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从北洋水师到国足的洋教头的历史周期律
2024年10月10日国足将客场迎战澳大利亚，以0：7率队惨败于日本的洋教头扬科维奇何以被续用？西方列强的“普世价值”何以很难“嫁接”到中国这种马丁·雅克所谓的“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中来？从北洋水师到国足的洋教头皆可窥斑知豹，参加香山论坛指手画脚于台湾问题的洋教头亦可对号入座。
一、从“中国提前二十年开战则日本必亡”到国足与台湾
当年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在《致袁观察书》中写到：“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北洋水师从装备到战术都是从欧洲引进的，加之丁汝昌根本不懂海军事务，因此在其筹建成军的过程中少不了洋教头的参与，而这些洋教头中最有名最得力的是英国人琅威理。1878年，大清帝国向英国订购四艘炮艇，押送炮艇来华的就是琅威理。1879年，李鸿章想聘用一个海军顾问，当时的驻英大使曾纪泽推荐了琅威理，盛赞其专业、人品都靠得住。1882年，琅教练以副提督的头衔服役于北洋水师，月薪从六百两白银迅速增加到七百两，而当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月薪才二百八十两白银，仗着每月有四百二十两白银的补助才没被琅教头比下去。琅教头也确实对得起他的高薪，丁汝昌在给袁世凯的书信中盛赞琅威理是所有洋教练中最得力的，由其制定的海军训练组织章程一直能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向英国看齐。这位外教一天到晚忙于工作，半点空闲都没有，“曾无暇晷”，哪怕是吃饭时也在用手比划着怎么训练。教练不懈怠，队员们当然也不懈怠，北洋舰队将士们以军舰为家，请假上个岸都不容易。北洋水师一度流行“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可见琅教头的威信比丁汝昌还高。琅威理不只是擅长训练，也很有战略眼光，一来中国就预感到中日两国终有一战，而其本人也一直在捕捉这种战机。1886年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艘军舰前往日本长崎港检修，但北洋水师官兵一上岸就与日本人发生了武力冲突。大清帝国海军本来是应邀顺道到日本访问，大清帝国水兵却到长崎妓院寻欢作乐，但也许是因为双方的语言不通，也许是因为水兵的嫖资不足，双方互殴后伤亡高达数十人。琅威理向李鸿章建议趁着现在北洋水师的战力优于日方赶快断交开战，强调这是歼灭敌人新生的海军力量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李鸿章觉得没有必要小题大做，1894年黄海海战失利后，李鸿章会不会想起当年琅威理的建议？琅威理发现自己的“大清国北洋水师副提督”的头衔不过是个虚职，跟“齐天大圣”的封号差不多，因为《北洋海军章程》里根本没有“副提督”这个编制，其职务根本就是李鸿章忽悠他的，于是愤而离职回了英国。琅威理走后北洋水师迅速腐败堕落，甲午海战失败后大清帝国又想起了这位德艺双馨的好教头，想续聘却被英国政府拒绝了。1906年，已是海军中将的琅威理在英国去世，1894年黄海海面上的那一缕缕硝烟有没有牵动他的心？长崎事件传到国内后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与日本开战的最佳时机，如果选在这个时候与日本开战，尤其是如果琅威理不走，日本一定会一败涂地。琅威理并不是第一个被大清帝国雇佣的外国人，大清帝国甚至有点喜欢聘请外国人来做事，比如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总管、大清帝国访欧使团团长都是由外国人担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大清帝国也觉得这些洋人做事还是非常靠谱的。琅威理认为，如果大清帝国选择在长崎事件中开战就能打得日本海军发展往后延后几十年的，因为当时造船厂还不多，日本海军船只数量非常稀缺，所以他对这次能击败日本他有很大的把握。但李鸿章的外交方式比较保守，所以日本赔偿了一点医药费就平息了事端。此后四年，琅威理又去英德两国收购了“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号，也正式完成了北洋水师的组建。琅威理被北洋水师排挤出局后第四年就爆发了甲午战争，如果当时有他在，北洋水师能赢吗？琅威理任职期间中法两国打过一场海战，南洋水师完败。南洋水师与北洋水师走的都是差不多的模式，而且南洋水师当时也与北洋水师一样请的是洋教头，靠个别洋教头就能力挽狂澜而让北洋水师不走南洋水师的老路？琅威理拿长崎事件说事时日本联合舰队还没有成立，但凭这些就能断定日本海军在北洋水师面前不堪一击是不是太过自信了？日本的联合舰队成立时间比较晚，但大清帝国北洋水师成立时间也仅仅是比日本的早一年而已。甲午战争前夕大清帝国又何尝不是盲目自信地应战的？再往前推二十年，琉球原本是大清帝国的属国，1871年一批琉球船民由于语言不通而在台湾搁浅时被当地土著杀害，这件事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日本借机向大清帝国试刀，于是三年后就有了日本史书上所谓的“牡丹社事件”。面对日本的猛攻，大清帝国选择了谈判，赔款五十万银两让日本撤军并间接承认琉球归属为日本。该事件让日本第一次在中国捞到好处，所以大大增长了日本面对中国的自信。收集了许多关于大清帝国的情报并做出深入分析后，绝大多数日本军官认为大清帝国的官僚们都普遍愚陋腐败，这个政治落后的国家在军事上必然只是一只纸老虎而已。也正是抱着这样的自信，日本出兵黄海蓄谋已久。二十年后中日海军终于会面了，日本联合舰队很快就充分发挥了其灵活机动的优势打败了北洋水师。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大清帝国在体制上的失败，双方在打造海军的过程中有着天壤之别。大清帝国财大气粗，什么都靠买，军舰靠买，连教头都靠买；日本的武器都是自己造，军舰自己造，教头也是自己培养。当时大清帝国高层沉迷洋务运动，一味迷信“造不如买”却只是浮于表面的学习，根本没有学到其中的真谛与精髓，照猫画虎岂能不败？对照现在的国足与台湾，换几个洋教头过来指导我们“与国际接轨”就一定能让局面焕然一新吗？
二、国足、台湾治沉疴下猛药难逃“换帅如换刀”的魔咒
类似于北洋水师指望洋教头扭转乾坤，现在的国足似乎总是在模仿其他追求强国最先进的打法，从苏联到匈牙利，从英国到巴西，从到前南到意大利；请最有名气的洋教头，从施拉普纳到霍顿，从米卢到阿里汉，从杜伊到卡马乔，从佩兰到里皮。各种风格的地区，各种性格的教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还只是成年国家队的洋教历史，国内所有国字号队伍的教练国籍，从成年国家队到国青国少还有女足，每一支队伍的洋教国籍都不一样，从意大利、德国、塞尔维亚，不一而足，堪称多国部队。国足一直没定清楚自己的位，在不断的试错中耗光了一代又一代球员的短暂青春，没有长期坚持一种风格而只是一届领导一个路子，教练屁股还没坐热，有些洋教练甚至连球员名字都没认全就下课走人。稳坐钓鱼台的足协官僚们则如一个段子所言：一拍脑袋，“有了”；一拍大腿，“坏了”；一拍屁股，“走了”。国足再烂，足协挨得骂再多，不妨碍他们换个地方继续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外教拍拍屁股也走了，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只带走巨额薪水。诚如高洪波说过的那样，外籍教练拍拍屁股走了，伤害的是谁？是国足！国足大可继续请外教，但请什么风格的外教、请什么级别的外教都是要深入论证的大问题。国足的技术部与选帅部门到底是怎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国足历史上二位数的洋教的选聘都是有必要被问责的，距离我们太久远的就不谈了。距离我们比较近的米卢，单从结果试看还是不错的，他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带领国足历史性地首次闯入了世界杯。其实，当初米卢初入国足时一大帮媒体是在质疑此人不过是个江湖术士，也对他的入选表示诸多质疑，包括对他的一系列战术、打法、人员任用都有批评，只不过这些声音最终淹没在首进世界杯的狂喜之中。最该质疑的也许是当初福拉多-杜伊双教练与卡马乔、佩兰这四位洋教的选聘。从为本土奥运而慎之又慎、选之又选的杜伊到合同漏洞百出、天价薪水的卡马乔再到名不见经传、合同也饱受质疑的佩兰，上任之时是怎样轰轰烈烈，下课之日就是如何晚节不保。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国家足球队出线，关于足球的历史记载也几乎为零。1952年，新中国成立首届国家足球队，主教练为李凤楼，在国际赛场上无一胜绩。1954年，国足派遣一支队伍赴匈牙利学习，当时的匈牙利足球代表了世界足球最高水平，所以匈牙利籍洋教头约瑟夫被请来执教国足。1957年，戴麟经执教国足，率队参加第六届世界杯预选赛。1958年，陈成达执教国足，期间并没有大型赛事。1963年，年维泗执教国足，率队参加雅加达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足球比赛并打进四强。1964年，方纫秋执教国足，期间没有大型赛事。1974年，年维泗再次执教国足，率队参加伊朗第七届亚运会但未能小组出线。1977年，张宏根执教国足，与美国宇宙队打了一场友谊赛。1978年，年维泗三都执教国足，率队在亚运会中争夺第三名的决赛中以1：0击败伊拉克队。1979年，张宏根再次执教国足，任期内无大型赛事。1980年，年维泗四度执教国足，但在奥运会预选赛失利后辞职。1980年，苏永舜执教国足，但在亚洲杯赛中未能小组赛出线并在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中被淘汰。1982年，张宏根三都执教国足，率队参加亚运会但未能小组赛出线。1983年，曾雪麟执教国足，率队在新加坡夺得亚洲杯亚军。1985年，年维泗五度执教国足，率队参加亚运会但未能小组赛出线。1986年，高丰文执教国足，率队打进奥运会足球决赛圈并获得亚洲杯赛第四名。1991年，徐根宝执教国足，率国奥队赴吉隆坡参加奥运会预选赛亚洲六强战被淘汰。1992年，施拉普纳执教国足，率队夺得亚洲杯季军。1993年，戚务生执教国足，率队参加奥运会预选赛与世界杯预选赛均未能出线。1998年，霍顿执教国足，率队在亚运会上获季军但率国奥队在悉尼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中失利。2000年，米卢蒂诺维奇执教国足，率队在亚洲杯赛上获第四名并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出线。2002年，阿里·哈恩执教国足，率队在本土举办的亚洲杯赛中夺得亚军但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小组赛未能出线。2005年朱广沪执教国足，率队东亚四强赛冠军但在亚洲杯小组赛未能出线。2007年，杜伊科维奇（总教练）、福拉多（执行主教练）执教国足，因与女王公园巡游者热身时爆发群殴事件而被迫辞职。2009年，高洪波执教国足，率队在亚洲杯上小组未能出线。2001年，卡马乔执教国足，无缘世界杯且以1：5负于泰国队。2014年，佩兰执教国足，率队在亚洲杯上带领国足小组出线后不敌东道主澳大利亚队而被淘汰。2016年，高洪波再次执教国足，率队打进亚洲杯十二强。2016年，里皮执教国足，这个国足史上最大牌主帅扬言“在亚洲我们不惧怕任何对手”却未能率队打进世界杯，经过国足“最短命”主教练卡纳瓦罗见证金元足球泡沫后再次执教国足并再次铩羽而归于世界杯预选赛后扬言“我不想骗钱！”。2020年，李铁执教国足，因场外代言、带货、以权谋私、罔顾国家队主赞助商利益而入狱。2021年，李霄鹏执教国足，率队完败于日本、跪败于越南，国足再次反向印证了“换帅如换刀”的定律。2023年，扬科维奇执教国足……至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参加香山论坛的洋教头们的高见也会“水土不服”吗？“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解决台湾问题何尝不是如此？
三、未来的国足洋教头不妨对号入座于北洋水师洋教头马吉芬
中国是一块神奇的并有着兼容性的土地,似乎什么东西到了中国就都会有“特色”起来。国足在中国足协的带领下风风雨雨艰难地走过了数十载春秋,不能说是毫无起色。男足又总是想在亚洲叫板,一个又一个国足主帅在希冀中被推上神台,又在唾骂声中下课,“黑色三分钟”是国足球迷永远的心痛。可能是本国教练不想再趟这潭浑水,也可能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训条,对足协官员们有了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男足走上了洋教头挂帅之路。扬科维奇因足协不愿支付天价的违约金而被续用，但中澳之战赌球赔率似乎更能说明广大球迷对这位洋教头的预期。如何看待这位洋教头的归宿？参见当年的北洋水师洋教头马吉芬。1885年到达中国，马吉芬被聘为北洋水师教师。甲午战争期间以镇远号帮带（副舰长）的身份参战，管带林镇被炮弹震晕后马吉芬接替指挥后身负重伤，双眼几乎失明，战后因为表现英勇被受三品游击参将。甲午战争结束后，马吉芬回到美国，得知自杀殉国的丁汝昌等北洋将领被描述成了北洋战败的罪魁祸首后异常愤怒。当时美国的社会舆论与绝大多数西方列强的舆论一样，认为北洋水师败给日本完全是因为官兵贪生怕死而毫无斗志。马吉芬无法接受这种舆论，所以在美国报刊上撰文并各处演讲，将其亲见亲历的北洋海军的战斗情况介绍给大众，以图扭转此类不客观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特色“人情世故”里的隐性腐败才是北洋水师覆灭的要害所在。与中方赶走洋教头的“人情世故”相反，日本人同样从西方列强购买军舰与聘请英国军官训练，但对教官及其谦卑，给他们官职后从不限制洋教头们的才能，尤其是不干涉洋教头训练中国官兵的方式方法。甲午海战前，日本除了军舰比北洋水师小之外，日本海军的官兵成了亚洲第一支完全脱离封建愚昧、具备近代海军思想意识的军事力量。但根本没人信他，甚至把他当成疯子、狂人，认为是他头部的战伤让他精神错乱了。马吉芬为战友翻案无望而心灰意冷，逐渐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念。1897年2月12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两周年纪念日，他在医院里开枪自杀。类似于北洋水师洋教头“水土不服”，在最近的三十多年里，国足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洋教头风潮，先后聘请了十位外籍主教练，投入资金高达六个亿。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投入并未换来预期的回报，国足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依然一败涂地。回顾这段历史，洋教头的到来往往伴随着国足的憧憬。从聘用匈牙利洋教头起步，欧美先进的足球理念与训练方法何以一直未能真正改变国足的面貌？第一，洋教头与国足的文化差异与沟通障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导致洋教头在执教过程中难以完全融入国足的体系中。由于语言、文化差异，洋教头与球员、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也往往存在困难，他们的战术意图与执教理念难以得到有效执行。第二，国足的基础设施与青训体系的不完善也是制约洋教头发挥的重要因素。洋教头带来了先进的训练方法，但缺乏足够的优秀球员与完善的青训体系，使得他们的战术理念难以在比赛中得到体现。此外，国足的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球员的职业素养与比赛态度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洋教头的执教效果。第三，洋教头的更换频繁也是导致国足成绩不佳的原因之一。由于战绩欠佳，洋教头在中国的执教时间往往不长，这使得他们难以有足够的时间来深入了解国足、培养球员并打造稳定的战术体系。频繁的更换主教练不仅导致球队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也让球员们难以适应不同的战术风格与执教方式。从国足到台湾，非西方的洋教头们会否都会拿“毫无斗志”说事？在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走上足球职业化之路之前，日本的足球水准并不及中国。双方聘请“洋教头”，送出足球人才赴国外培训参赛，力图改变两国足球成绩低迷不前的现状。与国足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职业足球得以如此迅速的提升，而中国却反不如前了？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也是几乎同时师从世界列强，也是聘请西方列强的海军顾问并送出人才留学。但在1894年甲午一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日本海军却跨向了步入世界海军列强的道路上。为何今天又在重演那一幕历史活剧？二者的后面是否有什么相通的根源呢？事实上，甲午兵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有几艘舰艇并不就意味着就有了海军，若要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就必须走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这点，现代的足球也一样。首先从管理模式方面看，中国的联赛管理模式依然跳不出“集权型”的框架，不得不承受过多的行政干预。日本则大胆放权，将联赛推向市场，利用市场规律积极整个发展之路。当年大清帝国搞洋务之际也不过是幻想存中学之体而取西学之用，兴办的海军却不过是多了一个衙门而已。日本却早早得从整个体制入手，不仅很快采用了近代化国家的政府结构，还在1890年召开国会并行宪成功。在法制与制度建设不具备的情况下，势必造成权责不清的情况。这种问题在现象上的反应便是腐败现象孳生，管理机构不思进取，职能机构各行其是，相关人员各谋其私罢了。其次，在总体力量建设方面，日本将后备人才的培养立足于学校并以各种生动的方式培养青少年对足球的亲近感，使之成为其人才辈出的活水之源。然中国青少年却没有扎实的校园足球为基础，依然无法打破专业集训制。在北洋水师的建设过程中，总体力量建设的脱节现象也非常凸现，国家总体的教育、经济官督商办，海军建设流于形式，购置的舰艇设备长期无法更新，人才教育经费被挪用等腐败现象也时有发生，舰船的国产化投入也无法跟上发展要求，等等。凡事皆流于形式，其根本目的充其量是为了让西式的“船坚炮利”维护其千疮百孔的皇权体制。日本则兴业殖产，文明开化，从体制上顺利完成了近代化转型。“万事一新”与“粉饰一新”似乎只有一字之差，一百三十年前的海军如此，今日之国足亦然乎？
四、改革开放背景下国足北洋水师化的“洋务运动”尾声
提起面子工程，我国投入最多的也是最失败的面子工程当然是足球场上穿红衣服的那几位。目前国足就好比摇摇欲坠的大楼，无论请外籍教练还是规划外籍球员都只是像“大清帝国裱糊匠”李鸿章那样为大楼做一些裱糊工作，而保住这个大楼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楼塌了重新打地基重建。这个道理就跟晚清的洋务运动建海军颇有些相似之处，一边迷信“洋大人万能论”一边猜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李鸿章排挤琅威理后又聘用了汉纳根，德国人，陆军大尉，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长婿。1879年由德国军队退伍，由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聘请来华，在天津任军事教官兼充李鸿章副官并负责设计与建造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炮台。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又要聘用前日本海军顾问英格尔斯，阿姆斯特朗公司驻中国代表邓禄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出自己在伦敦的代表金登干与二位联络，可北洋水师急不可耐地直接雇佣马格禄当外籍顾问。马格禄之前是个拖船的船主，黄海海战后负责拖带在海战中搁浅的“广甲”号，结果拖带失败，广甲沉没。套用范大将军的话来说就是：“你马格禄什么的都在当外籍顾问，他干不了，没那个能力晓得伐！”甲午战争前夕美国人晏汝德“挟奇技来投效”而“其术近于作雾”，据称能运兵登岸活捉敌船，使雷艇靠近敌战船而“敌不能看见”。这分明是个骗局，而李鸿章却认为“留之必有用处”。1993年施拉普纳被请上春晚，牛群与冯巩合说的一段相声《拍卖》里有这么一段经典台词，“施大爷的这根头发是在中国变白的，是为了国足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我们要把他永远地留在中国”。施拉普纳率队被世界杯预选赛淘汰后改任中国足协技术顾问，但一年后就离职了。国足一边觉得外国人就是香，请了一大批外国教练，前有登上春晚的施拉普纳简单粗暴的“不知道把球往哪踢就往对方球门里踢”，后有“小高带的挺好的你把他换了干什么，换上来西班牙名帅卡马乔结果输泰国一个1：5”。在举国体制培养不出优秀运动员的情况下大把浪费纳税人的钱归化一堆外国球员，但把这些教练请进来之后具体业务又不让插手，所以每任洋教练都不爽。外国球员花大价钱归化过来了也不好好用，阿伊洛西奥换完国籍了国家队不招，进国家队了还只让打半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又用又疑究竟意欲何为？近代海军与国足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乱学习，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学堂后请来了的外籍顾问是法国人日意格与德克碑，在造船的理念、技术上参照的都是法国。李鸿章更是大量进口英式装备，添置铁甲舰后又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下订单。军舰种类也是乱买一气，从只能守港口的蚊子船到后来的无防护撞击巡洋舰、穹甲巡洋舰、装甲巡洋舰、铁甲舰，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说北洋只有八艘军舰能应战，办了二十多年海军为啥是这么个结果？蚊子船撞击巡洋舰不能出海打仗，根本就没法跟舰队匹配。甲午战争机器拿北洋出动了十二艘军舰，但两艘来自广东水师，两艘是早已落后于时代的无防护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其中超勇在开战四十分钟即宣告沉没。相比之下日本就很专一，只学英国，军舰除了那三艘法国的三景舰，其他绝大部分也是从英国一脉相承的，可操作性比大清帝国强得多。现在国足也是这个问题，巴西在世界杯夺冠了我们就学巴西，十年学西班牙，十四年学德国，结果谁都没学明白。与其整那些有的没的还不如学日本，效果肯定比现在强。还有派系之间互相使绊子的问题，高薪低能的问题……北洋水师的失败总会归结到大清帝国体制上，强大的海军不是光靠钱就能买的来的，工业基础、科学精神与开明的制度设计也不可或缺。如果光靠买买买就能强兵，为啥全美械的沙特阿拉伯打不过胡塞武装的拖鞋军？足球同理，这是工业化时代才会有的，一支球队就是一台车，球员只是这台车的外表，而关键的零部件是它背后的运营、管理、市场、青训，如果这些零件都烂到家了，这车外表就算再光鲜，又能指望它跑多快。公知们觉得我们只要经济发展好了制造业就什么都能造，培养几个球员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随便选些个身高体壮速度快的刘翔与姚明就能把足球踢好就能进世界杯。只要不愿深入改良，就算你找了十一个梅西C罗，充其量也就是众泰披上了豪车的壳子，看着像保时捷，实际上那玩意叫保时泰，上路以后该拉稀还拉稀。抄一个壳就行了？比深入的改良更重要的是改掉民众的思想，海军与足球都离不开足够的群众基础。晚清中国筹建水师学堂，招生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都对此嗤之以鼻，有条件的都是读四书五经考科举了，谁来学这个？最后招上来的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为的是每个月四两银子的补贴，能帮家里缓解经济负担。参加海军的初衷是为了吃饱饭，走向工作岗位后自然会得过且过而疲于应付日本那种遭遇战。这个理论套用早在足球上也一样，本质上我们就不是一个热爱体育的民族。怎么用一句话概括我们的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教育内卷卷的是啥？没人去卷体育类的，马术、高尔夫这种更应被视为所谓的“阶级入场券”？至于“练体育”，大家想想身边的情况，是不是仅存在于“读书差”的小孩？目前大环境如此的残酷，有多少家长乐意花十几年的光景培养一个将来还不一定能成为一个能站在顶级联赛舞台的明星球员？只有这两个条件都满足才能勉强回得了本。如果练到一半不练了则还要耗费多少精力重新回到高考的跑道上，这就堵死了绝大部分正常家庭让小孩从小接受每周起码两次足球运动的路子（成为足球人口的标准）。相比之下日本与欧美国家不是就业压力低就是福利高，小孩子学踢球即使踢不了职业也不影响未来的就业，反而能养成一种不错的爱好，在南美则能通过踢球来改变命运。贝克汉姆十一岁被曼联相中，十四岁跟曼联签约，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孩子很有足球天分，有谁会给他一份合同？欧美在足球的组织上坚信科学与理性，我们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学外在器物而不学本质，这就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比拼。米卢所谓的“快乐足球”到底是怎么回事？快乐来自自己，不是只有成绩才能证明的，只要专注于踢球的过程，从中感受到快乐后主观能动性自然也就有了，从北洋水师到台湾问题都是这个道理。
五、甲午战争、台湾问题与0：7的中国特色历史周期律
2024年国足在日本创造了0：7的历史最大败绩，对号入座于台湾问题与甲午战争则不难看到历史周期律的挥之不去。如果对号入座于琅威理，归化的外国人都是中原统治者装点门面的工具人，以此显示天子“怀柔远人”的恩德。在同一行业，就算这些归化人明显比本国人的经验技术要好，但统治者也不会真正拿他们当自己人。其实，这种对洋人这种态度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晚清时期中国被迫全面跟世界接轨，在政经军很多领域都不得不找洋人当顾问。最终，大清帝国与洋人顾问不欢而散，这其中以北洋水师的洋教习最为典型。今天，就来聊聊这其中的故事。不论是在对外还是对内的战场上接连失利，令大清帝国统治者不得不搞洋务建海军。但海军不是光把船买来就行了，复杂的机械总得专业人士去操作，军舰怎么布阵，怎么打仗，跟陆战都完全不同，也得专业人士去弄。但当时的大清帝国北洋水师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既不懂近代机器，又不懂海战，怎么办？只能找洋人。当时北洋水师的大部分军舰都从英国购买，在整个过程中，英国海军中校琅威理办事利落，举止专业，更是有好几次带着几艘军舰跨过半个地球，从英国长途航海到中国。当然，中国也请了别的洋人教习，但琅威理官阶最高职责最大。1888年，北洋水师选拔的一批官兵在他的带领下去英国与德国接受几艘新的军舰，其中包括了著名的致远号巡洋舰。在他带队出国的过程中，北洋水师军纪严肃，操练有方，给欧洲各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琅威理的工作作风太硬，训练太猛，而北洋水师的中国军人从上到下，自由散漫惯了，很不适应，久而久之就对他有了怀疑，这么卖力气训练，是不是别有所图啊？是不是想掌握中国海军啊？这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北洋海军的教习这个职位，除了英国其他一些国家也在争取，当时的中国海关关长、英国人赫德力荐琅威理，“法国、德国与美国都想抓到中国海军领导权，但我保持海军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中国要有琅威理，赶紧让他来华！”但当时日本其实也是聘请了洋人当顾问的，比如其海军为例聘请了法国工程师与英国教员。法国舰船工程师白劳易在日本旅居多年，按法国布雷斯特海军工厂的样式给日本建设了横须贺海军工厂。英国海军的道格拉斯少校亲自为海军兵学寮的学生授课，他的听众中有未来的海军大将日高壮之丞与山本权兵卫，不仅如此，他还草拟了一部详尽的学校章程，对基础课、专业理论课与舰上实践的比重与分布做了规定并建议增设轮机学校，还开创了日本海军的毕业远洋传统，凡此种种，日本人都没觉得这是洋人借着开工厂，办学校，订教材去掌握日本海军，为啥大清帝国就那么别扭呢？说白了，这还是大清帝国的海军高层对琅威理不满。大清帝国海军装备着近现代军舰，但本质上还是官僚衙门，在这种衙门中，听话忠诚可比专业技能重要得多。琅威理一心扑在技术上而对人情世故根本无所察觉，当然不可能让大清帝国的官僚们放心了。琅威理很看重自己在海军中的绝对话语权，因为非如此自己的条令无法贯彻，但这么一来，北洋水师的领导权是谁的呢？李鸿章办海军当然要保证领导权绝对在自己人手里，琅威理这么搞是存心跟中堂大人过不去吗？长此以往，李鸿章对他的嫌恶也会有个上限。北洋水师中的中国官兵们可能专业技能没有琅威理这么强，但在揣摩上级意思这方面那可比琅威理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们无法适应琅威理的高强度训练，敢怒不敢言之下转而揣摩中堂大人的心思，进而有意无意在训练中磨洋工或明里暗里对琅威理阳奉阴违。心直口快的琅威理哪能受得了这个？由于经常为此而暴跳如雷，琅威理被北洋水师积攒的矛盾终于在1890年全面爆发于所谓的“撤旗事件”。北洋水师去香港过冬时提督丁汝昌带着几艘军舰巡视南海，剩下在港里的军舰降下提督旗，升起了总兵旗。当时在场的琅威理勃然大怒：不是说我跟丁汝昌一起都算提督么？就算是副职也是提督，怎么丁汝昌走了底下的总兵就无视我了？琅威理给李鸿章发电报要说法，李鸿章暗示北洋舰队规定中只有一个提督而没有所谓的“副职”。这下子琅威理不干了，当场提出辞职。他回到英国后到处宣传他在华受辱的经历，英国外交部甚至为此而考虑撤回在华的所有英籍顾问，同时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学生。甲午战争前夕，军中洋员既有汉纳根这样不通海军事务的前陆军军人，又有安纳波利斯海校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毕业生马吉芬，甚至还有以酗酒著称的拖船船长马格禄，与冒险家求取功名的赌场已无多大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水师的训练松弛，战斗力直线下滑。与之相比，对面的日本对洋人顾问是一直彬彬有礼。整个明治时代，日本海军先后聘用洋员九十八人，除了白劳易、道格拉斯等知名人士还包括任教于工部大学校的舰用轮机专家韦斯特与海军大学教官英格尔斯上校。1890年最后一名英国教官离开海军兵学校后，仍有不少外籍专家选择在日本定居，继续为日本当局贡献智慧。注重体系的建设模式、对症下药的求贤原则、用人不疑的聘任方式，使日本海军从雇佣洋员中获得了超出预计的收获。这两边一对比，甲午中日战争，大清帝国败得那么窝囊，这也就不意外了。其实，琅威理的遭遇在中国并不是个例。中国像请外国人指导技术与文明，但又因为种种原因，对外国人雇而不敢尽用，顾而不问，这背后其实还是专制王朝的官僚体制与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卑作祟。琅威理之前大清帝国镇压太平天国的洋枪队如此，琅威理之后，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是如此。既想在军队建设上“弯道超车”又不放心把军队整训交给专业技术过硬的洋人，始终担心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忘了老祖宗总结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就不得不说是中国特色历史周期律再一次起作用了。
国足改革正解何在？第一，加强青训体系的建设，提高球员的职业素养与比赛能力；第二，加强教练员的培训与教育，提高他们的执教水平与专业素养；第三，加强足球文化的推广，提高全社会对足球运动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国足治沉疴要下猛药，解决台湾问题同理，裱糊匠式渐进路线走到头了。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