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吸毒入刑”争议：严法能否筑起禁毒防火墙？

　　当前舆情显示，推动吸毒入刑已成为公众对抗“封存政策”的核心策略，但真正的破局点，或许在于“分级治理”：对初吸者以教育矫治为主，对屡吸者、聚众吸毒者施以重刑；同时完善社区戒毒、职业培训等配套体系，让“戒毒”与“回归”不再是非此之彼的选择。

　　当禁毒战争进入深水区，“吸毒入刑”的争议不仅是法律命题，更是社会共识的试金石。唯有在严法震慑、科学治理与人性关怀间找到平衡点，才能既守护缉毒警的牺牲价值，又给吸毒者真正的救赎之路。

　　“给吸毒者机会，谁给牺牲警察重生的机会？”当中国每年超300名缉毒警倒在禁毒一线，当毒品以90%以上的复吸率吞噬人生时，“吸毒入刑”的呼声正撕裂社会认知。这场辩论的本质是“法律技术主义”与“朴素正义”的碰撞，而破解毒品泛滥的密钥，或许藏在严法、科学与人性的三角平衡中。

　　一、支持入刑：从危害到共情

　　毒品的毁灭性无需赘述——医学研究证实，其对大脑奖赏系统的破坏不可逆，复吸率高达90%-99%。这种危害性，成为公众支持入刑的底层逻辑。

　　而对缉毒警的共情，则将情绪推向高潮。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的数据，每年超300名缉毒警牺牲，平均寿命仅41岁，这种“用生命换平安”的代价，让“轻罚纵毒”显得格外刺眼。正如网友所言：“给吸毒者改过机会，谁给警察重生的机会？”

　　国际对比更凸显立法落差。全球60%国家将吸毒定为犯罪，韩国最高判10年、新加坡境外吸毒也判刑，而中国仅属治安违法，最高罚15日拘留。这种“宽严失衡”，成为支持入刑者的核心依据。

　　二、封存记录的争议：政策与现实的博弈

　　2026年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要求封存吸毒记录，却引发“公职审查漏洞”“安全风险”的质疑。

　　部分地区《公务员报考指南》未明确排除吸毒者，封存后或导致政审盲区；普通人更担忧“无法辨别潜在复吸者”，尤其在未成年人场景中，知情权与安全风险的矛盾愈发尖锐。

　　戒毒现实困境则暴露治理短板。云南缉毒警透露“100个吸毒者仅1人能真正戒断”，强制戒毒效果远低于监狱隔绝环境，社区戒毒成功率极低。这种“戒毒难、回归难”的现状，让“封存记录=纵容复吸”的质疑甚嚣尘上。

　　三、法学界的对立：法律定性的分野

　　支持封存方（以劳东燕、赵宏为代表）认为，吸毒是行政违法而非犯罪，“轻罪前科消灭”符合国际司法趋势。他们强调舆论混淆“吸毒”与“毒品犯罪”，后者（贩毒、运毒）才是危害社会的核心，重刑乃至死刑已足够震慑。

　　反对封存方则主张“吸毒本质是贩毒帮助犯”，应参照“买卖同罪”入刑。刑法学者方鹏建议制定《禁止毒品法》，对吸毒者终身监控，艺人涉毒永久禁演，通过“阶梯化处罚”（首次戒毒+复吸入刑）和“劳动改造替代单纯戒毒”，解决就业与复吸率问题。

　　四、破局之道：在严法与科学间寻找平衡

　　民意的主流呼声是“涉毒行为一律入刑（含吸毒、容留吸毒、强迫吸毒）”，但“一刀切”式立法可能忽略个体差异。替代性建议如“劳动改造解决就业”“黄赌毒记录永不封存”，试图在“惩戒”与“社会回归”间找平衡。

　　争议的本质，是“法律技术主义”，即强调罪刑法定、比例原则）与“民众朴素正义”即：强调禁毒底线、牺牲者权益）的冲突。

　　当前舆情显示，推动吸毒入刑已成为公众对抗“封存政策”的核心策略，但真正的破局点，或许在于“分级治理”：对初吸者以教育矫治为主，对屡吸者、聚众吸毒者施以重刑；同时完善社区戒毒、职业培训等配套体系，让“戒毒”与“回归”不再是非此之彼的选择。

　　当禁毒战争进入深水区，“吸毒入刑”的争议不仅是法律命题，更是社会共识的试金石。唯有在严法震慑、科学治理与人性关怀间找到平衡点，才能既守护缉毒警的牺牲价值，又给吸毒者真正的救赎之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