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关系究竟如何——读立华老师新作
【题记】今天读到王立华老师的新作《“市场决定作用”究竟是由谁决定？》，有感而发。
立华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是个真问题，比起那些伪问题来说，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并要搞得清清楚楚的问题。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不存在这样一只“无形的手”可以把市场的供需关系调节好。解放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恶性投机交易，都是依靠“无形的手”调节的，结果怎样？越调越糟糕，最终还是靠人民政府依靠计划手段才解决问题的。
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最好从无形的道上来感悟。而悟道，必定是由器而道，要从有形的器开始。立华老师讲的市场三大主体（消费者、企业、政府部门），这是切入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毛主席一贯讨厌那种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的做法。
如果只谈“无形的手”，那么云里雾里绕来绕去，会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的。
那就来从了解计划经济入手，看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究竟调节得如何？
以此为道器变通之基，再认识和理解市场那只无形的手（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如何通过市场主体（人）来发挥作用的。
01
到1975年：新中国的四个五年计划究竟怎样？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到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像苏联那样搞完全“计划经济”，但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调解国民经济的主要手段是政府“有形的手”。
到1975年四届人大，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有这么一段：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02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计划经济究竟怎样？
二战前，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至少完成了2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1932年），使苏联开始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一个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工业国，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比较牢靠的物质基础。
从全人类角度考虑，这是破天荒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开端。
这个五年计划只用了四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
苏联共建成了1500多个拥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大型工业企业，首次出现了拖拉机、飞机制造、汽车、重型机械、机床制造、化学合成工业、精密仪器制造等在当时算是新兴的工业部门。
这么多部门的组织协调，也是一个新课题。
如果管理跟不上，无疑也是搞不好的。
1932年苏联工业产值就已经达到1913年的234.5%。
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从1928年的48%上升到70.7%；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也由计划1927年的60.5比39.5，转变成46.6比53.4。
苏联国民收入从1928年的244亿卢布增加到1932年的455亿卢布，增长了68%。
这些数字，可不是浮夸，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干出来的。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同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当然包括老牌的和新型的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紧接着，在“二五”计划期间，也就是从1933年到1937年，苏联总共有4500个大企业建成并投入生产；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0%，其中重工业增长了139%，轻工业增长了100%；农业总产值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负增长，增长了54%，这是极其了不起的。
国民收入增长了109%，人民的工资基金增加了1.5倍，集体农庄农民收入增长了2倍多。
一直到1937年，大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加了1倍，比1913年增加了7倍，大工业尤其是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使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获得了技术上的重新装备。
我们可以想象，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劳动大军，多么庞大！
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中基本确立。
有了经济基础，苏联的上层建筑也得到突破和发展，这里不细说。
二五计划到1941年之间，苏联的发展没有丝毫停步，这里不一一说了。只讲前面的两个五年计划。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苏联可以将拖拉机厂转产生产坦克，就凭这一点，可以看出实力来。
社会主义苏联，主要是指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计划经济年代。这要与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到勃涅日列夫，以及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再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做出严格区别，才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
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怎样？
苏联的经济实力是怎样的？
苏联的综合国力是怎样的？
仅凭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建立工业化基础的156个项目，就可见一斑。
那个时候，是毛主席采取了先全盘接受，再有所鉴别，再作我们的分析，从而发现问题，进而走出我们自己的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就是这样应时而作的，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
所以，我们后来的计划经济，不是完全苏联式的，不能把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笼统说成是苏联计划经济那样的。
我们的人民公社里的集体经济，实际上有很大成分是非计划的，是市场调节的。那个庞大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后来到了1990年代初能够三分天下有其一——乡镇企业产值占到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一，不是偶然的。
这不是吹牛。
03
对那只“看不见的手”需要从功能与作用关系上作严格分析
至于“无形的手”的功能怎样？这的确要进行分析，不能笼统地说好，或者不好。请注意，这里讲的是“功能”而不是“作用”，这正是立华老师在文中讲的市场主体问题，也就是说市场离开了主体，那只是存在功能，这是潜在的作用。因此说“无形的手”（看不见的手），还是有道理的，这只“无形的手”的功能，可以通过市场主体将功能转化为作用。
市场主要有三大主体：消费者、企业、政府（相关部门），而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充当着市场调节最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不可替代的，但必须在理论上明确一点，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是行不通的。政府部门出台各项调节经济（市场）的政策，尤其是利率、汇率政策，必须要做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而绝不能把这项工作转包给别的什么机构，尤其不能转包给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的机构。这个时候人们自然会想到公道的重要性，以及公有制的优势。
事实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对提出“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的理论，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批判地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包括斯密的理论。如果把“看不见的手”理论，奉为圭臬，那是十分可笑的。其实，从哲学上讲，马克思哲学是建立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就提到黑格尔曾经把市民社会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放在一起分析过，指出了斯密理论的某些不足。因此，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整体上无论是科学性，还是实用性，都远远胜过包括斯密理论在内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从实践上看，无论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都是创造过奇迹的；后来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也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再往后的情况，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功能也存在，但发挥作用最大的是谁呢？立华老师分析得十分详细，这里就不多说了。
“无形的手”的功能的确有，但功能转化为作用，这个道器变通之变，需要有主体（需要有人，离开了人，靠任何无形的东西都靠不住）。这个主体，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政府自然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我们毕竟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面很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但“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关系问题，总是处在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地位。而政府部门的作用，无疑是重大的，某种程度上是最大的。领导政府的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党和政府不是“有限责任公司”，这是必须明确、不能有半点含糊的。讲“为人民服务”，为何不能少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如何才能让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比较好的作用，的确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后记】我很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借着立华老师的东风，初步谈了这么多感想。供各位参考，请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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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济学”，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