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革命文学中母女传承的转型与家国关系——兼论女作家袁静及其作品
导 语
去年上映的电影《好东西》广受关注，原因之一是它呈现了一种新的母女关系。主角铁梅是一位单亲妈妈，一边忙工作，一边抚养女儿王茉莉。她的邻居小叶是一个乐队歌手，渴望爱情，也被爱情伤害。她们偶然结识，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共同体，抵御社会中对女性不友好的声音，清理成长过程中“厌女”情结造成的伤害。这也为王茉莉构筑了一个自由的成长环境，让她能够不被既有的性别规范所绑架，建立一种“新的游戏规则”。这个故事打破了只有一夫一妻的“完整家庭”才能养好孩子的神话：小叶与铁梅的相互支持，在小范围内扩展了传统小家庭的公共性，也为人们习以为常的家庭模式、母女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不过，有的观众觉得《好东西》创意虽好，但却有些乌托邦。
回到八十年前的陕甘宁边区，家庭的公共化与母女关系的重塑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而是革命带来的切实改变。今天推送的丛小平老师的文章，就以《刘巧儿告状》文本内外的故事，生动而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刘巧儿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在妇女主任李婶儿的帮助支持下，巧儿有胆量违抗父母之命；在革命政权的支持下，她不会面临“娜拉走后怎样”的困窘。与五四一代不同，巧儿在国家革命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幸福的婚姻和家庭。在革命浪潮中，家庭并不是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而是妇女联合起来争取解放的公共战场。作为“社会母亲”的李婶儿和作为“娘家”的妇女组织，能够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妇女撑腰，从而建立起了一种基于革命政权的新型“母女关系”。因此丛老师认为，中国革命中的妇女解放并不像有的人所批评的那样，是由男性主导的拯救妇女的活动，把革命政权和所谓“男性权力”划等号，实际上忽视了革命中妇女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丛老师也捕捉到当时妇女解放的局限性：一是妇女的卫生健康问题被忽视，革命者与母亲的身份难以兼容；二是革命文艺作品中对乡村中母亲的描写过于负面，将其等同于父权的共犯，忽视了传统家庭中母亲的能动性；三是解放区的妇女干部大多不生育，担任“社会母亲”的角色领导妇女解放，农村妇女照旧生儿育女，担任“生物母亲”的角色，延续了过去嫡母和生母的阶级分工。
小编认为，女干部无法处理好自身作为革命者与母亲的矛盾，有其客观原因。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对于革命者来说，或许时代任务更为急迫。将妇女干部和普通农妇之间以阶级分工来区别描述，或许也不够准确，因为延安是一个走群众路线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是对立关系。上述问题并非不可解决的，当时逐步建立起的妇女群众组织，恰恰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这正是《好东西》中缺失的、更大尺度的公共性。妇女解放永远是进行时，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也并非完美，丛老师在肯定革命的前提下反思妇女解放的问题，想必会激发大家进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