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此文原刊于《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20年前的这篇文章今天读来，仍然引人深思与寻味。现经作者授权重新编发，以供研究和参考。

　　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先从国家与财富的关系谈起。

　　1. 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

　　以前开会有人找到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确实不错”；又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不敢惹。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你说让到哪儿呢？让总得有个底线吧。这底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藏能让吗？他说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

　　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心想这也是教书和念书的，知识学到这一步，就没多大用了。毛主席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不是所谓“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讲国家安全讲的就是国家利益安全。

　　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日子也挺好的，干嘛讲那么多的国家利益。

　　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是个启发：野猪和家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为什么死和怎么样死。国家也是这样：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还是美国人把话说得透：“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初就告诉美国公民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但“如果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外交是毫无用处的；外交家是军人的仆人而不是主人”。戴维·希利在《美国的扩张主义》一书认为：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