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我对“三年困难时期”的见证与思索

　　从1958年开始，毛主席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诬蔑前30年的靶子。

　　我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亲历者”，有义务和责任把这个问题，在当前允许的条件下，力求说清楚。但是“三年困难时期”是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历史不清的问题之一。所谓的“历史不清”，只是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的，而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自始至终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一直以来，有关方面都是在极力向人民隐藏这段历史的真相。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用可靠的历史证据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把这段历史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今天所做的，仅仅是它的一个小小的“开头”，也许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即使这样，也是由于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才可能去做这样一件工作。特别是谷岸幽兰同志把她的书《新纪元二十六年志》上下册，送给我，使我对当年发生的信阳事件，能够有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了解。而实际上作为一般群众，要得到这个“了解”，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无论在《毛泽东年谱》，还是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关于信阳事件，都只有毛泽东的简短批语，而不像《年谱》的其他记载那样，对毛主席批示文件本身的内容有详细的转述。

　　一、我所经历的从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工作与思想

　　1959年是“十年大庆”之年。在1958年丰收的基础上，十大建筑完成。在《祖国颂》鼓舞人心的歌声中，体会到了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人人心里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在1959年春节前，也就是1960年的一月份，我和我们学校第一批去到房山县霞云岭人民公社劳动锻炼的同志，一齐回到北京。我们去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那里商品琳琅满目，新的花色品种繁多，一片繁华的节日景象还没有消逝。

　　但是仅仅过去一个月，王府井百货大楼两个楼层的柜台里就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首先的感觉是没有了布料，当时我想给我的旧丝绵袄换一个新的面子，但是在北京走遍了最繁华的王府井，市面上所有的布店里都没有布，只有一家店铺还有一匹大红色的毛凡立丁，可能由于太贵吧，还没有卖完。我只好忍痛用了14元一米的红色凡立丁换了一个棉袄面。这件棉袄至今还在我女儿那里，保护得很好，还和新的一样。

　　这时候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不仅日用品匮乏，所有的饭店里也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饭店，有玉米糊糊，一小碗、一小碗地出售。人们排队，排了好几大圈，我也排了进去。这是当时北京市面上令人难以相信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