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我对“三年困难时期”的见证与思索
从1958年开始，毛主席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诬蔑前30年的靶子。
我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亲历者”，有义务和责任把这个问题，在当前允许的条件下，力求说清楚。但是“三年困难时期”是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历史不清的问题之一。所谓的“历史不清”，只是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的，而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自始至终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一直以来，有关方面都是在极力向人民隐藏这段历史的真相。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用可靠的历史证据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把这段历史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今天所做的，仅仅是它的一个小小的“开头”，也许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即使这样，也是由于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才可能去做这样一件工作。特别是谷岸幽兰同志把她的书《新纪元二十六年志》上下册，送给我，使我对当年发生的信阳事件，能够有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了解。而实际上作为一般群众，要得到这个“了解”，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无论在《毛泽东年谱》，还是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关于信阳事件，都只有毛泽东的简短批语，而不像《年谱》的其他记载那样，对毛主席批示文件本身的内容有详细的转述。
一、我所经历的从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工作与思想
1959年是“十年大庆”之年。在1958年丰收的基础上，十大建筑完成。在《祖国颂》鼓舞人心的歌声中，体会到了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人人心里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在1959年春节前，也就是1960年的一月份，我和我们学校第一批去到房山县霞云岭人民公社劳动锻炼的同志，一齐回到北京。我们去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那里商品琳琅满目，新的花色品种繁多，一片繁华的节日景象还没有消逝。
但是仅仅过去一个月，王府井百货大楼两个楼层的柜台里就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首先的感觉是没有了布料，当时我想给我的旧丝绵袄换一个新的面子，但是在北京走遍了最繁华的王府井，市面上所有的布店里都没有布，只有一家店铺还有一匹大红色的毛凡立丁，可能由于太贵吧，还没有卖完。我只好忍痛用了14元一米的红色凡立丁换了一个棉袄面。这件棉袄至今还在我女儿那里，保护得很好，还和新的一样。
这时候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不仅日用品匮乏，所有的饭店里也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饭店，有玉米糊糊，一小碗、一小碗地出售。人们排队，排了好几大圈，我也排了进去。这是当时北京市面上令人难以相信的实际情况。
在我们天天吃饭的学校食堂，主食是凭粮票供应。按每人定量的粗细粮比例，发馒头票和粗粮票，这是可以保证的。主要是没有副食，肉、蛋没有不说，连蔬菜和油也很少。午饭和晚饭的菜都是一小碟，饭量大的同志肯定吃不饱，因此得浮肿病的同志不少。要知道我们食堂在1956年曾经是每月8元伙食费，每天的菜谱不重样，所有的菜都是西红柿炒鸡蛋、青椒炒肉丝、熘肝尖这种水平的副食。可见我们的生活水平在1960年下降了多少，从1956年到1959年我们的生活都是天天向上，可是到了1960年却突然变成了这么拮据的模样了。当时的市面上只有一种从伊拉克进口的“蜜枣”，叫作“伊拉克蜜枣”，大家没有什么吃的，就都去买这种蜜枣吃。谁知这种蜜枣却引进了甲肝，很多同志得了肝炎。各种肝炎病，就是那时传到中国来的。不过得了病的同志，经过免费医疗，除了吃药，通过医院的证明，还可以买到白糖、猪肝等保肝、改善营养的食品。甲肝很快就好了。乙肝病在不断治疗的过程中，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也慢慢地好了。只有少数年老的同志，转成了肝硬化或肝癌，在80年代前后去世。
1960年，北京干旱严重。我们第二批去霞云岭人民公社劳动锻炼的同志，据他们说，山区本来就缺水，当年夏天，连过去每年夏季暴发的山洪都没有暴发，可见自然灾害让当时他们劳动和生活有多么困难。但是他们也都坚持下来了，很多同志因为经受住了考验，回来后还光荣地入了党。
我回到北京后，仍然又回到了校办工厂。在二车间（机加车间）管生产调度，为生产服务。从每个车床上，把工人已经完成工序的、经检验合格的产品，运送到下一道加工工序去；把全部完成加工工序、检验合格的产品入库。当时虽然困难，但是学校的教学和工厂的生产还是照常进行。工厂的生产还是三班倒，学生们学习仍很努力。为了劳逸结合，校方不让学生上晚自习，但是学生们还是都坚持去上晚自习，最后学校只好提前拉闸。
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是有一定照顾的，有黄豆票等。对产妇、婴儿、病人也有照顾，可以有白糖、猪肝、鸡蛋、牛奶等。所以死人的事在我们学校和北京是不可想象的，根本没有人会往这方面想。大家心里都充满希望，觉得在我们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下，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现在想起来也很不一般，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惟有三班倒的工人12点交班的夜餐，天天都是每人一大盘油很多的鸡蛋炒饭。而我们车间工人倒班就餐的夜餐劵就是由我管理的，我每天将食堂返回的夜餐券，根据工段长的名单，如数发给各工段的工段长。
1960年，忘了是几月份了，车间主任曾要求车间工段长以上干部自报减少粮食定量。我的月定量一直是28斤，我自己觉得每天7两就够了。自报减到24斤，后来批下来是26斤。我计算着定量，每月还可以剩下一些支援其他同志。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些党员工段长，他们其实是不脱产的，但是在减定量的自报中，他们还是带头减了定量。
记得当年还有这样一件事。大同有一个我校毕业的学生来看我，我在食堂请他吃了一餐饭。我把饭、菜买来给他，我就坐在旁边看着他吃，就是把我的这顿饭让给他了，当时的伙食就是这么紧张。
1960年是北京最困难的一年，但是所有的生产和工作都是按照大跃进的精神照常进行的，我们学校自上到下都没有任何的消极、畏难情绪。
1961年1月1日，毛主席修改审定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即阅，尚昆印发。”指示原稿是：“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这两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毛泽东在“一边抓生产救灾”后，加上“一边抓群众生活”，并将“这两件事”改为“这三件事”。
从此以后，关心群众生活，就成为了党在1961年的三件中心工作之一。
有了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学校就更加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为大家改善生活。记得食堂有一段时期，早餐搞来过牛奶。我们学校还用自己生产的C615车床，从内蒙古换来羊肚、羊头，发给各家家属。食堂还做过香酥鲫鱼，每人一条。春节还发了每人大约五斤牛肉。我拿回家，妈妈用酱油淹起来，他们一家五口人吃了很长时间。我哥哥在科学院，他们春节发了一只鸡，他自己家有五口人，却还拿了半只鸡给了妈妈家。
1960年商品这么匮乏，物价如果没有管制，必然飞涨。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统一地把有限的物资，公平地根据客观的需要合理分配给全国需要的每一个人。把全国人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各得其所。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还可以不为生活操心，一心一意完成自己的革命工作。像北京市场当时的萧条，如果是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恐怕私有工商企业早就发生了倒闭潮，无法维持下去了，抢购风潮与饿死人的事更是难于避免的。但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全民的公有制企业，员工工资由国家照发，企业也照常营业，与平时完全一样，不受影响。大约是从1961年或是1962年开始，国家在市面上推出了三元一斤的高价点心和五元一斤的高价糖块，这就照顾了一些特殊人员的需要，又为国家回笼了货币。在党和政府的如此精心安排下，各方面的工作仍然都井井有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譬如最突出的，原子弹的攻关，塞罕坝的战天斗地，红旗渠的开山引水。困难方显英雄本色，困难时期更突出地显示了在社会主义中国，有毛主席的英明、党的伟大和人民的团结，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到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记得那是我与老伴第一次见面，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路灯下谈心。中午他请我在前门大珊栏吃饭，那时饭馆已经有很多菜了，标志着困难时期即将过去。到1963年初，在副食店可以自由地买到鸡蛋了。一切都开始恢复正常，我的定量也回复到了28斤。困难时期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奋斗中，终于不知不觉地过去，成为了永久的历史。
由于群众生活在各方面都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因此大家的干劲十足，群众的生活，在抓生产和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必然逐步得到改善。通过1961-1962两年的苦斗，到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什么“大饥荒”？这是那些没有在新中国生活过的人，按照旧世界、旧中国受灾的悲惨样子，凭空想象出来的。在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1960年和情况越来越好的1961-1962年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就是这样英勇地、团结一心地咬紧牙关，在战天斗地的豪情中度过了。生活上的困难也就是这样，被我们豪情满怀地克服了。我们这辈没有经历过严酷战火锻炼的人，也算有机会经受了一次历史的严重考验。
1960年的困难，现在人是难于想象的。按照一般的理解，中国1949年解放，1950年起，就打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要说困难，无论如何要比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时代困难吧！解放十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怎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难以想象的物资短缺的困难呢？在抗美援朝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顺利地度过了，也没有出现像1960年的粮食、副食和日用品这样短缺的严重情况。为什么反而在建国已经十年大庆之后的1960年，我们全国会出现这么大的困难呢？这是我一直没有想通的问题，特别是后来听说还饿死了人。
1962年春节，我们学校一位武大毕业的哲学老师，他家在武汉，他从家里回来，提起听说饿死人的事。他们教研室的领导就说他造谣，他从此一直受批判，文革初期还被打成了“反革命”。
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也从来不相信困难时期会有饿死人这样的事。1969年10月我们全校师生全部搬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息县的老乡向我们提起那时死人的事，我们当时都没有同志想要认真地去了解这些情况。因为难于相信，又似乎真有其事，使我们本能地不能也不想去正视它。
改革开放后，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谣言越来越离奇，特别是饿死3000万人的天方夜谭。造谣的人其实是知道内情的，否则他们怎么会把三年困难时期开始的时间，从1960年故意提前改为1959年呢？由于我们过去没有关心、接触过这方面的问题，反而没有了反驳他们的发言权。阶级斗争告诉我们，必须去弄清楚这件事的奥妙，否则就不能粉碎敌人对毛泽东时代无中生有的造谣和诬蔑。
这些年来，由于以孙经先同志为代表的许多同志，从各种调查资料的分析，证明所谓饿死3000万的谣言，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凭空捏造出来的，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特别是《毛泽东年谱》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出版。对我们研究和了解1957-1962年的中国历史，有了可靠的依据。因此敌人的谣言迟早会被我们彻底粉碎。
二、历史的事实是：饿死人的事是主要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前的1959年
根据可靠的资料证明，所谓饿死人的事件，实际发生在1959年的9月至1960年2月的六个月（半年）中，而恰恰不是在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以最典型的、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地区的信阳事件为例：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河南省和信阳地区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尤其是“浮夸风”，虚报了粮食的产量，造成狂收过头粮，以致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长达半年之久。
1959年虽然有些省有灾情，粮食减产，但并不是颗粒无收。就以受灾比较严重的河南省来说，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1959年的粮食产量也有240亿斤。他们当时虚报450亿斤，虚报了一倍还多。这些地区“五风”严重。他们在秋收之后，就把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都强制收了上来。在信阳地区还开展了所谓的“反瞒产”运动。结果1959年秋收之后的9月农民手中就没有口粮了，食堂也开不了伙了，饿死人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可见，如果在党的一贯的正确的政策之下，在1959年农业生产实际的具体情况下，饿死人的事是根本不可能会发生的。
1959年3月，我正好在房山县霞云岭人民公社霞云岭生产小队劳动。当时他们也都还在吃食堂。食堂只提供主食，副食由农民自己解决。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家也是家家吃着自己腌制的各色咸菜。我们下放干部，下饭的只有咸得发苦的萝卜条。一碗玉米碴子粥，只要一根咸萝卜条就够了。
当时我们下放干部大队分成三个小队。我在小队的分工是管伙食。我们的伙食费是每人每月2元。那时我们下地干的活是在玉米地间苗，玉米刚有一尺高。在劳动中，我边间苗，边向老乡了解地边上的野菜哪些能吃？怎么吃法？在中间休息时就动员我们同志去摘一种地里比较多的野菜，到中午时就可以改善伙食，当菜吃。记得有猪毛贻是最好吃的，还有野韭菜、野蒜，巧舌头等.。
不久，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就传达到我们霞云岭人民公社。之后，我们公社所有生产队的食堂就解散了。大家也都明确了公社的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
我1959年在霞云岭公社劳动一年的感觉，一切都很正常。唯一与过去不同的，就是那一年，生产劳动的主力青壮年社员都抽去修建密云水库了。当年队里的生产都是依靠“老黄忠队”、“穆桂英队”、“小罗成队”来完成的。我想这对当年的农业生产多少会有点影响，但是在有着高度阶级觉悟的公社社员的奋斗中，一切困难也都克服了。
事实证明，在1959年北京房山县领导下的霞云岭人民公社，并没有刮“五风”，党的有关政策也能及时地传达到基层，并立即得到落实和贯彻。毛主席后来曾总结说，当时全国有1/3的地区，如河南信阳地区是比较差的。而如我们房山县这样比较好的县，应该在全国占2/3。
孙经先老师2024年9月2日文章《围绕毛主席反对浮夸风一个批示的争论》指出：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同年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批语。毛主席的批语说：“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就此问题，毛泽东同一天向邓小平、彭真、谭震林、陈伯达做出批示，希望他们对“浮夸风”问题重视起来。并在《红旗》上发表赵紫阳的这封信。
但是事实证明，中央的某些领导和掌握宣传口的干部，当时都没有重视毛主席的意见。他们在之后的工作中继续大刮“五风”，“浮夸风”刮得更凶。1958年11月16日，谭震林、廖鲁言在《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4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是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少于7500亿斤。他们的这个报告和毛主席的批语，都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印发。
但根据后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1958年的粮食虽然丰收，超过了1957年的3901亿斤，产量也仅有3,953亿斤（人均粮食占有598斤，按6.61亿人计算）。而根据当时的估计，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7500亿斤至8000亿斤”，是整整夸大了一倍还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五风”的“风”源是从哪里来的。
1959年局部地区受灾，粮食减产，如果还要继续“浮夸”，这就必然逼迫有的地区像信阳那样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收了上来。这种对农民的掠夺——“竭泽而渔”，在客观上必然造成农民的口粮缺乏，以致活活饿死了人，而且也就彻底破坏了1960年的农业生产。1960年严重物资匮乏的困难，除了天灾，人为的原因主要应由此而来。
1958年是丰收年，但是大炼钢铁、砍伐树木，破坏了生态。轻工业向重工业让路，使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日用工业品紧缺。抽调大批农村劳动力去搞水利和大炼钢铁，又使农业战线秋收劳动力缺乏，以致有些粮食没有收上来。但是即使这样，1958年收下来的粮食3953亿斤还是比1957年的3901亿斤多了52亿斤，这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与各省、地区领导能够在1958年的7月之后，认真重视毛主席的提醒，很快刹住大大离谱、汹涌泛滥的“五风”，那末1959年9月-1960年2月间发生的类似河南信阳严重“竭泽而渔”的饿死人事件的“人祸”就不会发生。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1959年报粮食产量为450亿斤，实际只有240亿斤。天灾有没有，当然有，但这只是减产，不是颗粒无收。明显是疯狂的“五风”，收了过头粮，才产生和造成了不可想象的饿死人的危害。1959年仅仅局部所谓的天灾，明显不至于会饿死人。因此，实际上从1958年8月以来，纠正“五风”，成为发展经济、克服困难的主要斗争方向。
1959年的河南虽然减产了，也还有240亿斤粮食，怎么会饿死人呢？惟有把这240斤粮食全部收走，不仅不留农民的口粮、种子，而且还把1958年的余粮，还以“反瞒产”的借口夺走，使生产粮食的农民手中一粒粮食也没有了，他们才会被饿死。这是多么大的罪行啊！与当年的恶霸地主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两样？可见这些干部的所作所为，已经达到了多么荒唐和出格的严重程度，哪还有共产党员，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影子？
凡是产生类似“信阳事件”的省、地区，更严重的是还大大地破坏了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试问种子都收走了，劳动力也饿死了，生产工具也被“平调”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性的打击，1959年的秋种、1960年的春耕怎么进行？没有秋种、春耕，哪有夏收、秋收？1960年刮“五风”严重的省份，他们的粮食从哪里来？1960年全国超乎想象的困难，不就是这样造成的吗？
而且严重的“五风”造成的后果不仅在当时，还可能带来更为深远的带有全局性的严重影响：
1. 如果没有毛主席深入地、细致地、耐心地、孜孜不倦地解释和做工作，“共产风”对农民家庭的拆散、对个人和集体财产的无偿占有、对生产劳动的瞎指挥和破坏等......，足以使广大农民对“共产主义社会”产生印象深刻的误解，促使农民反对我们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使工、农分道扬镳，破坏工农联盟，这样的后果让人后怕，是极其严重的。
2. 它也会促使农民觉得“单干”好，“单干”自己会有更多的支配生产和生活的自由，更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1962年的“分田单干”之风的出现，与当年一些社队大刮“五风”的后果是分不开的。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极左”的后果就是右。这就是在革命相对顺利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主要的斗争策略和规律。
我们今天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农村的大地上，今天星罗棋布地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南街村、周庄人民公社、史来贺的刘庄等等，他们已经把毛主席1958年对中国农村的理想社会变成了现实。他们的壮举，显示了毛主席是真正理解农民与农民心心相印的人民领袖。
为什么1961年、1962年我国的经济又会得到出乎想象的这么快的恢复？可想而知，就是那些搞“五风”的大员们，给自己搞出来的太严重、太离谱的错误所产生的出乎想象的严重后果——“人祸”，把他们自己也给吓住了。他们也就被迫地、暂时地老实了下来。其中一些问题严重的人，也调离了原来的岗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才使那些疯狂的头脑冷静了下来。“五风”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它的严重程度是可以与民主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相提并论的。
可见1961-1962年经济的迅速恢复，不仅是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奋斗和努力的结果，更是那些饿死的劳动者以牺牲生命的惨痛代价，换来了那些热衷于“五风”干部的消停。那些热衷于刮“五风”的干部，特别是中央和省一级的干部，也许当初并没有料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会闯下这么大的“人祸”。但是即使在这样严重的错误面前，他们也并没有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襟怀坦白的态度，去接受和认识这一深刻的教训。为了文过饰非，他们一面向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封锁消息，一面想出各种理由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但毕竟1959年9月到1960年的2月，仅仅6个月时间，而且当时国家并不是真正没有粮食，问题一经发现，从粮库调拨粮食就可以立即解决。因此当时的问题虽然严重，可想而知，也绝不可能像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那样，死那么多人。正因如此，“饿死人的事”才可能瞒住全国人民的眼睛几十年。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死人的范围和人数都是极为有限的，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情况毕竟还是局部的、短时间的，虽然严重，其损失也绝不可能“无限大”。
如果当时那些领导干部不是采取隐瞒事实的态度，能够正视、认真地把问题调查清楚，今天也就没有被敌对势力利用、造谣的可能了。
三、关于“五风”的形成及其危害
关于“五风”是怎样形成的？这是值得党史专家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曲折，而我们与“五风”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真正关系到国家前途、共和国命运的严重斗争。
从文献上看（《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有关部分），似乎只有毛主席和一些省、市、地、县、社、队还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干部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以坚持党的一贯的无产阶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来抵制“五风”的蔓延。由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所以难于形成一股坚强的合力，而使斗争表现得特别艰苦。
“五风”在毛主席不断耐心的纠正中——从1958年的八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起，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形成过程中逐步产生；至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发现问题，并进行纠正；直到1960年10月，毛主席知道“信阳事件”之前——先后约有二年的时段，“五风”一直在泛滥、肆虐。
在1958年秋收之后，农民对于“五风”的抵制主要表现为“瞒产”，被社以上的五级领导批评为是“本位主义”。毛主席在1959年的年初（2月27日到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前夕，就对五级领导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农民之间矛盾的性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功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参加集体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它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他有征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而产品分配之权应该在队。......我考虑国家的征收和公社的积累只占队的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生产费占百分之二十，群众分配占百分之五十五，这个比例不变。工业现在占用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期分批搞。......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毛主席讲这番话的时候，吴芝圃、史向生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的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都在座，这席话就是讲给他们听的。
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说，“一平、二调、三收款（银行收回贷款）”引起农民的极大恐慌。可以说，在1959年初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已经在人民公社的现实政策问题上讲清楚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是指生产队）”、在农民与国家之间，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必须尊重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等原则。《郑州会议记录》的第二部分是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在会后的当天（1959年3月5日）晚上毛主席还召开会议，听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戴苏理及开封、新乡、洛阳、南阳、许昌、信阳的地委书记汇报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但是有的地区，特别是河南，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严重的“五风”并没有收敛，反倒越刮越厉害。直到1959年秋收时节的狂收过头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直到导致大量饿死农民为止。闯出的大祸，隐瞒和封锁不住了，反映问题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党中央，反映到周总理和董必武同志那里，他们都派了工作组下到当地去调查。直到这时才开仓放粮，饿死人的情况在1960年的2月得到初步控制。他们向毛主席隐瞒实情，直到1960年的10月，才由李富春同志报告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的关注下，疯狂的“五风”才得到初步的制止。他们造成的消极后果，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才算解决，一线领导也不得不处理一些人。这个过程也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从《毛泽东年谱》可以看到毛主席是怎样在这个过程中，耐心地与唯心主义的“五风”进行斗争的。1958年是毛主席下决心通过实践探索和努力掌握我们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一年，也是毛主席担任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双肩挑”的最后一年。我们从1958年毛主席的工作可以深切体会到，毛主席科学、勤奋、辛劳、民主的工作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在工作中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耐心地向省、地、县、社干部了解各地生产中的实际情况。对于他们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1958年的一年，毛主席几乎都是在去各地视察的交通工具上工作和生活的。
从毛主席当时纠正“五风”的几个主要问题分析，“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应该有如下几方面：
1. 县、社一级领导借口“全民所有制”，随意无偿向基层生产队平调劳动力、粮食、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严重违反不同所有制之间“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2. 荒谬地取消家庭，把老人都送敬老院、孩子送托儿所，不仅在生产时采取军事化组织，在生活上也采取军事化，男、女分别编班住集体宿舍（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从反对封建的家长制，变成了十分无理的反对家庭制。
3. 高强度的劳动，不注意劳逸结合，生产劳动和生活没有节奏，使农民没有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休息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其消极后果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纠正和解释，它的后果就是使5亿农民反对走共产主义道路，其结果就是工农分道扬镳；而且败坏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声誉，在“五风”严重的地区，农民就会接受“分田单干”，否定走集体经济的道路。
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艰苦的工作，完全脱离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带着极左色彩的“五风”的疯狂猛刮，在一线领导的指导和各级领导的配合下，它的后果就是水到渠成地必然地引导农民走向极右的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
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策略和手段。苏联的赫鲁晓夫在50年代搞的就是这一套，我们的“共产风”最初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刮起来的。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的要求迫切地提到了具体的日程上，也就在实际上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修养方面，提出了比民主革命时期更高和更加严格的要求。这就必然使原来的党的革命队伍发生新的分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必然会体现在党的高级权力阶层。
毛主席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过程中，最早认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着掌握社会主义革命科学规律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取得新的胜利。今天我们更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和方向继续探索前进，胜利一定属于革命的劳动人民。
主要参考资料：
1.《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四册、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一版；
3.孙经先《还历史以真相》；
4.张树藩临终披露《三年困难时期，信阳饿死人真相》。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