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盼：以国有企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以国有企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理论基础、历史经验与实践路径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质态的跃迁，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既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又是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和实现价值的主要阵地。通过梳理国有企业推动科技创新的思想观念，从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是在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肩负着引领科技进步的社会责任和崇高使命。回顾国有企业从技术引进平台向自主研发策源地转变的历史过程，国有企业在规模效应、管理体系、资源整合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能够降低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成本，提高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国有企业应当在宏观层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中观层面加强总体统筹，增强产业链内部的协同力度；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激发人才创造活力。通过三个层面的共同突破，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与传统生产力的质态不同，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2]10-11 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是新质生产力实现的构成要素。在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下，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转向更为尖端复杂的知识创新和智能制造，在颠覆性科学认识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3] 同时，劳动资料作为链接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桥梁，为劳动者提供加工劳动对象所需要的物质工具，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融合发展，极大拓展了生产空间，丰富了生产工具的表现形态，进一步解放了劳动者，甚至重塑了劳动资料作用于生产过程的逻辑和模式。[4] 此外，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基础前提，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劳动对象由自然资源逐步向更高级的资源形态转变，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物质结构和形态，数字平台、数据资源、算法模型等非物质形态成为未来重要的劳动对象，带动生产力发展规模和水平由量变到质变，实现能级跃升。[5]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在组织内部实现生产力各类要素的高效协同。企业是生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主体，作为构建新模式、运用新技术、培养新产业的微观主力，有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培植竞争优势，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和关键支撑。[6]

　　以企业的发展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既有研究已有涉及，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鼓励企业充分发挥创新意识、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实施，助力产业深度转型。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具有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量，有必要通过财税优惠和补贴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特定企业给予资金支持。[7-8]

　　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担负着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发挥着主力军、先锋队和排头兵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由国家对其资本拥有所有权或者控制权，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9] 这一特征使其能够遵循政治目标，承担重要的、非常规的战略任务，面向新质生产力锻造竞争力。[10] 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将会与国家的宏观战略同频共振，引领、影响和指导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优化组合，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努力。[11-12]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提出之后，一些学者对国有企业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议题展开探讨。时杰认为，国有企业可以在技术创新和构造现代产业体系两个方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到关键支撑作用。[13] 刘李红等表示，国有企业应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作用，全力打造原创技术创新策源地、全力打造现代产业体系领军企业、全力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全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环境。[14]

　　本文从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在理论层面，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中的国家企业，承担着领导生产活动的重大责任。这一理念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继承之后，在苏联的国有企业实践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体现在技术创新方面。在经验层面，在各个历史阶段国有企业都发挥着主导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方向、构建现代化体系的重要作用。本文进而认为国有企业要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孵化地，需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共同突破，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一、国有企业推动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笔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有经济组织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述出发，结合苏联以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跃进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有助于建立一种工业的原型范例，而且也有助于确立这种新型组织的步调和型态”[15]，具有明确战略方向、整合知识成果、获取财务支持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持之以恒地支持长期的科技创新[16]。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是在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能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有经济组织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述

　　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指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在社会生产发展的总过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它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7]。因此，“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8]。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成熟的背景下，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出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加剧集聚，“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19]688。此时对这个唯一的资本家实行剥夺，就可以使工场的内部分工取代社会分工，“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19]395。马克思进而表示，在唯一的资本家被剥夺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公有制社会，出现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此处的“公有制”并不是乌托邦这样的原始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20]517。

　　马克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生产资料进行全国性的集中，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按照共同合理的计划加以使用。恩格斯则强调，国家政权对于维护本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利益的重要性，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20]809，也就是说，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不适用于股份公司来管理的程度时，才能够推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否则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二）苏联以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跃进的理论与实践

　　十月革命前后，鉴于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列宁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提出建立“国家的辛迪加”，“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21]。列宁认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做法，“把最大部分的国家资料（原料、粮食、燃料、货币）集中在国营大工业手中，并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物资，以保证依靠国家供应的各企业的生产工作不致中断”[22]。他建议仿效德国的经验，“采用了优良的技术和无比优越的组织，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23]，由此“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24]。

　　列宁之后，斯大林进一步强化了国营企业的作用。他提出，苏联要加速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最大的阻碍因素是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如何集中人力物力，完成积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原始积累由国有化的工业、国内外贸易、银行系统提供利润，最后还有“国家政权这样的武器，国家政权支配着国家预算，并为整个国民经济，尤其为我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集聚若干资金”[25]。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将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用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部门发展和重大战略问题的解决上，将长期受到严重束缚的生产力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呼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在实践中，苏联通过组建国营企业的方式，促进经济部门之间的协作性投资，降低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达到“大推进”（bigpush）的效果。1929-1941年，苏联总共建立了5000余个国营企业，其中3/4集中于重工业，尤其是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这是与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径有关的。列宁曾多次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观点，特别是最基本重工业部门的优先增长。他尖锐地指出，“社会产品的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II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26]。在此过程中，国家机关作为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调节者，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的管理协调，建立起一套较为科学的制度方法。从经济绩效来看，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获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研究表明，二战之前的苏联经济实现了长时段的快速增长，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案例。[27]

　　除了上述优势之外，苏联国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业绩。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的机遇，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工进入企业，并逐步扩大对科研和技术的投资，这些投资基本上都由国营企业和科研机构所掌握。除此之外，苏联还大力加强对科技人员的培养，据统计，1977年，苏联共有400多万科研技术人员，其中工业科研人员占比最大，工业劳动的科学占用量迅速提高。苏联按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干部进修系统，通过轮训和进修提高技术理论水平。苏联还建立庞大的职业技术学校网络，为企业输送大批受过全面教育的青年技工，为企业的技术革新提供合理化建议。为了改变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状况，苏联推动建立生产联合公司，在企业中设立设计局和试验基地，让科研人员实际参与到工业生产中来。此外，苏联还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的劳动报酬，定期对工作效果进行鉴定，按照科研人员的实际贡献付给工资奖金。[28]

　　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苏联国营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迅猛，业绩斐然。有研究指出，苏联几乎成功模仿了西方大国所有领域的国防工业技术，甚至在一些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29] 尽管存在着军用技术显著高于民用技术、重工业发展优先于轻工业等问题，但苏联的技术研发和创新的增长效率一度令美欧各国倍感震惊。可以说，苏联技术创新的基础，来源于国营企业的管理能力和动员效率，以及科技政策的推动实施。[30]

　　从国有经济的理论内涵和苏联实践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既要提供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品，修正自由市场竞争带来的扭曲[31]，也承担着领导核心技术创新的重要责任[32]。尤其是一些战略性产业或基础产业，具有成本高、风险大、回收周期长等特点，企业难以长远地考虑战略目标。国有企业作为创新体系的推动者，短时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发展创新型产业，便于在某些领域克服“后来者劣势”的负面影响。[33]

　　二、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历史经验

　　关于国有企业是否有利于创新，有的研究曾持否定态度，认为国有企业基于公有产权的属性，企业经营者同时扮演“经理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角色，既无法获得创新带来的收益，也不愿承担创新导致的风险，天然规避投资周期长、成功率低、风险较高的创新项目，使得国有企业从事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降低。[34-35] 近年来，一些研究对上述观点进行驳斥，认为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企业拥有资金、政策、技术等全面优势，研发投入更多，研发效率更高，创新活动更高效。[36]还有研究表明，政府补贴能够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间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37-38]

　　从历史经验来看，1949年之后，我国大量引进技术发达国家的设备、资料、知识，以弥补本国研究与开发力量的不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有企业都成为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在此基础上消化吸收，使之“落地生根”。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引进模仿向自主创新的重大转型，创新意识日渐增强，创新投入力度逐渐加大，掌握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高质量科技成果和高素质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为构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奠定基础。

　　（一）20世纪50年代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技术消化与体系搭建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大规模技术引进和科技创新的各个阶段，国有企业都扮演着无可置疑的重要角色。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实际落地150项，统称“156项工程”）。根据1953年5月签订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由苏联负责提供技术参数和资料，供应相关设备，指导和培训中国技术人员开展项目设计。有学者指出，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中国成规模地引进了苏联基础工业的基础技术，填补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技术的空白，能源、机械、原材料等重工业的技术水平向前跃进了几十年，汽车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重型设备制造业、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以及航空航天、电子等当时新兴的高科技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绝大多数的技术环节实现“落地生根”，独立的工业体系框架已基本搭建起来。[39-40]

　　“156项工程”能够成功落地，国营企业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苏联的技术援助来到中国之后，与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对接，使这些技术迅速本土化。下面以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为例进行分析。1955-1956年，中方组织多批人员前往苏联学习技术，回国之后成为中国工人和苏联专家之间沟通联络的桥梁。1956-1958年，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工艺处对苏联提供的工艺装备及非标准设备图纸进行了翻译、校对，其中机械设备类图纸共翻译1850套，复制3731套；工艺装备类图纸共翻译20301套，复制96505套，翻译复制苏联设计的工序卡、工艺规程、毛坯图、平面布置图、设备负荷表等工艺技术资料。[41] 通过向专家学习，本土技术人员很快能够独立工作，甚至独立设计大型厂房和复杂机器。为了尽快提升技术水平，企业由上到下掀起学习技术的浪潮。各种专业技术进修班对青年技术干部制定了三年到五年内达到工程师水平的个人学习规划，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互教互学，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厂的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近一半转为技术员或助理技术员。截至1956年底，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在机械制造、电机制造、金属切削、冶金、铸造、土木建筑等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增加到580多人，比1955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拖拉机厂将来投入生产时所需技术力量的60%以上。[42]

　　资料表明，从1949年大批量引进苏联履带式拖拉机，到1964年底基本形成国产化的设计生产能力，总共只有15年的时间，这说明我国在消化吸收苏联技术方面的效果极其显著。1960年之后，第一拖拉机厂先后设计、试制了多款拖拉机新产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54型履带式拖拉机的改良。由于该款拖拉机根据苏联国情设计生产，与中国的气候、土壤、农业环境不完全匹配，难以适应本土的使用要求；同时，这款拖拉机采用镍铬钢和高锰钢材料，对镍铬资源消耗量极大。对此，拖拉机厂成功地将54型履带式拖拉机改进为75型马力拖拉机，作业率提高了45%~50%;技术人员还以锰铝代替镍铬，制造耐热钢炉用构件，节约了大量镍铬合金。[43]。

　　（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的主要历程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国营企业又成为承接先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核心部门。为了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追赶国外技术发展的步伐，政策制定者提出采取技术许可、合作生产和合资经营等方式，力图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迅速提高本国工业制造水平和设备自给能力。[44] 1979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对外经济合作问题时强调“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45]。合资经营的目标是技术引进，更确切地说是“以市场换技术”。按照时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说法，“要在引进外资的企业里引进、消化、吸收外国的高新技术，提高我们自己的设计和制造能力。……中方专家与外方专家要共同设计、共同建设各个生产部门，资金、技术要同时引进，在引进的过程中逐步努力消化、吸收，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创新”[46]。

　　这一时期，与外资共建项目、引进吸收高新技术的主体是国营企业。尽管“以市场换技术”受到“重引进轻吸收”的问题的影响，[47] 但是，国企通过消化技术、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将国外先进的产品引入本土进行生产，大幅提升产品的国产化率，深入学习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推进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就技术层面而言，多数引进的设备对于国内企业的技术更新换代、生产能力提升，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8]

　　在直接购买设备到引进吸收技术的过程中，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也在逐步提高。1997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面达到39.1%，亏损额665.9亿元，纺织、煤炭、军工等多个行业甚至面临“全行业亏损”的状况。[49] 在此情况下，国有企业通过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依然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和攻关技术，并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主要行业重点企业的生产装备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50] 经过改造，重点国有企业装备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一些企业还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形成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出口导向、进口替代等指导方针的贯彻和相关政策的不断推动下，大量中国制造的工业品走向国际市场。[51]

　　1999年5月，江泽民在主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指出:“面向新的世纪，我们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形成我们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这对于我国下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52]。2005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①，将“自主创新”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

　　2006年，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53]。国有企业响应“自主创新”的号召，加快提升技术力量，包括网罗工程技术人才、创建本土品牌等，并激活了“以市场换技术”实践中学到的工厂管理、设备操作、商品营销等技能，企业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54]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立足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55] 在创新战略的引领之下，国有企业在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社会经济产业转型升级、重大科技攻关等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活力和实力，关键领域的规模优势、集群优势，以及关键技术的创新水平都在显著提升。例如，军工、能源等与国家经济安全紧密联系的行业，国有企业承担着重要的国家科技创新任务，以高强度的研发投入、高质量的创新产出、高效率的创新流程，取得了一批以载人航天、北斗系统、载人深潜、特高压电网、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为代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又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等行业，国有企业率先进入，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原始创新能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为打破“卡脖子”困境提供有力支撑。[56]

　　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的规模性和组织管理能力，能够有效降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成本。国有企业有能力通过兼并、重组、战略合作等方式，实现对产业链的整合与控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当然，国有企业因处于垄断地位而缺乏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或是“委托代理”困境导致的获取创新回报的积极性不足等问题，也是需要正视和克服的，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上进行更彻底的制度创新，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和“策源地”。

　　三、我国国有企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与此前倡导的推进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相比，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有其延续性，更体现出革命性。延续性方面，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主要标志，充分运用新时代的通用技术，改变外生式的依靠要素投入量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路径，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革命性方面，新质生产力高度重视规则和政策的健全，要求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各领域集聚。毛泽东曾预见性地指出，“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57]。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就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反之则将会起到阻碍作用。习近平因而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58]。换言之，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59]，这就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从前期调研和资料搜集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在承担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多数属于“间接引导”，政策导向不明确，在人事、信贷、税收、奖惩、考核等方面的政策导向不够有力，不利于调动合作各方的积极性。同时，相关制度不完善，在知识产权制度、资金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管理体制和实施细则不够完善，使各方在合作过程中有所保留。第二，产业上下游配套和互补性差，产业协同工作机制尚未形成，行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不足，难以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条，产业链布局存在协商时间长、决策成本高等问题。同时，高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较为缺乏，各个部门、企业或系统间的数据流通和共享不畅，阻碍数据在全局范围内的深入分析和应用，对企业或组织的智能化运作和决策产生负面影响。第三，企业内部的组织机制尚不健全，体现在企业党建与日常业务工作存在“两张皮”现象，还没有找到党建工作和新质生产力结合的突破点，党组织在企业科技创新的引领组织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同时，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突出，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适应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的工程科技人才较为短缺;一定范围内存在“重学历轻技能、重资历轻能力、重引进轻培育”等现象，人才创新活力尚未得到充分激发。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要完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使命，需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制度创新推动生产力创新。

　　1. 宏观层面。应当破除阻碍国有企业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国有企业联合科研院所、高校等加强产学研用融合，形成具有激励性、系统性的产业技术创新研发环境。[60] 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②，要求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大合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新质生产力要求产学研用高度结合，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对此，有必要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立法保障，强化政策引领作用。一方面，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在资金使用、人员流动、设备共享、成果归属、考核奖惩等方面制定具体的法规办法，以规范、约束各方的行为，使合作无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给予产学研协同创新各方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立项优先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设立专项基金或风险基金，为企业和高校的协同创新牵线搭桥，加强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此外，政府还应注重对产学研合作项目的评价，深入研究产学研合作项目管理运作的规律和评价指标体系，不断调整合作项目的部署，跟踪了解合作各方的实际需求，使产业政策真正“落地”。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壮大“耐心资本”，可以为投资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目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方式，主要以项目制引领为主，达成共识后开展短期合作，时间短的只有数个月，长的也只有1~3年，随着项目的结题，合作也随之结束。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研发机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流动站、科技特派员机构等层次较高的合作方式相对较少。高校的科研人员因为客观条件无法成批、长期驻扎在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同时，高校富集的科研平台、仪器设备等创新资源很难为企业所用。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方要在议题设置、资金投入、利益分配等方面久经磨合才能取得共识，降低沟通成本。当前周期短、规模小、层次低的项目合作，体现出“一锤子买卖”的特征，无法进行长期的、连续性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对此，建议打造“央企/国企+”的创新联合体，吸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民营企业、用户等广泛参与，形成突破核心技术的强大体系支撑。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适当调整和改革企业考核与评价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打破“一个项目、一笔经费”的初级合作结构，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实现国有企业和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多元协同和深度融合。

　　2. 中观层面。应当加强总体统筹，增强产业链内部的协同力度，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当前，内外市场主体关系正发生结构性变化，大国之间的贸易失衡诱发深层次保护主义，并演化为东西意识形态之争，逐步从贸易领域转移至产业领域，产业链政治化愈演愈烈。为了应对西方国家核心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技术束缚，国有企业有责任完善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提升核心科技实力，构建更紧密的产业链生态系统。

　　新质生产力要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产业链“链长”作用，参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研发和应用。新质生产力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谋划量子力学、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按照增品种、上批次、成产业的工作思路，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编制发布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集聚区的目录指南，及时跟踪、掌握国内外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动态，不断完善自身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资本布局，推动技术、管理、金融等资源的有效配置，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产业集群。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链协同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等方式，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进行产业链整合，通过收购、入股等方式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企业发展，构建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产业门类之间、区域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上下游环节之间高度协同耦合，更好释放产业网络的综合效益。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数字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努力抢占产业体系智能化的战略制高点。有研究认为，当前的产业革命正处于从“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变的过程中，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通用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会对传统产业进行根本改造，以此全面系统地改进经济结构质态。[61] 相关文献也指出，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驱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提质增量”，体现在赋能功能、赋能体系和赋能手段三者的有机统一。[62] 目前的产业数字化发展，存在显著的“孤岛”现象，导致产业链上各个环节无法充分获取到所需数据信息。对此，有必要完善数据数字服务分级分类管理体制，明确数据流动安全评估的具体规则和评估流程，公布评估标准，形成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的“正面清单”，为数据流动提供可信机制和监控能力，形成合规有序、安全可控的数据交易流通机制，探索构建多元汇聚、流通有序的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实现信息共享和价值共创。

　　3. 微观层面。应当建立健全符合企业特点的内部组织架构，把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健全更加精准灵活、规范高效的分配激励机制，激发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使科研人员在科技研发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获得应有收益，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提供智力保障。

　　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高质量党建的引领和支撑。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是新时代党领导下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具体实践，企业党组织发挥着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这也是国有企业所特有的政治优势。[63] 要将党建作为企业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积极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目前，国有企业已基本实现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全面完成“党建入章”，并制定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接下来，企业要进一步加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研究、宣传与阐释，通过搭建党建平台和联席会议形式，推动部门党建、企业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补互动，打破常规治理下各司其职、照章办事的组织壁垒，形成“穿透性”的动员合力，引领技术革命性突破。

　　新质生产力要求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需要不断完善科技人才评价和考核机制，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报酬体系，使人才能够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回报。在评价标准上，应突出业绩，敢于创新，构建以业绩为重点，针对不同岗位、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职称等，制定出分类分层的人才评价序列。创新“揭榜挂帅”等新型科研项目组织管理方式，更大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创新积极性和创造潜能，促进青年人才在科研黄金阶段多出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完善创新培养、使用和吸引人才的机制，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大力培养企业高端技术人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四、结 语

　　国有企业由于组织性质和政治特点，既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又是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和实现价值的主要阵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应当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2]7

　　国有企业担当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并不意味着科技创新都在企业内部完成。实际上，国有企业更应当成为优质的创新平台，组织协调各方力量攻关克难，为全局发展谋篇布局。[64]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各要素相互影响、发生作用，形成一套创新的生态体系。这就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力，既要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推动新兴产业提质扩量，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抓手，全方位赋能新型工业化，又要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创新主体、人才培养、配套系统、组织模式、财税体制、金融体系、知识产权等方面全方位提供政策保障，为突破核心技术构建强大的体系支撑。

　　注释：

　　①《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https:// www. gov. cn/ gongbao/ content/ 2006/ con tent_ 240 244.htm。

　　②《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http:// www. China -cer. com.cn/ zheng cefagui/ 2022 09082 1090. html，2022年9月8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4-8.

　　[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3]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4]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改革，2024(2):15-24.

　　[5]薛钦源，史丹，史可寒.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新质特征和理论要素[J].当代财经，2024(7):3-16.

　　[6]杨虎涛，方敏.生产力的质变:表征、动力与过程[J].财经问题研究，2024(8):3-21.

　　[7]周文，李雪艳.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关联机理与互动路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4(2):1-10.

　　[8]李苏，郭远通.新质生产力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模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5):168-176.

　　[9]林盼.新型举国体制如何落地:打造以国企为主导的创新平台[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6-35.

　　[10]李政，廖晓东.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与策略选择[J].国家治理，2024(14):20-26.

　　[11]戚聿东，刘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未竟使命与战略设计[J].中州学刊，2015(2):24-29.

　　[12]黄群慧.实施“精细化改革战略”——明确国有企业的组织使命与定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10):24-26.

　　[13]时杰.发挥国有企业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作用[J].现代国企研究，2024(Z1):42-47.

　　[14]刘李红，李中.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4(10):3-6.

　　[15]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M]//霍奇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66-267.

　　[16]拉佐尼克.创新型企业与企业理论[J].谢富胜，李英东，译.当代经济研究，2019(1):53-64.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2-533.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0.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2.

　　[22]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7-143.

　　[23]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2.

　　[24]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1-302.

　　[25]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0-465.

　　[26]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

　　[27]RROBERT C.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oviet economy allen[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34(4):861

　　[28]金挥，张康琴，陆南泉.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410-437.

　　[29] EARL R. Brubaker, embodied technology, the asymptotic behavior of capital's age, and soviet growth[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68, 50(3):304.

　　[30]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00-106.

　　[3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8-29.

　　[32]贾根良.开创大变革时代国家经济作用大讨论的新纲领——评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J].政治经济学报，2017(1):123-137.

　　[33]高旭东.不可替代的创新:大型国企创新实践的启示[J].清华管理评论，2018(9):64-69.

　　[34]董晓庆，赵坚，袁朋伟.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2):97-108.

　　[35]李莉，于嘉懿，顾春霞.政治晋升，管理者权力与国有企业创新投资[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4):65-73.

　　[36]肖兴志，王建林.谁更适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研发行为的比较[J].财经问题研究，2011(10):25-31.

　　[37]闫俊周，齐念念，童超.政府补贴与金融支持如何影响创新效率?——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软科学，2020(12):41-46.

　　[38]伍健，田志龙，龙晓枫，熊琪.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J].科学学研究，2018(1):158-166.

　　[39]赵学军.“156项”建设项目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贡献[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4):26-37.

　　[40]莫兰琼.“156项工程”的确立及历史贡献[J].上海经济研究，2023(9):107-116.

　　[41]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厂志总编辑室.一拖厂志:1953—1984[M].合肥:安徽新华印刷厂，1985:364.

　　[42]领导人员重视培养干部拖拉机厂技术人材成长很快[N].人民日报，1956-08-11.

　　[43]胡文澜.河南省“一五”计划和国家重点工程建设[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326.

　　[44]朱妍，林盼.“130个项目”:改革开放初期集中化技术引进的尝试[J].学海，2019(2):148-156.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33.

　　[46]吴基传，奚国华.改革开放创新:上海贝尔发展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4-197.

　　[47]章书俊.技术进步与市场扩大——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160.

　　[48]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六册下卷[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2703-2704.

　　[49]国企改革历程编写组.国企改革历程(1978—2018)[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24.

　　[50]庞尧，贺俊.开放视角下的中国工业创新体系演进及未来展望[J].天津社会科学，2023(2):108-116.

　　[5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4)——中国工业技术创新[M].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59-63.

　　[52]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30.

　　[53]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06(2):3-9.

　　[54]封凯栋.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23:375.

　　[55]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

　　[56]黄群慧.现代新型国有企业建设六大显著成效[J].国资报告，2022(8):135-138.

　　[5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1.

　　[5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

　　[59]孟捷，赵磊.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超越与辩护——关于《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话[J].天府新论，2017(4):144-159.

　　[60]梅珺淇，杨箫滢.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N].经济参考报，2024-05-09.

　　[61]刘伟.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要求[N].学习时报，2024-05-31.

　　[62]姚毓春，李金城.数字化转型与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基于环境不确定性与关系嵌入的新视角[J].中国软科学，2024(7):122-136.

　　[63]宋冬林，吕玫萱.新质生产力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辩证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2024(5):256-261.

　　[64]林盼.新发展格局中发展与安全的协调效应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上海经济研究，2021(11):27-34.

　　【作者简介】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资本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方向：新中国经济史、历史社会学。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原刊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知网首发于2025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