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波：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层逻辑
作者：刘力波
来源：“思想战线THINKING”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思想战线THINKING》2024年第1期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进行了系统阐发，精辟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论断科学概括了“两个结合”实践探索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尤其是，习近平在讲到“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时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解这一重要命题，必须回答一些问题，如“第二个结合”与思想解放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结合”在推动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上具有怎样的优势？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迫切需要从学理上对上述命题中蕴含的深层逻辑进行分析和把握。
一、从理论逻辑来看，“第二个结合”充分彰显着党对于思想解放的精神追求
在本质层面上，“第二个结合”就是为了实现思想解放，二者具有精神内涵和价值指向上的同一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实现思想解放中推动理论和制度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解放对于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自身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关于解放思想的含义，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中可以得出，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在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中解放思想。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一直是阻碍人类思想进步、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所谓习惯势力是指“人们在长期传统生活中养成的特殊方式的行为倾向和社会态度的定向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列宁就曾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习惯势力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顽固地成为人们理论创新的强大阻力。而主观偏见则是指在偏颇心理影响下人们仅凭自己的主观意识情感去看待事物，从而形成的对某种特定对象的负向态度。主观偏见也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言：“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对于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破除内在地呼唤着启蒙理性，其要旨在于呼唤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地进行思考、判断和发展、创新，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马克思、恩格斯既深受启蒙精神的影响，又以唯物史观实现了对启蒙的批判、推进和超越。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从理论形式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就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这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而得以明确呈现。马克思曾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恩格斯也特别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正是由于不断开展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史上才持续推动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和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