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

　　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张光明老师两篇关于“列宁主义”的文章。在第一篇文章《略论“倒过来的革命”》中，作者回到列宁《论我国革命》一文，认为列宁提出“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将革命的重心由世界革命转移到国内的建设，有力地反驳了经济决定论；但也有其无奈和局限之处，革命事业高度依赖“主观条件”和革命政权，为苏联此后的官僚主义问题埋下了隐患。而第二篇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若干问题》则回应了批评者对上文的质疑，文章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可能的问题，涉及社会民主党、巴黎公社、阶级斗争学说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诸多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批评的思路。

　　上文曾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下文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2期）。第二篇文末“阅读原文”处，附有批评者的文章，读者可以查阅。感谢张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略论“倒过来的革命”

——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

　　张光明

　　1923年1月，病重在床的列宁在翻阅了孟什维克著作家苏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的札记之后，口授了一篇反驳性的文字，这就是著名的《论我国革命》。这篇短文历来被视做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有力、最完美的论证，并作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锐利武器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时时被人们引用。然而，在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历史风雨之后，我们的认识理应更前进一步，完全有必要对这篇文章作更深入些的思考和评价。

　　一

　　在我看来，此文是对1917年十月革命所做出的事后的机智辩护，但不能说是深刻完整的理论论证。

　　其所以说它是事后的辩护，是因为经过了1917年以来五年多血与火的搏斗，局势与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的预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反差，先前的设想大半落空了。直到今天许多人仍不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并不是以长期以来人们所以为的“一国社会主义胜利论”为指针，而是完全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其实际含义主要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革命）近期到来的坚定信心基础上的；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场世界革命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经济文化条件相当落后的俄国的革命成果得以保存下去的唯一客观保证。但五年过去了，不论人们如何期待和推动，这场对于他们来说等同于生命线的世界革命不但没有到来，而且看上去在最近的将来也越来越不容易到来了。痛苦的结局逼迫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全部战略作重大调整，客观现实驱使他们去考虑一件此前并未认真规划过的工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自己国内的建设。列宁晚年为此而绞尽脑汁，提出了包括新经济政策、合作制、工业化、“文化革命”等著名举措在内的一整套设想，与此同时，当然也就有必要为1917年革命的正当性作新的辩护了。《论我国革命》的目的正是要进行这种辩护。

　　《论我国革命》是色彩鲜明的论战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列宁式的尖锐和猛烈。它的主要目的是驳斥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责难。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原理中引申出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所有批评。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对西欧革命怀有无比信心的时期，对这些批评还可以不屑一顾，但到了1923年却不能不认真对待了。正是在这样的需要下，《论我国革命》针对上述批评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

　　文章首先诉之于辩证法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性”。列宁痛批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①]“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②]

　　辩证法确实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核心方法，它主张对研究对象作具体的、动态的考察，反对一切从固定不变的抽象原则出发去评判事物。但是也正因此，辩证法要求人们在分析和判断社会状况时，必须走出包括一般谈论辩证法本身在内的哲学式议论，真正深入到对象的内部，从最详细而具体的、纯粹经验的研究中得出确凿可靠的结论。具体说到俄国革命，如果不能用当时当地的实际条件和局势说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是怎样来的，而这一特殊性又将如何引向一个新社会的建立，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列宁毕竟是一名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不能像后来的许多半瓶醋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几句简单的哲学议论拿来当做胜利的论据，而是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理由，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两条。

　　第一，世界大战使人民已经无法正常生存下去，因此必须革命。列宁反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说：“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③]

　　换一种我们都熟悉的说法，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主张是合理的，从革命家的立场看甚至是十分雄辩的。的确，如果人民陷入绝境，没有理由否认他们使用革命手段奋起反抗的权利。在俄国这样的工业化落后、专制主义统治严苛的国度里，人民所受的压迫十分沉重，特别是世界大战对工农的压迫远比西欧更甚。在战争失败、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摧残下，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了。各个阶层的民众在1917年二月起来推翻了沙皇政府并建立起共和国；同样的原因使下层人民在八个月之后信从热烈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再一次起义赶走了坚持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临时政府。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参加，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取得十月的胜利的。换句话说，这场革命既是布尔什维克大胆行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工农大众对“毫无出路的处境”的激烈反应。所以在这里应该承认他们的反抗活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除非我们拒绝对历史上的一切“弱势群体”给予同情，甘愿对他们的命运持漠然不顾的态度。[④]从这个角度看，列宁所提出的理由自有其道义上的正当性。

　　然而仅仅这些似乎还不够。因为，被压迫者反抗的正当性固然应当尊重，却还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毫无出路的处境”一向能够“十倍地增强”作为受害者的下层民众的力量，但这还只是一种作用于旧制度的破坏性力量，本身并不导向新的社会。也就是说，它的历史合理性虽然不能忽视，可对于建立一个新社会来说毕竟还是消极的。建立新的社会需要以新的思想为先导，而新的思想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而产生出这样的愿望的阶级载体，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水平为基础。由此可见，上述论证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曲折迂回地又把人们引回到那一老的问题，即俄国社会是否发展到了足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其实，列宁并非不懂得仅仅靠“毫无出路的”人民的反抗是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他的真实意思是说，这种对旧制度的反抗能够帮助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而一旦取得政权就可以为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创造最重要的“前提”。关于这一点，本文马上就来谈。

　　第二，提出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⑤]

　　可以说，这里才是真正触及到了事情的实质，而列宁此处的回答，与以前布尔什维克的解释相比有不小的区别。以前是虔信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能会被俄国革命的“导火索”点燃起来，那时从西欧到俄国大家一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也就无所谓俄国“文化水平”落后不落后的问题了。而现在，列宁在坦然承认了俄国并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条件之后，没有重讲世界革命的老话题，而是提出了一条新的出路：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权拿到手，“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⑥]。原来被看做历史发展的结果的，现在一改而为“前提”了。

　　如果说马克思确认社会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的“自然史过程”的结果，那么，列宁在此处提出的便是一种“倒过来的革命”模式，这一模式，套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语式可以表述为：条件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条件不要紧，创造条件也可以上！关于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观命题被转变为一个可以颠倒过来的技术性问题。列宁尖锐地反诘道：“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呢？”[⑦]

　　在以后的篇幅里，本文将对上述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让我们先从马克思的观点讲起。

　　二

　　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酝酿出来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和阶级条件，缺少了这些条件，则任何强有力的革命政权都制造不出社会主义的实际关系来。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反对冒险革命家沙佩尔、维利希们“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甚至说出“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⑧]这样惊人的话来。列宁这一“倒过来的革命”主张，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颇有差别。列宁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例证之一，就是他在口授《论我国革命》的几乎同一时间说过“我们没有从理论（只是此处轻蔑地用括号加了一个补充：“一切书呆子的理论”——引者注）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⑨]这样的话。

　　当然，仅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主张不符，并不能证明就一定错了，否则我们便会成为只知固守、不求创新的最糟糕的教条主义者。所以这里评价的尺度不应该建立在违章不违章上，而应该建立在以历史实际为参照对理论主张所作的细心比较和分析上。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如此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前提的不可缺少性？

　　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对我们今人所熟悉的“现实社会主义”来说，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其所以“高”，是因为它是一种以工人阶级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所有制（后人常称之为公有制），但这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工人阶级大众自己集体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为本质的，惟其如此它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既然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产生出来，而只能是在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质量都获得充分发展的水平上产生出来，而这样的发展显然又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之上。没有这一发展所造成的经济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阶级心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就不会有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它所依赖的物质文化前提，亦即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不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也决不是“谁也说不出”的。恰好相反，这个“文化水平”有着虽不能用数字指标划定、但仍然可以明确衡量的尺度，那就是只有在极高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下才能造就的工人阶级大众对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和管理能力。[⑩]

　　如果从这个高度着眼，“倒过来的革命”模式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自己的弱点和将要遇到的困难了。

　　首先，这一模式的中心是革命者政权。因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已经由实际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条件转移到了政权身上，它必须代替本来的条件来自己充当“前提”进行历史创造，所以我们必须假定这一政权能够创造出发展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但是这一假定一旦接触到实际将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呢？回答这个问题，不由让人联想到普列汉诺夫1883年关于革命者过早地夺取政权之结局的颇为有趣的预测。他预言那结局不外两种。一种是革命政权自己出面来组织社会化的生产，但由于在实际经济关系和人民心理中都缺少足够有利的准备，于是终将采取强制命令的手段，那时它将不得不“求助于家长制和独裁制的共产主义理想，只是对这些理想作一点修改，使得国民生产不是由秘鲁的‘太阳之子’及其官吏们而是由社会主义者等级来管理”[11]；另一种是革命政权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而宽容地听任他们去作出自己的选择，那时在客观条件的作用下商品关系只会或快或慢地恢复起来，而这样一来在实际生活面前政权就变成了一个“荒谬可笑的社会主义政府”[12]。普列汉诺夫的这一预测是在与民粹派论战时提出的，但对于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不是也有启发呢？本文认为：是的，只要是在人民虽有反抗旧政权的情绪甚至行动但仍缺少建设新生活的意愿和实际能力的情况下，事情的逻辑结果就总会是这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由此，这一“倒过来的革命”模式必然地赋予政权以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至高无上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从而使得全部事业的希望由“客观条件”转移到“主观条件”上来。原因很简单，现实生活中既然缺少其他可以利用的条件，于是不论当初怀抱怎样的“让所有社会成员参加管理”的想法，新的政权命定地要让自己负起全部“主人”的责任来，它要对整个社会变革的性质、方向、范围和速度作出设计；它要对社会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实行全面的管理；进而还要对全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思想领域实行统一的安排和控制……要把如此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管理好，人们就必须假设这一政权永不犯重大错误，它的政策应该永远英明正确，它的管理者们应该素质超群，具备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所憧憬、所设想过的一切智慧、经验、勇气和无私，好似柏拉图心目中的睿智的治国者。但是人们难免产生疑问：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原理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文化水平落后的国度里，如果不是期待天外来客，这样的奇迹到哪里去找呢？而既然很难找到这样一批智者、“哲学王”，又如何达到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呢？还不止如此。这些管理者彼此间还必须意见一致、思想统一，团结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度统一、铁板一块的领导者集团，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一旦他们内部发生重大分歧，则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必将陷入危险之中。列宁晚年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人际矛盾忧心忡忡，视之为对党和国家的极大威胁，而这样的威胁果然在列宁去世后成为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合乎逻辑地，政权既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它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强政府，最终凌驾于社会之上，官僚主义不可避免。列宁晚年自己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才会把苏维埃政权看做只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3]。而对于这一机关所产生的官僚主义，他是深恶痛绝之至的，以至说出“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14]这样的愤激之语来。列宁在晚年不遗余力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但他仍然将其原因归结为“根源于旧事物”，即出于不得已而把旧官吏引进机关以及旧文化“遗迹”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便是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

　　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官僚主义几乎是与苏联社会的演变相始终的。在列宁时代，它已经开始萌芽并且到处蔓延，只是由于那一时距离革命岁月相去不远，理想主义的强大影响还在发挥其自律作用，才暂时没有全面泛滥起来。到了斯大林时代，随着国家战略对世界革命目标的离弃（当然，口头上仍不时提及），随着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推行，“干部决定一切”的政策的强调、反复无时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清洗……当初对革命的纯真追求愈益成为昔日的过时回忆，一批身居特殊地位的大小干部逐渐转变成特权握有者，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的存在当做目的，迷恋和崇拜权力，越来越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意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层级分明的集团。不论你遗憾地称它为“官僚主义现象”，温和地称它为“官僚特权阶层”，还是像吉拉斯那样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新阶级”，情况都是一样；不论你把这一集团的形成确定为斯大林时期或是后移到赫鲁晓夫时期甚至更晚——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事情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的实质只是在于，这一庞大官僚主义现实的形成，绝非某种外来的或旧有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即“社会意识”所能解释，而是只能到特定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根源。遵循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人将不得不按如下途径去求得答案：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脱节和凌驾于社会之上；进一步的根源则在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政权在它所要代表的阶级还不具备管理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就独断地担承起对一切国家事务的“代管”职责来；至于为什么这一阶级没有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那就只能用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客观条件所制约的工人阶级发展不足来解释了。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文字的推理和臆断，而是20世纪历史进程展示给人们的活生生的事实，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以无私的诚实去正视它们并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总之，结论顺理成章地应该是：“倒过来的革命”模式隐含着当事人并没有想到的内在问题与困难，它们并不像所断定的那样仅仅是在“通常的历史顺序”中作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而是出乎预料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即使得历史演进不是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而是拐向了行政权力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制，在这一体制下，名义上已经解决了的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继续成为远未真正解决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可见，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不像当代的许多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通常的历史顺序”也绝不是能够随意颠倒而不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马克思的至理名言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5]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原理”，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做出了证明，今人切不可忘记。

　　三

　　有了以上的分析，现在我们可以转到如何评价的问题上来了。

　　《论我国革命》的内在精神，是强调革命政权、革命观念和革命家主体在创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与高度重视物质文化条件“前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趣颇异。其所以有这种差别，一方面源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另方面与列宁的一贯思想有关。我们先从后者说起。

　　在这里，不能不追溯到20世纪初列宁的一整套理论和政治主张。大致从1902年到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独特的主张。其主要思想脉络可归纳如下：工人阶级单凭自己的经验决不能达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一意识只能是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头脑中创造出来并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舍此，工人阶级就始终只能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成为与工人阶级成员的日常经验无涉的独立自在的东西，而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被提升到全部事业的原动力和核心地位。沿着这一思想，列宁强调一个以少数领导人为核心、组织纪律高度严密、步调高度一致的职业革命家的集团的意义，视之为能够“翻转”俄国的“杠杆”。有了对理论灌输和革命组织的如此高度重视和准备，一旦革命发生，列宁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他的大胆的革命转变策略，即利用理论纲领的自觉性和政党组织的严密性，把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些理论政治主张，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具备了成为一个以高度张扬革命家主体意识和大胆行动为特色的半军事化政党的潜质，从而也使自己大不同于其他一切马克思学派旗帜下的社会主义派别。以这样的建党思想为垫底，当着取得政权之后一旦发现国内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前提”十分薄弱时，列宁自不会像“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那样徘徊无计，而是必然地诉之于政权这个新的“前提”，从而形成自己的“倒过来的革命”模式。这是对自己的理论、信念、纲领及其载体——组织和自觉行动——充满自信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但是仅仅这样解释还未免简单化了。列宁毕竟是一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观念论者，他不是不知道物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水平匮乏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致命危害。此所以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以及几乎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必须把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的原因。这一思想，当时甚至是用非常极端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16]但是很不幸，如前所说，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战略的推行极不成功，[17]以致到20年代初就延续不下去了。立足于实际形势，除了把战略的重心由外向内转移，的确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与其把自己的生死存亡寄托在西欧革命身上，不如自己沿着这条虽然艰难但毕竟更实际一些的路途，摸索着独立地搞自己的国内建设。而既然历史没有预先给这一新的道路铺设客观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惟一可充替代的新“前提”也就只能落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政权身上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因此成为政治上的惟一需要。本文开头说《论我国革命》是机智的辩护，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政治上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理论上的彻底性。当初那种把俄国革命的最终命运托付于西欧革命胜利的做法，虽然在经济学依据上和政治战略取向上都是不正确的，但在思想逻辑上却有某种彻底性：它承认经济文化落后之于社会主义的障碍并因此而求助于国际联系，它用把自己与西欧先进工业化地区的命运联接在一起的方式多少满足了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依赖于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而一旦循着“倒过来的革命”模式弃绝世界革命观点并把国内的独立建设提高到首位，也就意味着切断了落后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本来必不可少的发达物质文化前提之间的最后联系，并使得自己的行动与客观条件脱钩而转到主观意识上来。列宁对此中艰难是有所体会的，所以即使当他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时，他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是心怀疑虑地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在他此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犹疑的心情。例如一方面，他提出：“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等等”，就已经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8]；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因此所能做的只是“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19]。可以说，这种犹疑态度决定了列宁终其一生都没有最后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期望。只是到了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提出“一国社会主义单独胜利”论并最终压倒托洛茨基一派，取得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才把关于世界革命的记忆最终送进了被历史尘封的角落。

　　可见，《论我国革命》一文是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它初步提出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并没有对这一设想予以最后的确认。它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试图把发展的方向由世界革命改变到“一国社会主义”上来，但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意识到这一新的方向上将来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它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社会主义之路，但这一道路在苏联自始至终的历程中都证明无法超出低水平的“现实社会主义”。它有其政治上的很大现实感和合理性，但也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重大局限性。

　　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反复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以肤浅的自我满足心态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解释，把适应特定条件下需要的政治主张说成是对理论的巨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这一道路的固有特点（包括弱点）并立足于现实来解决困难，以便向前发展。今天，如果社会主义者还想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主义，那就不能再一味地寄望于当年所瞩望的那一主观“前提”，而是要把通过市场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人民大众的普遍民主同时放到首位，唯有二者的相互促进才可能逐渐造就独立的和具有国家治理才能的人民力量，而这，才是真正的以社会成员自我管理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前提之所在。

　　2009年8月5日完稿

　　[①]《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775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

　　[③]同上书，第777页。

　　[④]正因此，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即便是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的非布尔什维克，也大都对这一事件报以本质上是善意的批评和惋惜。例如激烈指责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也承认，十月事件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所为，只不过他认为他们犯了错误，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兄弟”。（参见《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8页）

　　[⑤]《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⑥]同上书，第778页。

　　[⑦]同上书，第778页。

　　[⑧]下面紧接着的话是：“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时，才能取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620页）

　　[⑨]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⑩]考茨基对这一点有过不错的论述，参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第3章。

　　[11]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有中译本，但不能令人满意）。

　　[12]同上书，第322页。

　　[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第78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1页。

　　[16]《列宁全集》第42卷第39－40页。

　　[17]不成功的原因简要说来就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估计过低，以致盲目地相信西方无产阶级起来响应俄国革命的决心。这方面的分析，详可参见拙著《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二篇七、八两章。

　　[18]《列宁选集》第4卷第786页。

　　[19]同上书，第796、7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