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 |脱离群众风险要警惕
读小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村子里的砖墙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大字，这些字直到九十年代村舍逐步改造后才消失于视线之中。
这几个字的含义永远不过时，只要有政府在，就得把这五个字落到实处，它比任何其它的什么说法都要更直接和更实际。
怎样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也很简单，跟服务对象在一起，相信服务对象，依靠服务对象，让服务对象来监督评价服务，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观察现实生产生活，出发点很好，群众为什么体验感差？为什么群众希望解决的普遍性问题始终在路上？为什么部分官员还敢顶风作案？为什么部分基层干部得不到群众信任？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基层脱离群众。
我清楚地记得，十四年前，我写了篇《党的最大风险是脱离群众》。文章发出后，首先是给我这个群众造成了巨大风险，只差一步就被开除。幸运的是，2011年，胡先生在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了“四大风险”，其中就有一个“脱离群众的风险”。大会开完，我的风险随之解除，因为这样高规格的严肃定性是对我这位吹哨者的正面肯定。
十四年过去，经过艰苦的整治改正，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很多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我为什么又要再次提出相同问题？因为我感觉在“脱离”与“不脱离”之间仍然存在风险，干群间的“鱼水关系”仍然没有明显改善，群众最为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解决。
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提了这么多年，群众仍不满意，问题出在哪里？
一句循环语：还是基层脱离群众。
如何找联系群众的路径？必须先找到脱离群众的表现，把这些脱离群众的表现找准了，一条条去补足，“不脱离”自然就实现了。
根据对基层小事的观察，部分基层单位的工作表现为八个“不”字。
决策不听群众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咱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是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证，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决策必然会更有利于执行和操作，反之则表现为“好经常念歪”，心是好的，事却办不好，症结其实就在于它没有群众基础。
一个地级市，投资八个多亿建有轨电车，运行个两三年，发现亏损严重，还持续给补贴，最后又花大价钱拆了它，两头都浪费，群众的意见非常大。只有一个城市这样搞吗？今年曝光的拆停线路至少有5条，最惨的线路日均客流量只有578人，这样的工程难道不是严重脱离群众的产物？
一个小村子，花上千万元建公园，结果刚开放半年又被铲平，群众看后目瞪口呆。
一个地方机关广场，占地近两百亩，花费7000多万元建景观，群众一边看一边骂娘。
花85亿治理湖堤，洪水一到就垮堤了。这么个大工程，有群众参与讨论吗？该重点修哪一段？该轻度治理哪一段？生活在那里的群众不是更有发言权吗？有人认为，那个地方本是泄洪区，淹就淹了。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有意泄洪，那倒也无妨，关键问题在于是自然垮堤，不是有安排的行为，这是质量问题，不是预案设计。
活人有活人的难，死人也有死人的难，火葬场火化炉还分个一、二、三级，墓地也有个三、六、九等，咱社会主义国家，至死总该来个平等吧？能不能别老盯着钱，把“墓地产”给降下来行不？群众关于这方面的呼声也挺大。
车辆年检，基本上都是走形式主义流程，群众的意见极大，但这个“强制”始终还在执行中，养肥了一批懒人，养肥了一批害人精，专害私家车。私家车都会主动定期保养检查，比这个形式主义年检要仔细得多啊！
一年一度的学法考法，看起来是不错，但试卷的题目却是把每个公职人员都当法官和律师在考，能考好吗？过程全是在走形式主义，人力物力财力花费巨大，效果约等于零。
一个借调干部一年开800次会，反映出来众多基层机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严重性，这种文山会海的决策模式里能包含多少接触群众的时间？
诸如此类的事情极多极多，负面影响极坏。
现在各基层单位都有一种误解，只要是班子集体做的决定，谁都可以不担责，至于群众怎么想，他们不会在意。部分基层领导在给群众传达一个冷漠的信息：怎么干是我的事，怎么看是你的事。
遇事不找群众帮助
公职部门会遇什么事？这里讲的“事”肯定不是容易的事，容易的事自然不需要帮助，不容易的事才需要帮助。啥事不容易？比如说反腐败，比如说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比如说查假冒伪劣，比如说找满天满地的诈骗，比如说阶层固化和年轻人内耗，比如说乡村治理，等等。
有个单位的纪委书记，曾经信誓旦旦地讲：“我的单位绝无腐败问题，我花很大精力去查，想找一个坏典型都困难。”结果，群众一举报，一次性抓走了19个腐败分子。
有个姓仇的副书记，一路被举报，一路往上升，因为群众的举报都被视为“不可信”，“随波逐流者昌，逆势清流者亡”的套路被抬到高于群众路线的位置。早点听群众的话，他到不了那么高位置。像他一样的人多吗？恐怕不会少吧！
江西有个年轻的官员最近落马了，他的上级疑问：“这个人挺不错啊！怎么就出问题了呢？当时不是这样子的人啊？”当时是啥时？你怎么知道他当时很好？接触一下就能看准他？群众当时说他没问题吗？
基层反腐这个事，一旦脱离群众，就只剩下一个字——难。
某市曾经有个豆腐加工基地，按理讲，专门搞的加工基地，又是职能部门花了心思搞的民心工程，应该说是可以让市民放心的。然而，它却不是。有群众举报加工基地用腐烂变质的大豆加工成豆腐，监管部门不管，最后是记者冒险化妆成交易老板混进去拍了视频才引起重视。
最近，看到某县开放的矿山，到处采挖放炮，山体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居民生活遭到严重侵扰，闭着眼睛都能闻到处处是危险，但监管人员满嘴里都是“还要调查，还要研究，还要找证据”。调查个啥呢？受苦的群众就在眼前你视若不见，你在想啥呢？
今年，一下暴雨就造成山体垮塌，多次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事件，已经听到让人麻木。灾难为什么会这样高频发生？因为环境被破坏，看面看起来很美的山体其实已经到处是风险。
假冒伪劣多吗？是个人都能看见，知名的大网商网店也经常卖，想查它容易吗？如果群众的举报有实用，一个月内可查个精光，谁也躲不住。但是……那个“假一罚十”看起来好，却有变相纵容卖假嫌疑。
明骗，暗骗，无孔不入，越查越多，近乎无能为力。部分地区经济失速、停滞，乏力。找谁要办法？应该要找群众，到群众中去找办法，不要天天开形式主义会议。
有利不与群众分享
实事求是地讲，这几十年，中国在经济上的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可以认为是改革的红利。
改革红利，照我看，其实就是人民群众努力奋斗的红利，房产地也好，其它产业也好，最终都要归结于群众的劳动创造，没有群众的奋斗，就不存在红利的产生。
有许多到过欧洲的人讲，欧洲整体上是个福利型社会，尤其是北欧更像社会主义，收入差距并不大，社会和谐，公职人员无特权，弱者受到了最好的照顾。
什么叫福利型社会？本质上看，就是红利分享的社会。
现在，看体制内人员收入水平，再看全社会平均水平，从劳动量和收入适配度看，能够反映发展红利之于群众相对公平和谐的价值分享吗？体制内与体制外在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差距是否符合红利分享的原则？
不管是什么行业，咱们要让群众满意，最低标准是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平性表现更差，否则的话，咱们的优越性就无法在群众身上得到体现。
再进个最小的事，西安火车站门口的花坛边石板，不允许乘客坐，说是影响市容。这种“微利”都不愿意给群众分享，大利面前如何处？
怎么分享才算合理？参照一下欧美日韩等国家即可，咱们要学先进，不能学落后。
有难不让群众省心
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位女士买台奔驰车，还没有开到家就坏了，是发动机的问题。按理说是可以换新车的。但是，执行起来可不顺了，监管机构也来了，4S店不服从，“监管”流于形式，买方哭也没用，只能等“调解”。调解个啥呢？群众有困难，法律在摆着，结果最不省心的是群众。
小区物业管理问题，可能是当下打市长热线最多的投诉类别。
管用吗？表面上管用，实际上不管用，重复的问题永远找不到解决办法，只能陷在无尽的循环中。这里面的问题多到无法用一篇文章说尽，因为它在不停地涌现。
我们有志为世界提供治理模板，但在为世界做出好榜样之前，能把让群众不省心的物业管理难题解决一下吗？国外物业公司有那么牛逼的权力吗？
近两亿人的股市投资者集体遭遇十年的不正常市场，再往远点讲，一直就没正常过，血淋淋的损失逼出了无数呼救声，与此同时，不管发达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是战争国的市场，都要好于大A，问题在哪里？群众是看到了，但这个“难点”似乎看不到省心的时刻。
群众的难，真不只有这几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权、失业保障等难题还困扰着相当多的群众，资本市场的难题三十年无解，投资者损失惨重，仍然没看到治理良策，大家的心何时能放下？
用人不经群众推荐
选人，用人，重要吗？重要得要命啊！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人决定一切。
选人选得准，用人用得好，最根本的依靠是什么？是群众，绝无其它。
看形式，在基层，群众推荐的流程有没有呢？似乎是有的，但似乎又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有，那是真走了流程。说没有，是因为那就只是个流程。
看谁的脸色行事最可靠？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群众的脸色如果不被任何人看，那选人用人也就不关群众的事，群众的脸色只能给群众自己照镜子看。
郑州那位给银行储户随意赋红码的官员撤职后又升职，群众知道吗？群众满意吗？对群众的心理影响大吗？他们只顾自己的“程序”，完全不在乎群众的感受和意见。
袁昊然这样吃里扒外的干部本就活得很奢侈，反过来还仇视国家，他是怎么被重用的？
李薇薇，从一个普通年轻老师到正厅只用了七年时间，几十年的官路上没干多少正职，一直升到很高很高，然后就落入深渊。她的一路，有群众的推荐吗？有群众的参与吗？
一个干部，连续腐败23年，如果每一次提拔都能听听群众意见，他能否长腐不衰？
在基层，有前面提到的边腐边升，还有高压下部分干部的冒险前行，还有高压下的年轻人塌方，根子在哪里呢？在“被用者”跟“群众”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两方不发生直接关系，出了问题，最后都只能把责任往鸿沟里扔。
本条还有一万字没有写完，暂时留着。
花钱不经群众讨论
小时候，生产队要花个什么钱，每次都让社员带个小板凳去开会，争论一番之后才决定钱怎么花，这是我小时候体验到集体民主思想的雏形。
工作以后，我曾经也参与过小单位班子的决策，花大钱，都得讨论并公开，让每个员工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未来可能面对的情况，彼此有个看齐效应和监督作用。
后来，发现情况在不断变化，不管是近处事，还是听说其它单位的情况，大体差不多。花钱的事，群众都不知道，一个人或几个人大笔一挥就花了。
西南某县的一个部门年接待安排超300天，除了节假日，天天有公务接待。都是接待谁呢？花谁的钱呢？花多少钱呢？“三公消费”管了这么多年，为何还是管不住吃？普通群众是否能参与一起吃？
最近，又听说，某市把市长热线外包，每年的费用高达近1500万元，真是闻所未闻啊！接这种电话要花这么多钱吗？这个真得讨论讨论啊！
工程建了拆又拆了建，惊人的浪费现象其实也是因为花钱可以脱离群众，不是别的原因。
分配不让群众知道
过去，只是花钱不让群众参与，现在，发钱也不公开了，你只知道自己拿了多少，别人的一概不知道，学着私人企业搞的那一套，说收入是秘密，是隐私，别人无权知晓。
有人讲：“你拿你的就行了，干嘛要管别人呢？”
不，这不是管别人的事，是大家必须知道的事，尤其是公职人员和公姓企业，你们身上都带着个“公”字，那就意味着时刻必须与“公平，公正，公开”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是阳光的行为，就不应该怕阳光的公示，结果怕阳光，那过程就可能不阳光，不阳光的事不敢公开，说明还是害怕群众的监督。
据说，外国的公职人员被要求申报财产。咱们还是初级阶段，大家伙都不富，不要求申报也可以理解，但每个人拿了多少阳光收入公示一下应该不属多余吧？
用权不愿群众监督
监督，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别的什么机构监督咱不太懂程序，也不知道效果有多好。但是，群众监督绝对是个好东西，比任何其它形式都好的好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群众数量多啊！眼睛多，看得宽，看得准。
曾经有个工程，说是不大，只有几百万，做完之后，跟没做之前无两样。小老百姓看不过眼，就打了个电话举报，接电话的人问：“你是谁啊？”“我就是个普通群众，实在看不下去才打这个电话。”“是你的事吗？”挂了……
还有一次，那是涉及某省厅的一个事，还涉及到某种信仰，是个超大工程，于是打电话到某某厅问情况。五分钟之后，接到另一个书籍电话：“你是某某某吧？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咱俩聊聊，你怎么能讲这个事呢？”
关于群众监督的话题，不宜讲太宽泛，本条也留一万字，暂浅举两个例子而已。
以上的“八不”，讲的都是相对的小事，只希望大家能够以小见大，小事脱离群众，大事自然也有这种可能，脱离的事越多，风险也就越大，这个风险不是一般风险，是致命风险。
以上的“八不”，就是脱离群众，脱离了群众，反腐就无解，方向就迷失，改革就遇挫，发展就停滞。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可以用在人类发展未来的永远，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
要把这五个字落到实处，唯有联系群众和依赖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那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写于2024年9月8日星期日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为作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