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衡：西方现代化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然而长期以来，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建构起来的西方现代化话语，打着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号，认定整个人类社会都要沿着西方国家走过的历史轨迹、朝着西方国家描绘的蓝图演进，最终实现所谓“从传统向现代的全方位转变”。这种认知和叙事掩盖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内在痼疾。认清这一问题，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祛魅与超越，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前提。

　　过分推崇差异的非均衡发展

　　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历史进程，兴起于15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加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最终导致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作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原动力是在西方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下长期渐进演变，在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变革和相互作用中孕育形成的。马克思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封建采邑制、新兴城市自治、商业贸易、王权与教权分立等，共同构成西方现代化独特且难以复制的历史背景。

　　在中世纪西欧，人们生活在由行会制的经济结构、封建等级制的政治结构、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以及教会主宰的精神结构等共同编织的社会关系网中，个体主观能动性受到极大抑制，导致社会缺乏创新和发展动力。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以推崇差异性为突破口。推崇差异性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的伸张，其本质在于通过强调个人自由和利益，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进而释放社会活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关键且具标志性的运动，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但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推进，对差异性的过分推崇和对自由的偏执追求，导致个人高于集体、个人利益先于集体利益等价值观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侵蚀和破坏了社会共同体的有机联系，最终带来西方社会普遍的动荡和危机。

　　过分推崇差异的发展路径，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方现代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的片面性。从覆盖领域看，西方现代化侧重物质增长和财富积累，无论社会领域的“先增长、后福利”，还是生态领域的“先污染、后治理”，都表明按照资本逻辑展开的西方现代化存在物质增长单兵突进、发展领域畸轻畸重的严重局限。从覆盖人群看，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和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为根本目的和驱动力，归根结底是属于少数人的现代化，不可能带来共同富裕，更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学家皮凯蒂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和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2%，而资本回报率维持在4%—5%，这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财富积累过度集中的趋势，由此引发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呈现明显扩大趋势，基尼系数由平均0.29左右逐渐攀升，其中，美国在2019年已升至0.415，超过贫富差距过大的警戒水平。相较于收入分配，更严重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据美联储2021年统计，美国前1%家庭拥有的财富比例达到创纪录的32.3%，后50%家庭仅拥有2.6%的财富。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将西方现代化痼疾暴露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