际主要得益于其总人口的并不庞大（约3400万人）。

　　以山河四省中的典型代表河南省为例，根据2021年出炉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河南省的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1167万，在全国排第4位，这样的总数已接近省会郑州的常住人口数量，和比利时、古巴、瑞典、葡萄牙等国家的人口。

　　但是，相比于河南全省超过一亿的恐怖常住人口规模，河南高学历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1.81%，在全国属于绝对倒数的水平。

　　然而，河南全省竟然一个985高校都没有被划列，211高校也只有1个（郑州大学）；纵观整个山河四省也只有2所985和4所211（其中河北工业大学还在天津，这早就成了一个梗......）

　　作为对比，6600万人口的湖南省有4所211（其中3个为985），5600万人口的湖北省有7所211（其中2个为985），8070万人口的江苏省有11所211（其中2个为985）。

　　就连过去许多年在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上与河南十分相似的近邻安徽省，都有3所211（其中1个为985）。

　　更不要提，最让人愤懑到无以言说的：

　　1500万人口的天津市有4所211（其中2个为985），2400万人口的上海市有10所211（其中4个为985），2300万人口的北京市有26所211（其中8个为985）……

　　可以这么说，许多省市的孩子从小立志要在家乡“出人头地”，而山河四省、尤其是河南的孩子却是从小立志离开故土、考入别人的家乡……

　　而更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是：纵使你我距离罗马的距离已有差距，但你我通往罗马的路径居然也有分别……

　　我斗胆吐槽一句暴论：中国的「户口」，某种程度上与印度的「种姓」难道真的有区别吗？

　　我之前在评论“小镇做题家”的文章里有说：如果可以，试问谁又愿意去当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呢？谁不想脱离“小镇”呢，谁又喜欢“做题”呢？

　　更进一步的追问：所谓“谁不想脱离‘小镇’呢”，事实上“小镇”本身是很美好的，在每个人的心中，家乡都是最美丽、最令人眷恋、完全不需要谋求“脱离”的。

　　但是，在私有制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小镇在贫富差距和阶级鸿沟的现实面前，便成了被抛弃的边缘地带。

　　不论实际还是舆论，小镇（和小镇里的人）在大城市（和大城市里的人）的面前就成了低人一等的下阶位。

　　所以探讨“小镇做题家”就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将“小镇”和“做题”这两个原本美好的东西（美丽家乡和获取知识）都异化、污化、奴隶化了。

　　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不比发达省市，作为一脉相承的基础教育、乃至基础素质教育，亦是同样。

　　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获奖最多的省份，首先是湖南，其次是湖北，然后就是北京与上海——如河南这般拥有数量惊人的基础教育人口，但历年奥赛奖牌总数只能排在全国10位上下。

　　做题游戏式的奥林匹克比赛这东西有没有卵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其关乎小镇做题家的制度评析，此前已议），但可以看出的是：山河四省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已经远远落后于教育发达省市，尤其在资源分配层面。

　　还是以河南为例，我可以把同一代的研究样本追溯到历史深处，拿2005年前后的河南省小学教育资源数据作为参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5年全国小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北京市4811元，上海市7958元，河南省757元；

　　2005年全国小学生人均基建教育经费：北京市203.42元，上海市170.56元，河南省18.5元；

　　2005年全国小学生人均校舍建筑面积：北京市10.37㎡，上海市7.18㎡，河南省4.54㎡；

　　2005年全国小学生教职工师生比（理解为：平均一个教职工管几个孩子）：北京市8.1人，上海市10.8人，河南省1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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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科尔曼曾经在对教育不平等的各种表现的表述中有过这样的总结：

　　教育机会均等应该等于教育资源投入均等+教育资源对学生成就产生的效力均等+教育产出的均等。完全的机会均等，只有当全部差别性校外影响消失时才能实现。由于存在着差别性校外影响，机会均等只能是一种接近，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

　　格瑞赛伊更是有过一句看似平和、但极为辛辣的论点：

　　所谓“公平”概念，只有在服从于集中解释时才有效。

　　说白了就是：对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搞多重标准，这注定与「公平」无缘。

　　这个痛点的另一面就是：山河四省的人们世世代代永远在提供苦力、奉献资源——山西负责煤，山东负责菜，河北负责铁......

　　哦不，河北要负责的可能一直远超大家想象......

　　至于河南更是不必多说，担起了全国最重的粮食任务。

　　建国之初在布局国民经济战略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中有八成都落在北方，其中仅东北三省就占了超过三分之一（54个），由于资源丰富又有大型重工业基础，东北在改革开放之前（准确的说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这个我之前分析过）占尽了时代风头。

　　河南省当时看似也分到10个重大项目，但绝大多数都落户于洛阳市，辐射全省效益几乎为零，这使得河南始终未能如东北那般成为桥头堡式的地域，“人多但工业基础薄弱”的痛点一直未能解决。

　　时至今日，河南全省耕地面积占比高达47.46%，仅次于山东（48.86%），但总面积（792.64亿公顷）要多于山东（751.53亿公顷），仅次于黑龙江。

　　作为全国夏粮第一大省，河南也是国家极为重要的粮食储备中心，战略意义重大，其主粮自给率（151%）远高于山东（88%），是国内仅有的五个粮食净输出省之一（另四个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

　　这或许就是十年前央视颐指气使又傲慢无礼地鞭笞河南“不该扩建大学城”的所谓理由吧。

　　与教育问题连带的就是地域产业升级问题。

　　至2018年，全国共有国家级开发区552家，省级1991家，其中河南省分别有19家和131家，相比起江苏（71家和103家）、山东（37家和136家），河南的经济开发区在数量上看似不少，但级别却远远不够。

　　河南各地在招商引资时，能吸引到的国家或民间资本、技术密集型高端项目相对较少，这又反过来导致当地的产业升级迟滞、城镇规划落后、人才流入乏力、人才出走难阻等一系列弊病。

　　以著名代工厂富士康为例，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号称省会郑州“最好的企业”，但富士康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严重阻碍了郑州的产业升级，产值虽然很大、效益也不错，却全靠堆人。

　　富士康发展得越好，对郑州的不利影响就越深。

　　然而，郑州却又离不开富士康在贡献税收和吸纳就业两个维度的“脱困”。客观来说，如果没有富士康，郑州绝对不可能在前两年跨入“万亿俱乐部”。

　　这就是死循环。

　　种地也好，给私企当一个流水线螺丝钉也罢，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都不可能改变命运、更遑论改变家乡。

　　小镇做题家制度的弊病我已写过太多，但是在本身很难扭正船头航向的环境中，做题家与做题家之间却也境遇如云泥之别，这就异常让人绝望。

　　同是省会和人口大市，郑州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可能还比不上武汉一个东湖高新区；往下看，安徽省会合肥这两年又在科技赛道快马加鞭（特别是合肥的高铁大动脉，近年来直接对冲了郑州曾经的中原交通枢纽优势），可谓形势催人紧。

　　省会如此，整个河南呢？整个山河四省呢？

　　2021年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仅为8000家，河北不到9000家，山东不到1.5万家，山西最“惨不忍睹”，仅3000出头——南方的广东一省便是山河四省总和的三倍有余（超过60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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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某国内知名教育机构公布了对当时全国近十年来的40位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调查。

　　结果显示：高考状元85%出自城市家庭。

　　根据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3400余名的本科新生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9.3%——也就是说农村以及贫困地区今年只有656人被清华录取。

　　这些农村生源中，还包括大部分“特殊照顾的学生”，比如国家专项、自强计划、专项领域特长生等。

　　据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普通本科新生共2872人，其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6.3%，这些生源中同样包括大量国家政策照顾的学生。

　　2016年，香港科技大学公布了对北京市高校的一轮“首都大学生追踪调查”，初步发现：教育的社会分层机制，可能早在高考前已经启动。

　　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者对于家庭背景在这一分层过程中的影响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其受访者为在北京读大学的 06、08 级共4771位本科生，他们的学校被划分为精英大学（北大、清华和人大）、211大学（除上述三所）和非211大学三类。

　　为期五年的调查（2009-2013）包含了详细的学生家庭情况与入学前后经历。

　　从数据本身就已能够看到家庭背景的重要影响，比如精英大学的学生中，30%自评来由中上或上等经济地位的家庭，而该比例在211大学和非211大学分别只有18.6%和14.6%。

　　但精英大学里来自农村或乡镇的学生比例仅为19.2%，而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大学里该比例则分别为31%和32.8%。

　　高中类型上的分野更明显，精英大学里近80%的学生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16%来自市县级重点中学；而在非211大学里，来自上述两种重点中学的比例分别只有39.4%和38.5%。

　　数据还进一步显示，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的学生比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高10.1倍、进入211大学的几率高5.7倍；县市级重点中学学生进入两类大学的几率则比非重点中学学生分别高2.4倍和2.1倍。

　　同时，加分优惠政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享受了优惠政策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和211大学的几率比没有优惠的学生分别高7倍和1.5倍。

　　至于家庭背景对于高考分数和优惠政策的获得有没有影响，这个答案显然无需多议，来自收入中上及上等家庭的学生高考成绩明显高于收入中等及以下家庭的学生，前者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也比后者高47.2%。

　　另外，「家庭居住地」在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和北京的学生，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相比农村或小城镇的学生分别要高出35.8%、123.4%和151.6%。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下，正如布迪厄的经典分析所言：

　　家庭背景仍然发挥着「阶级再生产」的作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也曾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结果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0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也有显示：农村生源只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曾提出过一个“木桶原理”，认为：

　　整个社会中最脆弱的环节就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温饱的边缘，如果阶层流动受限使得这个群体通过正常渠道改变生活现状的希望破灭，他们可能会萌生从根本上颠覆整个社会的想法，届时经济社会将不能够正常运行，发展也将陷入停滞或倒退。

　　在“洋葱头”一般的社会阶层结构下，阶层固化潜滋暗长，使各阶层之间流动缓慢甚至停滞，呈现“出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的特征。

　　碎片化，是指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以无序状态促成原本凝聚为一体的族群主体产生思想和形体的割裂；断裂化，指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层理化，指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但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交流和身位置换。

　　罗尔斯曾鄙斥过某些捍卫“现存秩序”的人：

　　我们应当反对这样一种论点：“制度的安排总是有缺陷的，因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境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转移到人类的制度安排之中。”

　　这种思想有时候被用来作为对不公正熟视无睹的借口，仿佛拒绝默认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样。

　　我认为，自然的分配无所谓公正不公正，人们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公正。这些只是一些自然事实。

　　公正或不公正，在于「制度」，以及「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记者YiqinFu曾有统计中国大陆各地考生考人清华北大几率的差异：

　　2015年，北京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的概率是广东考生的30倍(10000人中分别取106.62 和3.65)；北京之后是上海(32.16)、天津(25.81)；倒数五名则是广东、云南(3.79)和贵州(3.93)、河南和福建。

　　“考卷不同”是一个抹不掉的舆论议题，五年前，复旦大学城市数据团曾冒天下之大不韪、假定了“全国统一录取率”，用“统一录取率下的各省211录取人数”减去“实际各省被211录取人数”，得到了一个“各省由于录取率不同而辜负的考生数量”，结果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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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0年全球社会性流动报告》，其中给出了“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表”。

　　根据表单的一系列参考指标，可理解为社会阶层跃升和降级的动态程度。

　　排名越靠后的国家，通常可理解为底层实现阶层升级、突破现有阶级状态的难度越大，同时高阶层群体们降落到下游的难度也越大。

　　排行榜显示，北欧四国流动性最高，包揽了四强，美国排名第27，在发达国家中居于最后。

　　而中国则仅仅排名第45，很不幸地同两个被休克疗法和国资私有化忽悠瘸了的国家为伍——乌克兰、智利。

　　这个报告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说明：社会流动性与社会经济的总体增长无关。

　　即：哪怕全社会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长的，但如果上层阶级的财富累积速度明显高于社会平均财富累积速度，那么社会流动性会下降，整个社会的阶级生态会趋于沉寂、固化。

　　说白了，就是纵使经济总量呈现高速的规模性扩张，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也掩藏不住。

　　根据这个排行的一系列计分因素，中国能够排到第45都得感谢一项指标：国民健康，中国达到了80.5分（百分制），居于绝对的世界前列。

　　这不得不感叹，当今中国的医疗行业，相比于金融、教育、部分能源和部分基建，恰恰是国家兜底程度比较高、私有化程度比较低的领域（尽管医疗私有化问题的严峻性同样不容小视）。

　　以抗击新冠肺炎为例，最危急的2020年，全年国家医保出手12.3亿保障患者免费治、全力救、一经出现阳性则全城零元测核酸——这都是公有制医疗体系为全民健康铸下的保护伞。

　　但是在其他领域，如教育，中国的教育公平性仅得63.3分，这体现了中国当今教育行业严重的不公。

　　报告言简意赅，中国中心城市和偏远地区的教育质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知识」一旦成为一种父业子承的门阀式私有遗产，或是某一固定群体才能消费购买得起的“特权商品”，那么社会的流动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以上海华二初中、上海兰生复旦中学等为典型的贵族学校，日复一日地“劝退”上不起该校的所谓“低质量家庭”，恐怕正是中国教育仅得63.3分的缘由。

　　该报告关于教育还有一份数字：学校内的阶级划分。

　　也就是如果该国大学内所容纳的阶级越丰富，那么说明社会流动性越高。

　　很不幸，也很现实，中国在这一环仅得31.9分……

　　在今天，底层青年无疑是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一，其实质是不合理的社会分层导致的贫困阶层的身份固化和资源固化。

　　一些普通的产业工人、和新兴农民未能充分分享到改革的发展成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却承担了过多的改革成本，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这部分群体被舆论称之为"穷一代"。

　　往后，他们的子女因为家庭贫困，生存发展条件较差、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缺乏社会发展的机会，继续沿袭了父辈的弱势社会地位，舆论将其称为"穷二代"。

　　所谓“穷二代”群体，今天不仅位于农村地区，城市的“穷二代”同样贫苦——那些虽然具有城市户籍，但父母是城市低保、产业工人、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弱势群体的后代，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年轻人群体虽生活在都市，但由于其父辈并不能提供较为优势的社会资源，导致他们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根据 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城镇低保人口大约为2000万人，再加上那些生活质量较低，徘徊在底层边缘的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和服务人员、产业工人，这部分保守估计在3%左右，约2500余万人。

　　之于这些青年人群而言，都市环境中的每一场不可预知的资本风暴、市场动荡都有可能在他们本就处于城市边缘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他们驱离——商品房涨价、二手房租赁爆雷、公司裁员潮、疫情经济打击、烂尾楼交付延期，等等等等。

　　尤其，当这些都市危机出现的频率近年来逐步走高时，部分位居阶层上游的「既得利益家庭子女」频繁在公共舆论场上露富耀权，自然就会遭到空前的群众反噬。

　　这些「既得利益家庭子女」是财富代际传承的典型显现，间接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与发展利益的分配不均。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创业板中诞生了大批中小家族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到 2017 年为止，中国的“富二代”接班高峰期明显到来。

　　这表明，中国社会财富代际转移正在进行。

　　除此之外，移民，作为另一种间接的财富代际转移方式也在近些年被人们广泛关注，这一股在精英群体中兴起的移民潮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既得利益家庭子女」有更好的未来发展（当然了也有国内政治风向影响）。

　　财富与权力的垄断世袭，阻隔了社会资源、机会、权利的正常分享，导致社会中下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空间和渠道，使得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

　　我以一个非常热门的电视剧——2017年的《人民的名义》为例。

　　这部剧我之所以非常不喜欢，不仅是因为整部剧的剧风“抬李达康、轻陈岩石、辱王文革”，更在于这部所谓反腐剧的内核在我看来完全就是“一群红色后代欺负一个小镇做题家”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中所有光伟正的“中生一代”人物——侯亮平、钟小艾、陆亦可、梁璐、赵瑞龙——无一不是家室雄硬的红色子女。

　　不论在剧中他们是正是邪，都可以轻松碾压祁同伟这个“可怜”的小镇做题家一头。

　　祁同伟最后为什么会在孤鹰岭精神崩溃、饮弹自尽？

　　他完全可以去所谓“拼”一把、去“拉几个垫背的”，但是最后关头侯亮平那一番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杀人诛心的训诫，让一生不认命的祁同伟彻底颓废，自杀是他最后的要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审判我！”

　　侯亮平最后时刻已然在以阶级凌驾的姿态压制祁同伟：

　　论出身，我比你红，你是小老百姓；

　　论职级，我是“北京来的”，你是汉东地方官；

　　论明牌，我是正义的化身，金光闪烁；

　　论暗箭，你家人已被我制服，你被我拿捏死死的。

　　祁同伟不服啊……凭什么，你我都是一个大学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你可以一路升级打怪，我却差点亡命缉毒生涯都得不到哪怕一点点命运的垂青、最后还是要下跪投靠梁群峰书记的女儿梁璐才能跻身象牙塔？

　　祁同伟的扮演者许亚军老师曾有透露，校园下跪求婚那场戏让围观的同学们往空中扔书是自己临时的创意，因为配上黑白滤镜，那些在空中纷飞的书本，像极了白纸——祭奠一个小镇做题家为了实现阶级跃升而碾碎的尊严。

　　我从来都不赞成洗白和美化祁同伟这样的犯罪分子和党内蛀虫，但我也从来坚持一个观点：与其观察坏芽，不如研究恶壤。

　　是什么样的生态，可以让一个英雄的缉毒队长沦为腐败分子？

　　是什么样的氛围，可以让一个人甚至一群人为了「权力」而人不为人？

　　公平与正义，正义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

　　跋

　　1975年，第11期《红旗》杂志曾刊文章揭露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教育现状，在那四年之前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到了46%——这正表明：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知识”，变成了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这一点，连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就指出：

　　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红旗》杂志的批文，文末摘取做尾：

　　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

　　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

　　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