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共同体解体与生育塌陷的因果关系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从来不是抽象观念，而是与共同体制度下的利益选择高度相关。当下农村生育率断崖式下跌，根子不在农民不想生、不敢生，而在维系乡村人口再生产的共同体激励机制被连根拔起。

　　传统中国乡村，生育是嵌入家族共同体或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的理性行为。

　　解放前，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家族共同体社会。祖辈积累土地、房产、家业等共同财产，儿子成家后，谁家生的孩子多、孙子多，继承的祖业份额就越多。多生孩子=多分家产，这是传统乡村社会人口生生不息的底层逻辑。

　　解放后到1998年二轮承包前的近五十年，农村从家族共同体转向村社集体经济共同体。在集体内部，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一律按人头分配，一人一份权、一人一票权。你家不生、别家多生，你家的份额、红利与话语权就会被挤占，不生少生就吃亏。这种被动性、竞争性生育，正是新中国前几十年农村人口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

　　两种共同体形态不同，但内在一致：都有激励生育的制度机制，所以乡村能够人丁兴旺、世代延续。

　　1998年之后，我们将集体土地、财产一次性分到位，并确立“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且长期固化不变。这一政策看似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实质上彻底解散了基于共同财产关系的村社共同体**。中国乡村由此进入既无家族共同体、也无村社共同体的原子化社会，变成一盘散沙。

　　新增人口不再分地、不再享有集体收益与成员权，生育从过去的“有利可图”，彻底变成“只有成本、没有回报”的负担。共同体一散，生育的制度激励瞬间归零，生育率怎能不暴跌？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更是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它承担三大功能：保粮食安全、激人口增长、撑乡村治理。今天的制度安排，把土地与人口再生产彻底脱钩，孩子生下来无地、无股、无保障，等于从制度上阻断了乡村人口延续的动力。我常说：人口生产是第一生产，没有人口再生产，一切生产都没有未来。当“生者无其股、育者无其利”，农民愿意生、敢于生的动力又从何而来？

　　村社共同体一垮，乡规民约随之失效，不只是生育塌陷，乡村的根也烂了。农民单打独斗，养老无托底、风险无分担、婚育无保障，天价彩礼、因婚返贫、离婚率攀升接踵而至。年轻人结不起、养不起，乡村人口再生产进入断崖式下跌。

　　反观周家庄、华西村等共同体依然稳固的地方，集体经济强、保障足、分配公，生育率始终显著高于普通农村。这就是最直白的证明：共同体强，则生育兴；共同体弱，则人口衰。

　　要扭转农村低生育困局，喊再多鼓励生育的口号都无用，必须重建村社共同体、重启生育激励机制。

　　第一，回归真正的土地集体所有，让新生儿自动获得集体成员权，把生育与土地权益、集体收益重新绑定。

　　第二，改革集体资产分配制度，将土地租金、集体经营收益优先用于养老保障与多孩家庭补贴，让多生孩子真正得实惠。

　　第三，做强村社集体经济，重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让集体成为农民婚育、养老、育儿的坚强后盾。

　　乡村是中国人口再生产的基本盘，共同体是乡村生育的压舱石。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乡村不可能回到传统家族共同体，唯一出路是重建现代村社共同体，把生育重新嵌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制度框架，才能让农民愿意生、养得起、有依靠。

　　这不是简单的人口政策调整，而是守住民族根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