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随想录（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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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现代派文学如卡夫卡和艾略特等作家的作品，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对立物出现的，而现在，却成为了它的一块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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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以前厕身体制，还是现在作为一个“左人”，我都是一个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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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右们的攻击和诬蔑是一种反向荣誉认证。我最开心的是看到他们骂我“极左”时抓狂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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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都喜欢依附强者或强权，而我却愿意站始终在弱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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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由精英书写时代进入了人民书写时代。当每个人都可以书写，封口禁言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推荐一首诗《当人民开始书写》，以纪念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32周年。https://mp.weixin.qq.com/s/TgT0ethl6BkoKah8aBrz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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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他们通过法律、政策等形式将其意志上升为普遍规范。关于民族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民族是“虚幻共同体”，民族间的斗争是虚幻的斗争，目的是掩盖真实的阶级斗争。民族主义不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真理，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而在当代中国，很多“左派”或自诩马克思主义者，开口国家利益，闭口民族大义，眼里很少看到甚至唯独没有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影子。如果这种人是左派，甚至被尊崇为旗手，我承认，我不是这样的“左派”，也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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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分为民主制和集权制，两种体制下都会生产出“宰杀线”，这是剥削制度本身决定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部分小资产阶级都是这一群体的主要受众。许多爱锅小粉红看不到或假装看不到，只盯着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对自己身边在“宰杀线”下疲于奔命的牛马视而不见。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宰杀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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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悍然入侵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和绑架马杜罗总统的海盗行径表明，这个头号帝国主义大国已经暴露出新自由主义面具下法西斯主义的嘴脸，彻底黑帮化。特朗普以自己的疯狂举动，拆除了长期以来加诸在美国作为自由民主和文明世界灯塔的神话，破除了许多人对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建立的所谓国际新秩序的幻想，并且证实，当今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以及特朗普自己。同时表明，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人类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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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派兵入侵委内瑞拉掳走并非法审判杜罗总统，是美帝对由查韦斯开创，马杜罗继承发展，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陷入困境的委内瑞拉“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一次釜底抽薪式的铰杀。从短期看，可能暂时遏止拉丁美洲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历史辨证法告诉我们，更大的压迫只会带来更大的反抗，从长期看，或将使包括委在内的拉美左翼政治从社会改良走向彻底的革命，成为全球反帝反霸和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复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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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需要从漫长的极端宗教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不是回到那个被推翻的黑暗的巴列维王朝，也不是投进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确切地说，这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主导，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私有制实行彻底决裂，否则即使推翻哈梅内伊政权，革命成果也会被末代王子的复辟势力或美国及其代理人所抢夺，使伊朗人民重新堕入被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深渊中去，正如我们在孟加拉国、叙利亚所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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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主要是民左）一直存在着某种错误认知：凡是美国干的或主张的都反对，其实不然，美帝对弱小民族特别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古巴和朝鲜）进行武装侵略和经济制裁，当然要反对，但如果是对于那些靠暴力镇压维持少数特权集团对多数人剥削压迫的专制甚至封建神权国家（如伊铜）进行军事干预，则不必以所谓国际法和主权高于人权等为由进行反对，客观上充当了那些反动政权的帮凶。正确的立场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一边，支持该国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残暴国家机器及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争取自由和解放而采取的一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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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评》上读到萨特1972年为《毛派在法国》写的一篇序，其中几段话令人印象深刻，兹记录如下，以作备忘：
“签署请愿书，或者在被批准的集会上面对人群夸夸其谈（既然诸多集会已然遭到禁止，人们总是不免质问，为何偏偏是我们将要举办的这场集会得到批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革命者必定走向非法的行动。”
“只要群众走向实践（praxis），在局部也好，他们就已经是人民——正处于自我实现的开端。”
“当资产阶级自诩依据一种“人道主义”道德——劳动、家庭、祖国——行事时，他们所作所为只是掩盖其根深蒂固的不道德性，并且试图异化劳动者：它永远不会是道德的。反观工人和农民，当他们起来造反，他们总是道德的，因为他们从不剥削任何人。”
“毛派，和他们的反威权实践一道，表现为唯一的革命力量——还刚刚开始——唯一能够在有机资本主义阶段采纳阶级斗争新形式的革命力量。”
萨特认为，只有当群众投身实践，成为历史的主体时，才能称其为人民，“只有当他们起来造反，他们总是道德的”，而资产阶级只要还在剥削他人，就“永远不会是道德的”。萨特这些观点带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席卷全球的反资本主义和反体制的特点，在整个世界跪拜于资本主义脚下的今天读来尤为令人感慨。此外，他将革命和造反（反威权）定义为“毛主义”的本质（“一个革命者必定走向非法的行动” ），也堪称醒世之论，比起当今某些自诩马列毛派却无时不在期待体制恩遇和收编的“左人”，简直判若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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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以为法律应该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但大部分国产犯罪悬疑剧，作案者都是受害者和复仇者，所有的剧情无一不是围绕侦查、追捕、审判这些受害者和复仇者展开的。当剧中那些正义凛然的警察和法官们将原本属于被侮辱与损害的复仇者一个个捉拿归案，绳之以法时，他们无异于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沙威，站到了观众同情心以及正义和善的对立面。这不仅是一种情感错位，更是一种价值颠倒，造成的审美效应是观众不再信任法律公正，并带来社会道德与伦理的崩解。由此可见，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不代表正义和公平，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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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会患精神分裂症，一个国家和政党同样会犯，而且后果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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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用非政治手段处理，这里的“非政治手段”包括行政、经济、刑事等，跟挂羊头卖狗肉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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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司马南都不容，可见其坏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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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作家，可供他栖居的不是现实世界，而是他用语言创造的那个世界。对他来说，后者比前者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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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汉主义到汉服运动，民族主义的癫痫症一次比一次歇斯底里，散发出一股来自古墓的腐朽臭气。其背后除威权政治的加持外，还有消费主义的资本逻辑支撑，这再一次佐证了马恩列的论断：民族主义话语的实质，乃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话术，其恶性发作的后果必然是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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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死亡，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击垮我。
【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歌会网专栏学者。转自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