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中国历史周期律论

　　总论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但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始，至今约三千年。在这三千年的信史中，前一部分即始皇帝开大一统中央集权社会之前的西周东周社会，有约一千年历史，之后，是朝代更迭频繁的后二千年。二千年间，先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过对中国历史进程有过较大影响的王朝，有如秦、汉、曹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清等。这些王朝的建立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节奏，对历史进程有过较大推动作用，比如其中的秦汉、隋唐两个历史节点，都是由天下大乱走到天下大治，汉唐两代对中华民族做出了灿烂的文明成就，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

　　对比中外历史，中国历史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王朝更迭频繁。最盛的汉唐时期，汉朝虽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也分为了前汉后汉，大唐也只有二百多年，并不算长久，其他王朝的寿命也都不算长，短命王朝则更多。在亚洲，以日本朝鲜作比，朝鲜李朝历五百多年算是较长久，而日本没有朝代更迭，天皇一脉统治日本从始至今据说有三千多年，但也有类似于中国王朝更迭的日本各时代的更迭史。与西方历史作比，西方虽也有时代的衰亡和新兴，但类似于中国朝代更迭的几乎不多。遍观世界，只有中国历史的现象比较独特，分析之后，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本身产生的一个现象。

　　孔夫子之前，从有确切纪年以来大部分处于东周时期的一段历史内，中国文化注重周天子的“以德配天”思想，即说周天子之所以为天下共主，是因为周天子有德，平民百姓对天子之位是不敢窥探的，视天子之位为神圣不能侵犯。东周战国时期之前，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在社会思想里，普通之人还不敢窥视天子之位，即使各诸侯封国、春秋五霸，都是打着“尊王”维护周天子的旗号会盟各封国，以讨伐不尊周礼的国家。楚国依仗国阔人众势大，藐视了一次周天子，挥兵至洛阳城下，欲问周天子的“九鼎”的轻重，被公孙满答以“在德而不在鼎”退去了楚师。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加剧，人的思想多元化混乱化起来，尤其在战争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如著名的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固守“礼义之兵”“成列而鼓”，不施“诈战”，而败于楚军，随后又有城濮之战，中原新的霸主晋文公再次面对楚军，采取“退避三舍”的计谋，用以“诈战”，打败了楚军。泓水之战终结了商周以来的“仁义道德”，城濮之战开启了“兵者诡道也”的先河。是故《淮南子》总结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之后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德”的思想完全由“实力”所取代了。

　　当年孔子面对东周社会的周室衰微，礼乐崩坏，群雄分起、相互攻伐，诡道盛行，重弹“复礼”，以期归拢人心，秩序社会，但是孔子不愿看到商周以来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已经遭到了破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经出现，有秩序的井田制正在一点点地被瓦解。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也在被诸侯国逐渐地架空。孔子周游列国，“仁”、“礼”的施政纲领只会遭到各国无情的抵制，以失败告终。到战国时期，周赧王完全被架空成了一个摆设，任意被几个大国玩弄于鼓掌之上。新兴地主阶级终于站上了统治舞台。

　　秦始皇终结了东周以来的混乱局面，也彻底终结“以德配天”天子之位神圣不能侵犯的思想，打开了中国走向地主阶级统治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社会的局面。统治阶级的秦王朝以法家思想强国，并以法家思想建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统治实力，这也是秦国称雄一统天下的依靠，也是秦国暴政产生的根源，也是秦朝因暴政而迅速灭亡的根源。由此，秦朝之后的中国历史，走入了一个个政权循环的轨道，一直循环走下去了两千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历史周期律。

　　秦王朝结束了宗周之礼的八百年的周王朝，改换了天子姓氏，而十二年之后，一场农民起义的暴动又终结了赢姓的秦朝。在分析陈胜吴广起义之前，有必要提及发生在西周时期的“国人暴动”。如果从根源上说，因为信史的依据，现在只能说“国人暴动”是有记录的底层人民反抗的第一次，但是“国人暴动”的历史意义远低于陈胜吴广起义的。国人暴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周厉王伙同荣夷公搞“专利”政策，致使国人谋生艰难，还强力压制国人的不满，“道路以目”的成语就是源自于这次的不满情绪。压制久了，国人被逼迫得只得为了生存而起来反抗周厉王，最终将周厉王赶出了镐京，周厉王逃到彘，直到病死也没有再回到镐京。也许这次暴动是夏商周以来的第一件“犯上”“赶跑天子”的大事，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也可能因此不得不以文字记录下来，这一记录，便出现了中国历史文字纪年的开始，同时对西周政治体制上的冲击，就是“周召共和”的共和体制的出现，直到周宣王即位。自有了国人暴动而且成功地赶跑周厉王，在底层劳动人民的思想里，打破了一次王权神圣的地位，树起了通过反抗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造反意识。现在不得不说，如果要给中国历史周期律找个起点的话，那么“国人暴动”应该是这个起点。站稳了反抗的起点，就直接影响到了周朝的统治从此进入了礼崩乐坏走向衰弱的时期了。“国人暴动”成功冲击、动摇人们的王权神圣的思想的波浪，一直冲击到如秦始皇出巡渡浙江时，项羽见其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对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这又是自国人暴动之后，动摇王权神圣延续六百多年(注：古代历史发展进程缓慢)后的一次重要历史记录。假设如果国人暴动失败了，没有触动周厉王的地位，可能华夏民族后继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秦二世的暴政，直接导致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掀起农民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起义第一次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推进了社会最底层，这是继国人暴动之后的又一次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国人暴动触动的是天子神圣地位，而陈胜吴广的起义口号又将最上层天子的神圣可以“侵犯”往下拉到了“王侯将相”一层，即不仅天子可以赶跑，就是天子之下的“王侯将相”们也不是天生有种的，同时，底层人们从来不曾也不敢窥望的算不上最高的“王侯将相”一级，也是可以由底层人造反获得，应当说这是中国底层劳动人们在历史进程中追求平等思想的一大进步。这一口号已经深入人心，紧随其后的各地起义终将秦王朝推翻，来自最底层的刘邦翻身坐上了汉高祖的皇帝位，实现并且超过了这一口号的目标。大泽乡起义和刘邦的上位，对其后中国历史进程无疑是有诱惑力的。同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在中国社会成了共识，这也是致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家比较特殊之外，自此不再出现世袭贵族的一个来自于思想上的源头。

　　还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是，夏商周三代，虽然处于奴隶社会，但中国的奴隶社会不同于其他文明。人，即使最底层的劳动者也有一定的自由，不完全是隶属于奴隶主阶层的劳动工具，而一旦沦为奴隶主完全意义上的劳动工具，也就断绝了起来反抗上层压迫的通道了。周朝的井田制就是这一现象最直接的表现。西周时期，全国的土地归周王所有，但每一块土地按照井字形将土地分成九块，除了中间一块属于公田外，外围的八块土地收成是归耕户所有，中间的公田由八户共耕，收成归入封邑贵族。因此中国劳动者自古以来就有比较高的人身自由度，进入铁器时代之后，劳动者的自由比周朝时更增多了一些，这是产生中国历史周期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身自由条件。相比于印度，印度自雅利安人入侵之后到吠陀时期，形成了非常固定的种姓制度，四个种姓之间的沟通通道基本是断绝的，种姓越低，通道断绝越彻底，在四个种姓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贱民群体，贱民只能世世代代做贱民，因此在这种“人没有未来”的社会制度下，才会也只能在印度产生不重现世而只重来世的佛教和印度教。印度不可能出现类似于中国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印度各王朝的更迭只能实现于外力的侵入，印度的历史也正是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在自从由最底层的农民阶级开启了改换天地的历史之后，也就走入了朝代更迭的一个个圆圈。历数秦之后进入一个个圆圈的各王朝，直接或间接引起旧王朝灭亡新王朝诞生的农民起义的有：大泽乡起义——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东汉，黄巾起义——三国，隋末农民起义——唐朝，黄巢起义——五代，元末农民起义——明，李自成起义——清等。虽然没有触发旧王朝灭亡但给予了旧王朝极大冲击破坏的农名起义的有：东晋孙恩卢循起义，北魏破六韩拔陵起义，唐朝王仙芝起义，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方腊起义，南宋钟相杨幺起义，明朝刘六刘七起义，清朝的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其中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的规模和历时最大最久。其他的王朝更迭，多是统治阶级内部之间不同势力之间的权力转移致使王朝更迭，这种更迭没有或少受农民起义的影响，这样的王朝有：王莽新朝，西晋，南朝(宋齐梁陈)，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五代(梁唐晋汉周)十国等，外族直接入侵建立的王朝有：北魏，元，清等为例外。

　　中国历史王朝的更迭并不都是由农民起义来实现，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必然会对王朝造成致命性冲击或直接导致王朝覆灭，这种规模的农民起义对社会的冲击和破坏力更大，它对历史进程的推动和贡献也是巨大的，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权利转移引发的政权更迭，带给社会的破坏力比较少，对历史进程的贡献也比较小。结合前述全部内容，以上各时期的起义和王朝更迭，在人的思想上都应该来自于第一次的大泽乡起义，以及受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鼓舞。再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后来历朝的农民起义的口号也在不断变化，但主线总是向更加平等的思想上靠拢。比如，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是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底层人也可以追求“王侯将相”地位的低层次的平等思想，进步到了不论地位高低的一律“均贫富”的泛平均主义思想，无疑从思想上直接触及到了反对剥削和社会分配制度的问题。再至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第一次直接触及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根本制度，直到最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第一个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资政新篇》是顺应历史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业立国的社会，农业在国家政权中起主导性作用。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因此体现在王朝的更迭中，农民必然会成为主体。在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社会，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于农民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浅，一直存在着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并存且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新王朝建立，在其初期，社会关系经新调整后，原来旧的地主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削弱了的地位，而小农经济生长环境则较为宽松，这时小农经济处于相对上升的繁荣期，新的地主经济还没有形成，不占主导地位，新兴王朝是向上走的稳定时期。随着政权稳定，王朝的官僚集团逐渐壮大，其地位得到巩固，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开始膨胀、上升，与他们相依附的新地主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逐步蚕食兼并小农经济，多数土地集中到了少数地主阶级手中，当发展到一定的度之后，地主经济又开始了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小农经济者和手工业者却遭受着地主阶级的盘剥和压迫而日益加重。同时，统治阶级因其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制度建设上只能是有利于地主经济利益的而非小农经济的。如此，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集中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中了。直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只能为了生存而反抗时，加之官僚集团日益腐败的诱因，一场新的农民反抗斗争甚至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斗争的发生就成为必然，不可阻挡。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压迫日益加深，如果没有在思想上的解放，或者在文化上有允许反抗的因素，有可能反抗不会发生。还是以印度为例：在印度则没有这种允许反抗的文化存在，其文化如种姓制度是不允许反抗的，但在中国文化中，社会普遍共识是反抗天经地义。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文化土壤，在有的王朝，一些开明君主及其僚属还是比较注重维护农民利益的，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也比较多，著名的一个是唐太宗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

　　在以上分析中，可能有人会问，文化上允许反抗的思想和经济上剥削压迫的加重，对于改朝换代的作用哪个更占主要作用?无疑还是马克主义的回答是正确的：经济是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回避体现在生产关系之中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意识的能动作用。反抗的思想助推和扩大了反抗行为的力量，反抗成功，就是新一轮分配(从官爵地位的分配，到平均财富的分配，再到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再到不仅土地还有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平等，主线是在不断前进的，对于将来，确切地说，也还要不断前进的!)的开始，也有了完成新一轮分配的可能。即使反抗没有成功，反抗的思想也会延续到下一次可能成功的希望中。如果连反抗的思想都不存在的话，反抗的行为可能无从谈起。反抗精神自国人暴动开始直到今天，就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劳动人民心中了，这也是中国文化蕴育的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之所以灿烂，是因为中国劳动人民对于自己的命运总是永远充满希望的，而面对在自己追求希望的征途上的一切障碍，无论多大多难，都有十足的勇气和强大的力量予以推翻和铲除，这一点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地方。

　　现在完全不能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总是在原地上打圈，甚至对于这一中国现象，如黑格尔所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不断重复着庄严的毁灭，而在本质上毫无变化……。在黑格尔的眼中，他所说的重复，只不过仅看到的是君主，而没有看到劳动人民。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他是不可能看到劳动人民的历史贡献的。所以事实并非如黑格尔的结论。对于历史的发展，还是导师毛泽东主席总结的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政治上正式提出中国周期律问题的，是1945年7月初，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问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胸有成竹地答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破解周期律的问题，自此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上来，不久后，毛泽东率中共机关从西柏坡进北京的路上，他的“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就是对这个历史周期律的第一步破解。

　　建国后，毛泽东十分注意如何破解这个周期律问题，他施行了很多的措施和手段，应该说在他的时代，毛泽东给予了人民更多更广泛的权利和民主，最后在他的晚年，他所发动的最广泛权利最大的人民大众民主运动，并以最高的宪法形式，来保证“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奈何天不假年，毛泽东还是离开了人民。他的去世直接就有了周期律中的“人亡政息”的一种忧患。之后，中国的历史进程拐进了一个很大的弯，直到2012年年底，在拜访民建中央时，习近平总书记重提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当年的“历史周期律”的对话。

　　时间从西周走到今天，我向来不以最忌惮的心情揣测中国历史的进程，可是我知道通过我对以上的历史分析中，也还知道这个“历史周期律”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是充满唯物辩证法准则的。无论中国还是全世界的历史舞台上，表演最突出的演员是谁，只要台下的观众不满意了，不喜欢看了，更不愿意看了，那么演员只有下台退出表演的份儿了，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

　　意到如此，不得不说，“历史周期律”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谁想避免也避免不了。如果不管它的存在，而依然我行我素，它就要重新来管理管理社会了，如果演得好点，它出来的时间就能推迟一点，但是也总免不了它终于会出来，而它的终于出来，对于台下的观众们来说，未免就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真想彻底跳出这周期律的循环，只有华山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正确回归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路上来，还是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最正确：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