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私有化“三大机制”把中国引向何处？

　　2024年8月8日，“和讯”公众号发表钱颖一教授题为《市场经济搞得好坏，取决于政府扮演的角色》的文章（下称《市场》）。笔者绝不能苟同，而且认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十分危险，特此加以商榷！

　　一、问题的引出

　　《市场》的第一句话就称，“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加上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将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钱教授的这一说法是过于笼统的。内部利益是指内部谁的利益，是老百姓的利益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呢？外部压力想必是主要来自于美国的压力。知识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还是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呢？这样一分析，就有这样一种可能的组合，即钱颖一教授实际可能认为，“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中国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美国的压力和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的结合将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然而，这种推进是否真正符合中华民族利益，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值得思考的。毕竟，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私有化，产生了大规模的腐败，即使这种腐败与其它国家的腐败相比可能在整体上还是小的。那么，《市场》一文所主张的改革理论又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呢？——《市场》一文后面的主张正好印证了笔者的这种担忧！

　　二、驳所谓“新比较经济学”的命题

　　钱教授称自己研究的是转轨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在我看来，看起来比较中性的比较经济学一点儿都不中性，它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轨。所以，钱教授的研究至少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中性、那么的纯学术。当然，我对钱教授的其它成果了解甚少，但如果钱教授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优于计划经济，甚至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优于社会主义制度，钱教授的研究和观点就一点儿不是中性的，不是纯学术的。如果钱教授只是普通学者，而中国这样的普通学者还不多，就倒也还无所谓，但钱教授不是普通教授，而是大牌教授，持有与钱教授相似或相近观点的大牌教授至少也有那么几位，普通教授也不少。因此，就有必要进行学术上的争论了。

　　《市场》虽然也承认中国有特殊的问题、事情、约束，但也表现出钱教授对许多人强调中国情况特殊很不以为然。《市场》说，“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比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金融市场问题、劳动力问题、腐败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并认为，这些共性产生于“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的经济现在日益与国际接轨并融入全球化体系”。《市场》一文这里表达得很有点儿学术化，一般人不容易懂。让我翻译一下。钱教授在这里的大致意思就是，西方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范本，中国发展就是要重走西方道路，就是要采用西方模式。更简单说，钱教授还是认为，西方月亮比中国圆得早。只不过钱教授没有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些不学无术的西化派的很直白的语言罢了。而且，钱教授很清楚，只要搞市场经济，中国就一定会出现如美国实业家利兰·斯坦福夫妇欺骗政府补贴、拿了钱不办事、“把债务放进一家公司，把盈利放进另一家公司，并且让放债务的那家公司破产”之类的事情，并且把它作为市场化的必要代价。而马克思会怎样看这样的事情呢？马克思不会把它们看作是市场化，而是会说，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市场》一文说，“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且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因此面临的问题更多是与其他国家相仿的”。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呢？接轨最重要的是制度接轨。与国际接轨，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接轨，也就是说，中国人所搞的市场经济、加入WTO，在如钱教授这样的大牌教授看来，都是为了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能直接说，因此，就说是搞市场经济。看来，钱教授的理论功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也根本不可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一文说，“我们应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什么是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呢？在毛泽东主席看来，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此路不通。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给中国的最大的经验教训。然而，钱教授的头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钱教授所谓的共同问题就是把中国统一到资本主义制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