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治理内卷,出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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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卷岂止是学界

  四年前,学术界的内卷引起了我的担忧。

  2020年10月16日,我在四川省经济学年会的发言中,对学术界的内卷提出了不合时宜的看法(赵磊:《“内卷化”的经济学,穷途末路的经济学》,载《乌有之乡》2022年10月19日):

  ——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相对于有限的学术刋物和学术资源,越来越多的江河湖海的学者,越来越多的教授和博士,越来越多的突贡和学术带头人,几乎百分之百的力量都在炮制这样的题目:“大米饭是大米做的饭”。这岂不是经济学百年未有之悲哀么?

  我的看法虽然不合时宜,却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背景:最讲效率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内卷成“说废话”的学术典范。

  比如某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近朱者赤: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作者的研究结论是,为了确保自家儿女将来有出息,当家长的必须择邻而居。

  这不就是“正确的废话”么?

  废话也不是不能研究。科学嘛,就是要追问“是什么”和“为什么”。我并不反对学界研究那些很微观、很狭小、很琐碎,甚至很奇葩的问题。问题是,当下的学术研究,难道就只有废话值得重复么?

  于是我作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预测:内卷化的某某学,是穷途末路的某某学。

  可悲的是,几年过去了,学界的内卷不仅没有缓和迹象,反而愈演愈烈。

  更可悲的是,内卷不仅在学界蔓延开来,而且在全社会已呈燎原之势,无一能够幸免——连幼儿园的花朵都幸免不了。

  终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

  二、何谓“内卷式竞争”?

  内卷式竞争,就是无效竞争、内耗竞争、没事找抽的竞争。

  内卷式竞争,要害在于“内卷”。有一篇文章曾经这样描述内卷:

  (1)无意义的精益求精。比如,在大会厅里,几千个茶杯,横看竖看侧看皆成行,蔚为壮观、令人惊叹。那是多少人花费多少时间,用绳子一点一点校量出来的。

  (2)低水平的复杂。比如微雕,今天你能在鼻烟壶上写首诗,明天我就要在核桃壳上刻一艘船,后天他就能在头发丝上写一篇文章,结果大家都得拿放大镜看,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复杂是复杂,花费了大量时间、耗尽了意志力,但没有创造性。

  (3)向内演化的雕虫小技。比如中国高考受到大纲限制,题目如果超纲就对不起边远地区的考生,可是又要把人淘汰掉,那就只能向大纲之“内”发展,结果题目出得离奇古怪,比如黄花岗起义第一枪、第二枪、第三枪都是谁打的?

  (4)社会固化型态中的一点花样。比如正月里不能剃头,开业动土须择良辰吉日,由于缺乏真正的创新,于是一天到晚就只能在没事找事的日子中,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归纳一下,内卷所追求的精细、复杂和讲究,并不等于先进,更不等于高质量发展。可悲的是,内卷绑架了发展。于是,形式主义被内卷推到了新的高度,人们的心智和年华在不断的内耗中,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却依然前赴后继、乐此不疲。

  三、谁在怀念“铁饭碗”?

  如果内卷仅仅是某些人的爱好,倒也无妨。不就是有点轴嘛,不就是喜欢作嘛,喜欢作就让他(她)作去吧。

  但是,就连“乐此不疲”的人,现在也受不了了。为何受不了?因为内卷已经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生存常态!

  所谓“生存常态”,意思是:不内卷就无以生存,不内卷就神经不正常。

  既然内卷才是正常的,那么又为啥“受不了”呢?

  俗话说:“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一说到内卷,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中小学生做不完的家庭作业,博士毕业必须发表N个C刊,高校教师“非升即走”,35岁就失去了就业资格,抖音直播互相摆烂,外卖骑手横冲直撞……

  如果内卷仅仅是某些人的“不作不死”,那也就罢了。问题是,愈演愈烈的全方位内卷正在剥夺年轻人的工作权利甚至生存权利。

  为什么会有“996、007、过劳死”,以至于最后干脆躺平摆烂?对此我曾经概括出两种就业逻辑:

  ——社会主义就业逻辑,是“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资本主义就业逻辑,是“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赵磊:《论“共同富裕”的三个基本问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我之所以不合时宜地概括出两种性质不同的就业逻辑,不过是在陈述客观事实,至于价值判断,另说。

  有绅士斥责我不懂经济学,说还在怀念“铁饭碗”,必是余孽。

  怀念“铁饭碗”是否必是余孽?这犯不着跟绅士较真儿。问题是,怀念“铁饭碗”的生力军其实并非余孽,而恰恰是世界的未来——当代青椒。

  风烛残年的余孽靠退休金度日,怀不怀念无关紧要。可是,为啥当代青年却非要千军万马去抢“铁饭碗”呢?

  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人性”。既然如此,那么请绅士们睁眼看看一浪高过一浪的“考公”大潮吧!

  啥叫“人性”?盼望着能端上“铁饭碗”,这就是当代青年人的人性!

  马经跟西经为什么尿不到一个壶里?因为西经眼里只有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却看不懂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更看不懂早就被马克思扒掉了外衣的“经济人”的真面目——“社会关系中的人”。

  四、不加班行不?

  最近读到一篇奇文:《啥时候不加班了,啥时候就好找工作了》(载《乌有之乡》2024年12月5日)。作者算了一笔账:

  ——截至去年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为8.45亿,就业人口是7.4亿,中间1亿人实际就是无业,实则还远不止这数。在7.4亿人中,保守估计约2亿人是灵活就业(这里头水分最大),或者说是不充分就业人口。

  ——我们再加个维度“劳动时长”;截至去年我们每周工作时长约为每周49小时,超出法定工时约23%,且这还是被2亿灵活就业给拉低了数据。大伙上班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上班时间都是10-12小时,还不带来往通勤。

  ——如果把每1个原本10-12小时工作岗位全严控到8小时,那么会自然产生出1个0.5个8小时制岗位。换句话说,如果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就算现在没有增量岗位,就用现在已有3.72亿岗位会释放1亿以上岗位需求。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现在找工作艰难,相当部分原因就是加班所害。啥时候不加班了,啥时候就好找工作了。”

  作者算的这笔账很有说服力,至少是说服了我。所以我说这是一篇“奇文”。

  经济学特别喜欢算账。但很遗憾,我却没看到经济学界有人能像上面作者那样,去认真琢磨一下老百姓的“加班账”和“就业账”。

  不认真琢磨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经济学的饱学之士还不停地叨叨:“没有内卷压力,就没有发展动力”——就差点没喊“内卷万岁”了。

  还记得企业当年盛行的“末尾淘汰制”吗?高校的“非升即走”就是它的衍生品。我好奇的是,十年、二十年后,谁来接替“非升即走”的下一棒?

  先别说隔壁老王家的市场经济如何如何,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能对996说NO,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凭啥就不能够呢?

  尤其是在35岁就失去应聘资格的当下,延迟退休是否应当暂缓或进一步优化?——这个问题我将另文讨论。

  即便这些都是治标之策,也比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强。

  五、AI呼唤新质生产关系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初级阶段,“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确实有着激励竞争的澎湃动力。

  然而,当生产力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的新阶段,还抱着““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的就业逻辑不放,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这不就是传说中的“no zuo no dia”么?

  前不久,杨振宁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警告:

  ——“现在的无人飞机、 无人汽车驾驶、无人商店、无人酒店、无人银行,这些无人化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无人机器的劳动成果如何去分配,不能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如果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可能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杨振宁:我无比担心无人机器的劳动成果将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载《昆仑策研究院》2024年12月29日)

  怎么办?把人工智能废了,退回去继续使用人力吗?

  生产力开历史倒车不是出路,生产关系两极分化更是死路。

  马克思告诉我们的出路是:既要发展人工智能,也要发展适应人工智能的新质生产关系。

  如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会不断减少人力的投入,那么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培育新质生产关系就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始终认为,只有把“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的就业逻辑,逐步转变为“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的就业逻辑,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内卷式竞争。所以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关系的培育和发展。

  我坚信,新质生产关系是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逼出来的。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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