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文学艺术界的乱象丛生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说过《牛田洋》、《虹南作战史》这两部小说的名字吗?估计年纪大的人们，或者说65岁以上的人们也许听说过，甚至也有可能看过。这两部小说都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版发行的。但是这两本书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那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创作的。这种书都有那种所谓“高大全”类的正面人物，而且每部书，即使是在描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要硬性加上阶级斗争的情节。倒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完全不存在阶级斗争，但是那种脱离实际，硬性插进的这一类情节，还是太生硬了。当时这一类文学作品都有着同样的套路，不能说完全没有生活，但臆造的内容还是太多了。

　　当年我看到这类书的时候，只是简单翻一翻，从没有产生想要读下去的愿望。当然，在那个年代创作和出版的这一类文学作品中，有个别的作品，虽然也谈不上多优秀，但是从矬子里拔将军，其中有些部分，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例如小说《桐柏英雄》，其中的一些部分就改变成后来的电影《小花》，是由唐国强、刘晓庆和陈冲主演的。那部电影还是有一些感人之处的。

　　浩然写的两部小说，一部是《艳阳天》，一部是《金光大道》。《艳阳天》创作于文革之前，所以可读性还是要多一些。《金光大道》也可能很早就在孕育之中，但正式出版还是在非常时期之中。在我看来，其中有些人为强加与生硬的痕迹较多较重，不如《艳阳天》更贴近生活。后来改编成电影，影片本身影响似不太大，但确实出了一些后来都不错的好演员。扮演高大泉的张国民，后来在电影《夕照街》里表现得很不错。扮演高大泉妻子的王馥荔，后来在表演生涯中一直都非常出彩。扮演钱彩凤的宋晓英，也一直非常出色。扮演张金发的马精武，原来在《停战以后》演过一个年轻的新华社记者，那时他还是风度翩翩。在《金光大道》里就显出一些老态来。但他说的台词：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至今言犹在耳。这句台词也会让今天的人们发人深省。他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演的那位始终身影模糊的老爷，倒是给人以不俗的印象。

　　毕竟，七十年代中存在的极“左”因素的影响，不可能不影响到我们的文学创作。到了 八十年代，在批判极“左”的同时，有些本来应该坚持的正确的东西，也被当作极“左”的东西要一起推倒。后来，所谓文学艺术的春天，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开始是由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发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这阵风过去之后，文学艺术领域确实已经出现五花八门。

　　例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一直就没有看懂。她写的是一所音乐学院里，那批在特殊年代之后入学的新大学生们。小组说中的人物都和平常的人们不太一样。或许用所谓艺术界理论来解释，他们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与常人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这些俗人们就是弄不懂，也无法理解。但是这样的小说，很受文学期刊编辑们的欢迎。王蒙的小说，多少都与现实有所联系。他借用的外来的意识流的创作方法也应该允许尝试。但是看不懂这种方法还是看不懂。再后来，像苏童的《妻妾成群》，后来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看得让人心情非常压抑。这是在揭露和批判旧社会吗?可能会有读者从中看到这一点。但可能也有别的读者从中看到什么别的东西。

　　莫言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惊悚。《红高梁》本身多少与所谓现实多少还有一点瓜葛。尽管这些瓜葛有很大程度上被畸形地扭曲了。后面的《檀香刑》、《丰乳肥臀》既不知所云，又让人胆战心惊。而莫言在获得所谓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文学界某些人就像苍蝇一般踪（北京方言，意思是指某些昆虫成群地围聚在某物之上）在他的作品上。

　　从特殊年代进入八十年代，人们在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上出现一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其中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必然因素。但是对于这种改变如果只是看到其在某个方面的必然因素，而看不到在其背后的某些偏离或者偏差，甚至视这些偏离或者偏差为完全正当，完全合理，就已经存在一定的问题了。

　　郭松民老师说，琼瑶作品传入大陆，就是大陆从大时代进入小时代的一个标志。我基本赞同他的这个说法。八十年代之后，大陆的文学创作也有这样一个从大时代进入上时代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很难避免的。

　　任何转变都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当这种文学艺术上的转变开始挑战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意识形态的时候，就需要加以必要的调整和约束。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否定革命，所谓否定伟人，都在说明这种所谓转变的有些方面已经失控了，而且已经踩到了危险的红线之上。

　　在当时召开的某一次文代会上，会后的文件精神还是比较积极的，还有一些比较符合基本原则的表述。但是当时在会上，以及会后的公开场合以及某些不公开的场合，某些人已经在呼唤所谓文学的春天来到了。在特殊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固然有其僵化的一面，但是不是就一定把那个时代说成为寒冬?这总会让人想起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的文学艺术界也有一种所谓“解冻”之说。结果一大批导致人们思想混乱的作品纷纷问世。当然，这还不是后来在苏联临近解体时，那种全面对苏联时代进行反攻倒算的围剿式的文学作品，但最初导致全面攻击和否定苏联的恶劣苗头已经出现了。

　　那一次文代会，对于批判极“左”、反对僵化方面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但同时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个背后，毕竟出现了一些令人隐隐不安的幽灵式的痕迹。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不容被否定。后来，这些幽灵式的痕迹就一点一点地开始明目张胆起来，导致后来历史虚无主义的疯狂。

　　在实践中，处理这样一类现象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我们刚展开对极“左”与僵化的批评，然后就立刻对那些令人不安的幽灵进行揭露，似乎也让人不那么容易理解，觉得好像风向一下子又变回去了，很容易让人们感觉无所适从。所以为了巩固这种对极“左”和僵化的批评成果，对于那些隐隐出现的幽灵痕迹只能暂时先放在一边。然而幽灵们可不管这一套，他们认为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要发出自己那些与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坚决不和谐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需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策略，确实不那么容易下决心。

　　八十年代初，对电影《苦恋》的批判可能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只看过剧本，不能主观评论这部电影。不过，在我看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为一部电影定性需要非常慎重。电影中可能有的情节、有的台词有那么一点过火，那么是不是就一定要上纲上线当作大毒草来批判，这就不能太过随意。如果有证据证明这部作品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原则性问题，那么，拿证据来批评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还在用过去那种偏向极“左”的观点和作法来对待一部作品，由于缺乏更为精准的研究，那种运动式的大批判显然就会出现不准确和不恰当的问题。当然，有些非原则性问题，或者原则性并不非常严重的问题，可以通过文艺批评的方式来解决。只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直到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真正严肃认真的文艺批评了。吹捧、戴高帽，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的文艺评论到处泛滥。这不是真正的文艺批评，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一点好处。

　　近年来有个别文艺作品比较过分。那个所谓新编京剧《大唐贵妃》完全是一部描写帝王将相的大倒退。现在戏中的那首《梨花颂》到处传唱，其中有“道他君王情也痴”，完全是不着调不靠谱的鬼话。一个把儿媳妇抢过来做自己小老婆的皇帝，只有情欲，哪有爱情?这种把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无耻的行为，当作美好来歌颂，真够称得上咄咄怪事的了。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到现在媒体在讲改革的情况比较多，而没有更多地讲坚持四项原则的话，便以为有空子可钻，就大肆推销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货色。然而，党中央开始强调要坚持四个自信，这每一个自信都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想钻这个空子的目的是徒劳的，不可能得逞。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那些想用所谓阴暗的文学艺术作品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抗衡，既是螳臂当车，又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