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写作的“三关”
在2023年人境院第一届写作研修班开班仪式上，我讲的第一课是《怎样做一名无产阶级的红色写手》，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红色”。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写作研修班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了实现中国革命的初心奋斗和写作的，而不是像体制内如作协文联以及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那样，单纯以培养作家为目的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咱们这个研修班就不培养作家，而是说我们培养的作家跟大学和体制内培养的作家不一样，不是为了单纯的成名成家，把作家当成一份实现所谓阶层跃升的职业，而是将“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当成自己写作的主要目的——这句话是我给人境网写的题词，我觉得用来作为咱们这个写作研修班的办班宗旨很合适。
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不断加速的资本化进程中，资产阶级正在上升为全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在这种进程中，不管你处在什么阶层或者属于哪个阶级，你都深深地被这股力量裹挟着。文学也是如此，从创作、评论到发表出版、评奖及写作人才的培养，都已成为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作家早已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变成了王朔说的码字的和卖文的，正如演员歌手不再是文艺工作者，成了艺人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深度影响。前不久，我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做了一个题为《柳青道路与我的写作》的讲座，听讲的除了文学专业研究生，还有不少创意写作班的学生，互动环节时一个学生提问，说他学习赵树理的风格写了篇小说投给某文学杂志，被编辑退稿，理由是“没有文学性”，他对此很困惑。我回答他，这是四十多年来中国文学不断精英化和等级化的结果。
那么，与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文化不同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文化艺术则处于一个快速下滑的进程当中。曾经作为主人翁的工人农民不仅在物质上坠入社会的底层，再次成为受剥压的阶级，而且在精神上也沦为被奴役的对象，失去了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二十年前，我曾经在《我们怎样叙述底层》一文中写道：“也许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理解的底层，只不过各自选取的认识路径不同而已，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真实的“底层”向我们现形。由于各种因素的钳制，只要底层尚无力发出自己清晰理性的声音，它就只能始终是一个沉默的矿下世界。”
对于丧失了话语权的广大无产者和工人农民来说，没有比用“沉默的矿下世界”来形容更合适了。但这种沉默只是暂时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切被压抑的阶级必将通过斗争，摆脱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被动状态，培养出自己的代言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将在实践中成长起来，为争取本阶级的利益写作发声。
这就是咱们这个写作研修班的意义和奋斗目标。写作研修班固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但如果真正做到“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我们的学员中也可能涌现出鲁迅、丁玲、周立波、柳青、魏巍、浩然那样的“人民作家”和红色写手。而要想实现这样的理想，我认为首先应该过“感情关，立场关和语言关。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就叫《写作的三关》。
先讲感情关。
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理论时评写作，感情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文章和作品，如果没有和缺少感情，或者感情虚假，都不可能写好，也不可能说服人感动人。文艺创作不必说，说理评论文章同样如此，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之所以成为经典名篇，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除了鲜明的共产主义立场、朴素生动精湛和充满个性的语言，还因为字里行间的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例如：“为剥削阶级而死轻如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重如泰山，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再如：“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
关于感情，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这里，毛主席不仅现身说法讲清楚了感情对写作的重要性和阶级性，还指出了思想感情转变的前提，也就是我要谈的写作的第二关：写作立场的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同样做了十分生动的论述：“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这段论述中虽然有些话是针对抗日战争的具体工作和形势的，但道理在今天仍然适用。文革中有句话，立场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听起来很武断，但的确是那么回事儿。比方说，一个作家写了一部诬蔑诋毁自己国家民族的作品，如果你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会不会觉得他越有才华和名气就越“反动”呢？再比方说，不少“伤痕文学”把前三十年中国社会或毛泽东时代描写的比地狱还要黑暗，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对这类作家作品同样也会深恶同绝。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文化精英和小资，对描写和讴歌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作品会不屑一顾，甚至斥之为极左。这都是由人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所以，写作的立场实际上是阶级问题，跟作者所属的阶级和世界观价值观直接相关。对于一个立志成为无产阶级作家、评论家或者红色写手的人来说，必须首先使自己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可能写出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作品和文章来。当然，今天的中国社会与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包括无产阶级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无产阶级受剥压的根本处境没有变。前两天看到一篇公号文章，题目叫《对当下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正在结合的一点思考》，跟我讲的这个问题正好契合。文章很短，我念一下：
“今天的社会革命条件下，知识分子正逐渐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这一过程会继续深入下去的。
一，知识分子越来越在阶级身份上和劳动者融合。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悬殊和固化，相当多的大学生从事快递外卖等等原来属于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曾经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越来越没有了优越地位，越来越发现自己和普通工农兵处在一个阶级身份，即无产阶级。二，过去有过的历史经验起到促进作用。历史上的革命前和革命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结合的情况。最深入和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文化革命的那一次。这一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和群众走在一起了。比如，笔者比较了解的是一些哔站博主，一位名为“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星球”，这是新时代的、正在成长的马列毛主义者。
三，进一步发挥能动性，更加主动彻底的结合。每一名觉醒了的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更加自觉的践行群众路线、人民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不远的夺取政权的革命需要这样，夺权成功以后的更深入的文化革命更需要这样。”
这个问题就讲到这儿，下面讲写作的第三关：语言关。
语言对于写作，好比武器对于战士一样重要。一个作者光有思想或社会生活体验，如果缺少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就像战士有了枪却没有好的枪法那样，再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生活也白塔。什么是好的语言？我曾经在上一届写作研修班上概括为准确，简练，生动，但这只是语言的基本功，属于中学语文课上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上升到写作层面的要求，显然比这要高得多。
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样有非常深刻的论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毛主席这段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那时候不少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到延安的文人，有浓厚的小知识分子习气，写文章半文半白，味同嚼蜡，用毛主席的话形容，仿佛身上穿着长衫，脚上打着赤脚，穿着草鞋，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周立波、丁玲和孙犁等一大批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作家，起初就是这样一种文风。只有当延座讲话发表后，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起背包，到群众中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后，才从文风到笔下的人物和生活都变得焕然一新，并且写出了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那样的杰出作品，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风尚和新阶段。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被视为人民文艺的圣经，包括他的道德文章，曾经引导和激励一代又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许多革命文艺经典，开创了一个群星璀璨的人民文艺时代，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语言是写作的最直接媒介，就像一个人的面容那样，是他向世界呈现的属于自己、区别于他人的标识。优秀作家和作品的语言，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风格。比如我们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和《狂人日记》，《野草》《且介亭杂文》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愚公移山》，《别了，司徒雷登》等，即使不看作者名字，也知道是鲁迅先生和毛主席写的。我们也许永远达不到那样的境界，但可以在写作中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去学习，正如战士必须刻苦磨练自己的作战技艺那样。今天，我们尤其需要更多像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充满战斗精神的政论文和鲁迅那种射向旧体制旧营垒的投枪匕首一样的杂文。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高超的语言是不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好语言关是对一个作者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如果你是一个有出息的作者，就应该像追求真理那样，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实践。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特征。对语言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要求今天的写作者用半个多世纪甚至近一个世纪前的群众的语言和写作习惯要求自己，但面对资本主义肆虐全球，劳动人民深受资本剥压的当今时代，我们有理由像前辈那样严肃真诚地面对内心和现实，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因为，写作对于我们来说，从来不只是一种为了成名成家的个人事业，而是同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增进人类福利的高尚事业。
精英们经常吹嘘“纯文学”是一种高级精致的文学，贬斥无产阶级或左翼文学是一种低等级的粗糙的文学。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告诉世界，比起那些扭捏作态，无病呻吟，沉溺于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业已沦为资产阶级装饰品和消费品的所谓纯文学，实则是假文学、伪文学，新时代的无产阶级文艺和红色写手具有蓬勃的生机与创造力，代表着人民文化的新方向和新境界，正如鲁迅先生在左联五烈士殷夫牺牲五年之后为他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指出的那样:“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让我们努力奋斗吧！
2025年元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