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扩大资产规模的建议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级政府、社会和市场对国企在乡村振兴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越来越迫切。

　　国企在乡村振兴战略执行过程中实际面临三重困境：

　　其一，国企需要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向乡土社会提供包括基础设施改善、环境整治、集体和村民增收等多种复杂艰难的公共服务。

　　其二，国企又必须满足各级政府对其自身盈利性指标的考核，且在当前部分地方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反映国企盈利能力的考核指标愈发刚性，而乡村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利润率往往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固投的难度和资本密度却不比城市小，导致乡村振兴投资难以建立合理的财务模型。

　　国企投资乡村振兴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国企想在乡村振兴中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但乡村的大部分资产在现代财务制度中属于非标资产，产权的法律关系极为复杂，很难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所开发资产的100%所有权；且乡村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建设用地等资源犬牙交错，村规、土规、控规、产业政策等影响国土空间规划的条款错综复杂；中央文件要求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视为生命统一体，要综合统筹搞开发，不能简单切割，也就意味着无论资产是否归属国企，只要在乡村振兴开发边界内，都需要国企投入，在保值增值和成本收益的制约中，国企或会感到无所适从。

　　乡村振兴之于国企，挑战与机遇并存。首先，自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财政向三农领域的投资巨大，在乡村形成了巨量的沉默资产，国企可利用相对较少的投资杠杆撬动这些财政重投资的沉默资产，显著增加国企的资产规模。

　　其次，国企参与乡村振兴落实“两山理论”、公园城市乡村表达的关键都在于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而解决转化问题的重点在于利用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全新模式组合开发乡村空间生态资源，构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成长空间，进而成为新型县域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来源。

　　通过做大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租（即空间生态的总租值），国企既实现了资产规模增长和长期效益可持续，同时又能通过租值的合理分配，让农村集体和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分享公共服务提质增量、生态产业发展和资产增值的多重收益。

　　综合运用斯蒂格利茨的“总地租”理论和团队“三级市场”理论，构建一个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创新框架，整合国有投资和集体资产打造混合所有制载体，在现有技术水平上，通过融合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模式，有效化解国企参与乡村振兴所面临的三重困境。

　　在一级市场上按照中央关于“三变改革”的要求，把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和财政支农资金通过“投改股”的形式注入村集体，将上述资产和原属村集体的资产做股量化到村民；再利用做股量化形成的收益权吸引村民将闲置的资产向集体归拢，获得集体的配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收储的资产注入村级资管公司，同时将资产的数字化信息整合进入国企开发的“数据中台”。

　　在二级市场上，由县级政府与国企以及县级供销社共同成立县级乡村振兴平台公司，再通过乡村振兴专项债进行融资。需要强调的是，乡村振兴专项债贷款周期长达15—30年，利率极低，约3%，贷款期间只付息不还本，唯有如此才能调动地方政府和国企长期投资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县级平台公司继续和各村级资管公司联合成立镇级资管公司和研学培训学院，前者负责管理镇域内各村集体的资产，解决产业振兴的瓶颈，后者负责培训新老农人，解决人才振兴的瓶颈；有意愿下乡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县域乡村产权交易平台，从镇级资管公司手中交易所需的资产，而国有集体混合的镇级资管公司将是镇域内乡村资产的唯一供给方，因财政和国企投资所产生的乡村资产增值将通过交易所回流进入村、镇两级资管公司和国企，成为各方参与乡村振兴收益来源之一。

　　再次，打通和利用地方政府各部门积累的数据资源、整合村庄资产数据和乡村产业数据，构建数据中台，为资产交易、乡村产业运营和收益结算、金融服务接入等提供数据服务和流量支持；数据中台可以深挖消费者数据，形成对不同产品有不同需求的消费者画像，为乡村生态产业的线上销售提供B端和C端的客户信息，并进行信息的精准推送；国企利用数据资源为乡村振兴各类生态产业赋能，同时分享乡村产业运营收益，构成了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又一收益来源。

　　数据中台可进一步拓展财务中心的功能，对区域内的现金流进行归集和管理；此外，由镇级资管公司嫁接担保公司、保险机构和银行，利用数据中台获取业态经营者的数据，通过嵌套使用多种金融工具为乡村业态经营者提供信用贷款；镇级资管公司通过提供助贷服务收取相应的佣金，构成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收益来源之一，并且解决了金融与乡村小微产业不兼容的难题。

　　在三级市场上，当镇级资管公司所持有的乡村资产收益率达到一定程度，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时，可以通过REITs（一般指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金融运作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以此将国企和政府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资产投资置换出来，同时，村集体和村民也能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分享到乡村资产增值的收益。

　　通过以上创新框架的设计，国企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实现“融资-投资-回收-退出”的经济闭环，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多重收益。既然镇级资管公司是乡村产权交易市场的唯一供给方，则应当兼顾资产增值短期收益和乡村产业发展长远收益；乡村生态产业的培育更需要一个低租金和低利率的发展环境，将城市过剩的金融资源、拥挤到内卷的创业资源和庞大的中产消费资源引入乡村，让城市绿色消费和乡村生态产业相互配合，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水到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方可实现。

　　（作者系西南大学乡村振兴学院名誉院长、福建农林大学乡村振兴学院名誉院长；来源：昆仑策网，原载《四川日报·思想周刊》2023.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