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器友：贺敬之——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

　　今年是贺敬之老人百岁寿诞。他从旧中国走来，投奔革命，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自延安时期以来始终置身时代主潮，自觉践行以“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为先导的“人民中心”的思想原则，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贺老是诗人、剧作家，又是文艺理论家，他的歌剧、诗歌和理论著作，代表性作品无不在不同时期引领潮流，成为时代的高标。在20世纪新诗发展史上，他是继郭沫若、艾青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在20世纪戏剧发展史上，他是民族新歌剧的拓荒之一人;在新时期，他又是党和国家文艺方针、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的重要阐释者。在20世纪世界文化舞台上，他始终以开放的胸襟秉持中国话语的独特性，拒绝洋八股，也拒绝老八股，守正创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一大批同道者一起，彰显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彰显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想诉求的中国精神。

　　贺老是1945年延安鲁艺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文学剧本的主要作者。这部浸透了他青春热血的作品，以别开生面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深刻描写了贫苦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革命主题，为民族新歌剧的发展提供了继承和学习的典范，同《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优秀作品一起，继30年代左翼文学之后，标志了一个人民文学新时代的到来。新中国的前30年，他以诗集《放歌集》为共和国“开国文学”提供了一曲恢宏壮阔、开天辟地的宏伟抒情。到新时期，又以新古体诗《心船歌集》写社会变革，抒时代忧愤，别开崇高悲壮的诗声。他在张扬浪漫主义共性的同时，看重抒情主体的革命性和实践性品格，突破“主情即浪漫”的套路，有别于郭沫若，也有别于拜伦和雪莱，以丰沛情感与崇高理性的融合，创新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内涵。他和郭小川一起维系并主导了一个政治抒情诗群体，引领了一代抒情诗风，培养了至少两代诗人。他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吸收传统诗学重视意境创造等优长，兼取自由体新诗自由奔放的气势，改造了外来的“楼梯体”，创构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楼梯式新诗体。

　　贺老的文艺思想、创作成就和创作经验历久弥新，在新世纪的文化和文艺环境中，特别具有划时代意义，笔者考虑有两点尤其应该论及。

　　首先应该提到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已经是个被冷落淡化了的老问题，不过当文艺疏离人民愿望，与人民政治长期处于龃龉状态，这个问题却又必须引起充分重视，给以认真对待。文艺作品反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非政治的;文艺表现的主题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非政治的。然而，即使是非政治题材、非政治主题的文艺作品，也总是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由谁、为谁而生产的意识形态密码。所以，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这是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不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关系给以科学论定。我们党也正是以这一基本原理为依据，确定文艺工作的方向、方针和政策。贺老是尊重这个客观规律的，他说，“列宁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同志又讲过阶级和群众的利益只能通过政治才能集中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要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发展趋势，在作品中直接间接地表现政治性内容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贺敬之：《谈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贺敬之文集》第3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他新时期在文化和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不论是科学阐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积极参与文艺总口号的调整，还是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是抓好文艺的整顿和繁荣，还是加强文化法制建设，都坚守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知道，20世纪后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彻底蜕变，其中一个惨痛的教训即在于那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叛徒否定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在这个关系着社会主义和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排除干扰，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贺敬之在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之处，即在文化和文艺部门顽强地工作着，与错误思潮及逆动势力进行了无畏斗争，维护和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