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东：公有制经济对非公经济规范和引导的地位不容动摇
“普照的光”如何发挥作用？
——公有制经济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路径
周绍东
摘要：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意味着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资本具有必然性，不但非公经济中存在着典型的雇佣劳动关系，国有企业拥有公有资本也是客观事实。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普照的光”,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非公经济，发挥着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重要功能。这种规范和引导功能主要通过微观层面的竞争、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控制和影响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发挥作用。在产品市场，国有企业整合产业上下游，开展核心环节技术创新，把非公企业纳入其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网络。在劳动力市场，公有制单位树立起“待遇标杆”,对非公经济的劳动者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施加市场竞争压力，改善非公经济中劳动力再生产境况。从控制和影响路径来看，公有制经济利用产业扩散效应和“逆周期调节”影响非公经济的决策，不仅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的发展，同时也提升其抗风险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资本的扩张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问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个方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体制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普照的光”,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挥着规范和引导非公有制资本发展的重要功能。本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论述的。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不同于市场经济“一般”,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一般”结合的产物，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两方面的制度特点，既包含代表社会化大生产的公有制经济，也包含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非公有制经济，还包含两种不同所有制性质经济的混合体——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在这些生产方式中，分配方式也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要求对产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非公有制经济中则主要实行按劳动力商品价值分配的模式，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
实际上，在“资本一般”的意义上，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经济中都存在着“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4]这表明，资本区别于货币的地方在于，资本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等价物，能够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媒介等多种职能；资本更是一种生产关系，一旦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的雇佣关系也随之建立起来，而资本就是这种雇佣关系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5]正是由于资本的本质属性是生产关系，因此任何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雇佣关系，都可以被称为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一方面，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为核心特征的非公有制经济关系中，除个体经济外，在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中，劳动者都是以出卖自身劳动力作为获取收入的手段，资方和劳方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中资本的存在，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客观事实。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出现“资本”概念时，阐述的是关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有限责任问题，即针对的是公有制经济而非私有制经济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述股份制问题时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6]这些论述已经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着“公有资本”。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在形式上是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对待的；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必须把自身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从而创造出大量劳动剩余，因此也必然存在着单位对劳动者的种种劳动强制[7]。从这些特征进行界定，公有制经济中同样存在资本，也即公有资本。
二、公有制经济肩负着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重要任务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如果任由其无序扩张，国民经济活动和物质利益关系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危害。由于非公有制资本的所有制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其逐利性的特征更为明显。同时，由于资本权力是一种“总体性权力”,当资本运行不受约束，其影响将进一步扩散到国家政治、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领域，从而对社会产生整体性的影响[8]。
(一)非公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危害
从经济领域来看，资本无序扩张既有可能造成产业垄断，也有可能引发过度竞争。因此，资本的无序扩张不仅可能影响经济公平的实现，也不利于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从传统的市场经济角度来看，资本无序扩张最明显的弊端就在于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以资本的扩张而非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中心，通过无限制扩张，资本将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并借助这种垄断地位，利用不断提高市场份额、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手段，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最终极大地损害市场内中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和福利。具体言之，资本无序扩张可能形成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一是寡头垄断，二是垄断竞争。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寡头垄断企业占据了很高市场份额，损害经济公平。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虽然每一户厂家都对自己的客户拥有一定垄断权力，从而获得“垄断利润”,但总体上仍然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受“垄断利润”吸引，大量企业将涌入同一个行业，极有可能造成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从而形成过剩产能，严重降低产业运行效率。
从非经济领域来看，非公有制资本往往向国家政治、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渗透，不择手段地谋取利润[9]。在政治上，资本不仅对政府官员进行经济腐蚀，通过官商勾结牟取不正当利益，企业经营者还会采取各种手段，通过构建人情网络，获得各种政治身份，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政治规则、政治生态，从而危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正常运行。在社会民生方面，资本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益性领域扩张，人为地抬高公共服务品和住房价格，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巨大负担，使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受到严重阻碍，人口增长率连年下降。在生态环境方面，资本为了追逐利润，不惜破坏生态环境，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和能源储备，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恶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资本无序扩张会使全社会充斥着“一切向利润看齐、一切以资本为先”的浮躁氛围，扭曲社会风气，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平台生产方式，由此衍生的经济形态也被称为平台经济。平台经济中的垄断企业通过掌控海量数据，依靠各种算法，为经济活动中的供求双方提供精确信息，进而从中牟利。资本打造信息平台后，主要会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垄断行为[10]。第一，横向垄断。平台经济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用户数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行业发展的早期，行业内的资本巨头通过大量投入资金补贴，获取价格优势以吸引用户，并利用免费服务、数据积累、累计折扣、会员优惠等方式巩固市场份额，从而形成“赢家通吃”的行业格局；随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先入者迅速开展横向兼并，最终确立自身垄断地位。利用这种垄断地位，平台垄断企业可以实施虚假促销、捆绑交易、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11]。第二，纵向垄断。平台垄断企业往往利用巨大的用户基数，向那些依赖平台提供信息服务的实体行业扩张，如电商平台向实体产品的生产、仓储、物流、配送等环节拓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垄断企业实现了从一个单纯的中介服务者到整个市场生态的塑造者的转变。当前，平台企业已经广泛进驻工农业生产、供应链、公共服务、智能城市等各个领域，从而掌握了社会权力[12]。第三，“平台—金融”一体化垄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当前，金融行业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传统的“金融服务”范畴，逐步向具有独立运作规律和经营模式的经济形态转变。随着垄断平台对海量数据和庞大用户基数的掌握，其进入金融领域便成为一个必然趋势。“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13]从第三方支付开始，垄断平台逐步进入存款、贷款、保险、投资、财富管理等金融领域，从个人金融业务扩展到机构金融业务，进而成长为“平台—金融”一体化的垄断巨头。如果说横向垄断和纵向垄断仍然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领域，那么“平台—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则把使用平台进行交易和消费活动的社会个体都全部卷入到金融化体系中来，将原本只用于一般商品流通(商品—货币—商品，也即W-G-W)的资金纳入资本流通(货币—更多的货币，也即G-G’)的过程，利用信用杠杆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同时也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二)公有制经济肩负着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重要任务
非公资本野蛮生长带来的一系列危害，使得遏制其无序扩张、规范和引导其有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题中之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采取的具体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政府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对非公有制资本行为进行规制，也包括经济基础领域各经济成分的影响和干预。其中，公有制经济要在这里发挥“普照的光”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因此公有制经济的生产方式也就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生产方式，也即“普照的光”,对其他类型的生产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视角观之，规范和引导非公有制资本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公有制经济来完成的。我国当前的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与非公有制资本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同处一个赛道，与之进行直接的竞争与合作。因此，从经济基础内部的各所有制关系来看，国有企业在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方面肩负着极为重要的职责。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公司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有企业初步建立起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实力与效益水平大幅度提升，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以分类改革为主要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初步实现了从“管企业为主”到“管资本为主”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在资产规模、经营效益、发展质量等方面也迈上了新台阶。2014—2021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从48.06万亿元提高到75.55万亿元，实现利润从2.48万亿元提高到4.52万亿元，分别增长57.2%和82.26%,利润率得到显著提高，经营质量不断提升1。
从国有企业肩负的使命和发展目标来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企改革目标是“全面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其核心要义是国有企业勇挑重担、勇于担当，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把国有企业搞好，坚定不移地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15]。提高国有企业“五力”,要求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在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从三条路径发力。一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开展竞争与合作，国有企业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创新活动引领民营企业发展。二是国有企业发挥控制力和影响力，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方向。三是国有企业不仅要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通过保障国民经济安全，为民营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总体来说，要深刻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要注意，“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国有企业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公有制经济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微观竞争路径
公有制经济通过在微观领域与非公资本直接展开竞争，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的发展。这种竞争包括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在产品市场，国有企业整合产业上下游，开展核心环节技术创新，把非公有制企业纳入其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网络。在劳动力市场，公有制单位树立起“待遇标杆”,对非公经济的劳动者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施加市场竞争压力，改善非公经济中劳动力再生产境况。
(一)通过产品市场竞争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
不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其中，平等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所谓平等性，指的是市场上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市场交换的活动中不受社会地位影响，平等地参与交换；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交易双方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主体不得利用强制手段占用他人的劳动成果。
长期以来，围绕市场经济平等性的讨论，多涉及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其主要目的是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权利。但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不应与民营企业“争利”,而是应当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这种观点均属片面。从理论上来看，市场经济的平等性意味着，任何一类所有制主体，只要其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具备清晰的产权边界，拥有独立完整的企业法人财产权，就应当赋予其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具有平等的市场地位，没有理由强制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之初，通过在体制外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倒逼”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实施改革。通过深入改革，大批国有企业已转变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很多一般竞争性领域都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涌现出一大批行业龙头。这些优质的国有企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反过来又能够刺激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从而使双方共同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
私人资本无序扩张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盲目投资行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16]而在我国特有的央地关系背景下，资本的无序扩张表现为地方资源的不平衡配置。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会更倾向于引进那些投资见效快、投入产出大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些企业有很大部分是由私人投资兴建的，也就是私人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无序性使其往往忽视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链协调，从而造成某些低附加值产业出现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地、有目的性地进入某些产能过剩产业，对其进行产业链整合和行业重组，这一举措本身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有利于规制资本无序扩张，促进私人资本的有序竞争。
国有企业的创新力也是遏制私人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抓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利用我国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出口导向为基本遵循，以国际市场为标的市场，逐步发展起规模庞大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大量本土企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和包装等产业链下游环节，长期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渠道控制，难以实现向上游研发设计和打造下游营销品牌环节的跃迁，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比较缓慢，甚至在某些领域遭遇“卡脖子”困局。这种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基础理论、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就成为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必需，由于这些类型的投资将面临巨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投资成本大、风险高，对于以逐利为根本生产目的的私人资本来说，较之成本较低、技术相对成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不是一个优先项。与之相反，在这方面，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恰恰可以发挥自身资金实力强大、技术人才集聚、研发基础雄厚等优势，以推动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为目标，瞄准国际技术前沿，实施重大科学工程，开展基础理论和共性技术研发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可以成为民营企业重要的技术供应方和创新溢出方，引领其朝着产业链更高的价值节点共同向上攀升。事实上，近年来，在航空航天、深海探测、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集成电路、5G网络、疫情防控等多个领域，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为引领全行业的创新突破和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
公有制经济通过竞争机制，对非公有制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其发挥作用的舞台并不仅限于产品生产和市场竞争环节，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再生产环节也同样包含在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同时也体现在企业内部的分配模式上。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模式，国有企业经营获得的“剩余”,一部分以利润、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一部分以绩效、奖金和福利等形式发放给职工，还有一部分留作企业发展的积累资金。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分配结构中，剩余价值和利润主要是由资本所有者支配的，劳动者获得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即工资。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劳动者工资与企业利润并不是完全此消彼长的关系，国有企业在获得产品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后，扣除生产经营的直接费用，剩余部分作为国有资产的利润。这部分利润的分配，主要是根据具体的需要，在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企业职工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做出的。因此，国有企业不同于私有制企业，就业于国有企业的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不仅仅要满足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也要满足其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不仅要为职工提供货币化的工资收入，还要为其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这种优厚的“体制内待遇”,相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除了国有企业，还包括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内的公有制经济的福利性薪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待遇标杆”。在所有的这些公有制经济部门中，劳动者报酬并不完全被视作需要降低的“成本”,而是作为剩余的组成部分，根据劳动者的需要进行分配。只要劳动力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劳动者可以在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单位之间自由流动，那么，公有制经济的“待遇标杆”就会对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构成待遇压力，一旦其为劳动者提供的收入待遇低于这个标准，就会产生劳动者向公有制经济单位流动的趋势。“待遇标杆”的存在，实际上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保护了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劳动者权益，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
具体言之，公有制经济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独特优势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劳动力商品化的角度来看，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在数量上是此消彼长的。V作为企业生产的成本项，资本所有者为了追求M的增长，必然对V进行严格控制。然而，在公有制经济单位中，V和M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两者之和构成一个整体的“价值增量”或“净收入”,工资不再计入成本项，也就不存在与利润出现冲突的情况。也正由于此，公有制经济在初次分配时，其利润的重心是向劳动者倾斜的。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增长普遍快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分配重心明显向资本倾斜，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则相反(见表1[17])。
表1 部分年份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与职工工资比较
另一方面，从劳动力社会化来看，公有制单位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不仅仅通过劳动者使用货币工资在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来实现，公有制单位提供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对于那些非经营性的公有制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福利待遇对于劳动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可以选择在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单位就业，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成为重要的择业条件。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一个自由流动、信息透明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之间的流动是顺畅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单位树立起来的“待遇标杆”给其他类型单位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非公有制单位不能仅仅支付劳动力商品价值作为工资，而是必须通过各种福利待遇与公有制单位争夺劳动力，特别是争夺技术人才和管理骨干。有研究显示，2019年有84.4%的民营企业为员工提供了多样化的福利项目。其中包括缴纳“五险一金”,提供宿舍餐厅、带薪休假及用餐交通补贴等保障型福利(见图1)。另外，实施人力资本投资以促进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民营企业也逐渐开始培养员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019年我国有15 367家民营企业有培训投入，培训投入金额达109.7亿元， 其中培训覆盖率100%的企业有10 674家2。企业对于员工培训的投入，促成了劳动力扩大再生产与企业利润提升的双赢局面。
图1 参与调研的民营企业的员工福利
数据来源：《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0)》,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21年版，第163页。
四、公有制经济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中观和宏观路径
在中观产业层面，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建立起联系，公有制经济通过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利用产业扩散效应规范和引导非公有制资本发展。而在宏观经济层面，公有制经济通过“逆周期调节”,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抗风险能力，防止经济大幅波动。国有企业作为重要的经济载体，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抓手”。
(一)国有企业利用产业扩散效应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
在同一个行业内，国有企业可以通过竞争和创新，规范和引导非公有制资本发展。而在不同产业之间，特别是产业链上下游和产业的网络结点之间，国有企业则可以发挥扩散效应，控制和影响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和民营企业，从而达到规范和引导非公有制资本发展的效果。具体来说，产业扩散效应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回顾效应，也即后向关联效应，它指的是某产业的变化对其上游产业的影响，也就是影响为该产业提供投入品的产业。二是前向效应，也即前向关联效应。前向效应主要是指某产业的变化对其下游产业的影响，也就是影响以该产业产品作为投入品的那些产业。三是旁侧关联效应，指的是产业发展影响那些与该产业不存在直接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这一影响往往是通过技术外溢、基础设施配套、制度环境优化等路径实现的。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回顾效应、前向效应和旁侧关联效应来控制和影响私人资本，遏制其无序扩张。
首先，对于那些生产大型成套设备、交通装备、工程机械的大型央企而言，由于其掌控终端整机组装环节，可发挥回顾效应，把民营企业纳入其庞大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应网络，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范围和程度。譬如，中国广核集团通过契约规制、组织协调管理、平台网络治理等方式，主导产业链整合，逐渐构建以国有企业自身为核心的产业生态系统，促进该产业生态内成员企业共同丰富资源和提升技术能力；与此同时，凭借资源、技术积累所产生的强预测能力，企业获得了先行优势，使其得以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从而拓宽资源整合范围，在主导整合过程中实现产业技术的赶超，在企业层面，实现了从国内独一用户、到国内领先企业、再到国际先进企业的市场地位跃迁；在产业层面，实现了我国从最初提供服务配套、到能力逐渐完备实现产业升级、再到具有国际竞争力、进入国际核电一流行列的跃迁[18]。
其次，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大型央企，掌握能源、矿产资源、重要原材料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供应能力，可通过前向效应，控制和影响下游一般性制造业、快速消费品、房地产行业等领域的民营企业，通过规划管控、价格调节、供应量配额等方式，避免下游产业的无序竞争和产能过剩。这种控制上游生产要素的做法，对于引导民营企业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避免经济房地产化和过度金融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国有企业神华集团掌握了高端液压支架技术，通过向投标的国内制造商提出研制目标、主要技术参数及技术标准，并在生产的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如帮助装备制造商引入军工行业的航天特种焊接工艺和大型结构件焊接变形控制技术，并将该技术与国外机器人自动焊接技术相结合，由装备制造商开发出高强钢结构自动焊接工艺等，引导制造商供应符合标准的液压支架，不仅带动了国内有关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还将其纳入到国有企业的生产供应网络中来，实现了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资源整合，最终服务于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长期目标[19]。
最后，国有企业发挥旁侧效应控制和影响私人资本。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工程项目，引导民营企业开展配套经营。譬如，在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奥运场馆、神舟飞船等国家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中央企业牵引和带动了一大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参与到建设中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平台经济领域具有发挥旁侧效应的功能。大型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技术，把供求双方对接起来，通过提供信息服务谋取利润。由于大型平台在各领域快速扩张，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产业链上下游经济主体、消费者及其员工的利益[20]。这些数字平台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信息设施、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配套的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在这些方面恰恰掌控了重要资源。因此，平台反垄断需要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发挥其控制作用，有针对性地通过对信息流和物资流的管控来影响平台垄断企业决策。
从国有企业控制和影响私人资本的具体形式来看，近年来，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架构已基本建立，应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两类平台的功能和作用，引导国有企业通过产业链协调、战略联盟、混合所有制改革、产业投资基金等多种方式，更大力度发挥国有资本的带动效应和杠杆作用，加快形成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相互融合、共享发展的良好格局。
(二)国有企业“逆周期调节”提高非公资本的抗风险能力
国有企业本身也有提升抗风险能力的要求。提升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是提高综合竞争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关键。从总体目标来看，抗风险能力主要侧重于保障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从工作重点来看，主要是防范国有企业战略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除了国有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培养之外，国有企业还通过“逆周期调节”的方式，在配合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有效地提升非公资本的抗风险能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达到调节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国际收支状况等目标。宏观调控通过相机选择的政策措施对经济运行状态实施“逆周期调节”,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政策，在经济衰退时采取扩张政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需要得到微观经济主体的配合和支持，否则将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公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在配合宏观调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很大差别。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非公经济的经营特点是“顺周期运行”。譬如，在消费不景气、产品销路不畅时，民营企业的理性选择是压缩规模、裁减员工，由此导致就业水平下降，这将进一步引发居民收入下滑和社会消费不振。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作为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微观载体，在经济衰退时，稳生产、保就业就成为国有企业的首要任务。同样，在经济过热时，民营企业可能会盲目地追赶产业热点，进入不熟悉的产业领域或扩张既有的经营规模。此时，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同样会发挥作用。通过控制产业链上游重要生产要素供给、暂时减少基础设施投资额度、在混合所有制单位中控制非公资本投资冲动等多种方式，国有企业在微观上发挥了遏制私人资本无序扩张的作用，在宏观上，通过这种逆周期操作，有效避免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
五、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资本不仅作为纽带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组合起来，同时也作为一种“总体性权力”,对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中也存在着“资本”,通过参与到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公有资本作为生产关系“普照的光”规范和引导着非公资本发展。这种规范和引导作用主要是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在产品市场，国有企业整合产业上下游，开展核心环节技术创新，把非公企业纳入其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网络。在劳动力市场，公有制单位树立起“待遇标杆”,对非公经济的劳动者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施加市场竞争压力，改善非公经济中劳动力再生产境况。从控制和影响路径来看，公有制经济利用产业扩散效应和“逆周期调节”影响非公经济的决策，不仅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的发展，同时也提升其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及注释略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本文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