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德：真理愈辩愈明，公道自在人心
【编者按】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是《五·一六通知》发表60周年，也是文革发动60周年纪念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今天，乌有之乡网发表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同志的长篇文章《真理愈辩愈明，公道自在人心——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十周年》。转载于此，供广大读者同志们参阅思考。
【作者按】毛主席生前多次指出，第一次文革只是一场演习，文革还要进行多次。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新时代要继续革命和自我革命。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总书记还一再重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我们要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最近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重要讲话。他说，我党我军是用理想信念凝聚起来的，军队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好讲真话的表率，涵养能容人的雅量，营造说实情、建诤言、敢斗争的浓厚氛围。
我的一个直接感受是，这不仅仅是针对军队高级干部讲的，而且也是针对全党和全国讲的。这就是说，我们都务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站稳政治立场，敢于讲真话，敢于弄清政治是非，并且要在此基础上，形成说实情、建诤言、敢斗争的风气。既然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自我革命”也还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在毛主席逝世五十周年，文革发动六十之年之际，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向坚持初心使命的党员干部、向全国红色网友说一说自己的一家之言，说一说实情真话，这就是必须正本清源，必须对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其猖獗的现状展开猛烈的反击，必须将一些亲历的史实讲给今天的年轻人们了解真相，英勇地发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倡议。
正因为这样，我写出了这篇文章。这完全是个人的探讨性意见，与其他团体和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与我原工作单位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文责自负。并且，不仅热忱欢迎各位同志和战友发表评论，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而且不怕右派进行批判，扣帽子也没有关系，因为共产党员一定要站在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一边，共产党员也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愈辩愈明，公道自在人心。
真理愈辩愈明，公道自在人心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十周年
张勤德
第一、对毛主席逝世半个世纪以来的形势分析
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就既高度概括又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他逝世后可能出现的形势，对照当下的世界我们看一看。
第一点，“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尽管这个统治阶级看起来坚不可摧，其内部却充满了深刻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正是其最终必然灭亡的根源。例如，派系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由于其财富来源于分赃而非创造，其内部必然会因为分赃不均而形成你死我活的派系。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其买办性的经济模式，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和技术，缺乏内生动力。一旦全球资本主义发生危机，这种高度依附性的经济体必然会受到沉重打击，从而激化国内的阶级矛盾。
第二点，“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可见修正主义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又有极大的欺骗性。这是在于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一些领导权，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而小资产阶级正如毛主席所说思想容易右，自然容易上当受骗。因此，毛主席曾深刻指出：“修正主义这种东西，没有群众运动，是根本肃清不了其影响的。”党内是存在“走社派”或者叫“社改派”即社会主义改革派的。他们同党内走资派、资改派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第三点，在右派篡党夺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后，这些修正主义者仍然有三怕，即一怕马克思主义，二怕帝国主义，三怕人民群众。害怕马克思主义，这就决定他们必然成为政治骗子，极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画皮，包装自己的修正主义丑恶嘴脸。但是，乌云遮日终究难以持久，所以他们的反动统治必然不得安宁，而且很可能是短命的。害怕人民群众，这就决定他们必然脱离人民，违背民心民意，像一切反动派那样，必然成为纸老虎被人民打倒。害怕帝国主义，这就决定他们必然不仅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而且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像赫鲁哓哓夫在古巴问题上那样搞点冒险主义，例如把导弹运进古巴，但是一旦被美帝国主义发现，稍微施加点压力，他们马上便露出了投降主义的小丑姿态，乖乖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条件，甚至连一句“帝国主义”都不敢提。
第四点，由于党变修国变色，军队的性质也自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战斗力大大削弱。例如，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为和美国争霸发动的侵略阿富汗战争，之所以以失败告终，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现在俄罗斯军队在俄乌战争中打得很“拉胯”，更是明证。当一种背离无产阶级革命初心、腐蚀根基的思想滋生蔓延时，仅靠少数人的呼吁或体制内的修修补补，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唯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形成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才能涤荡污泥浊水，守护事业的纯洁性与生命力。
第五点，我国现阶段右派的主体实质上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毛主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官僚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超级大国阶段之后，在同美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过程中，连“帝国主义”都不敢提，并且对他们欺压甚至侵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罪恶行径，对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西方派的猖狂进攻，都表现得相当软弱，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六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他们对付我们最阴毒的一招，从来不是正面的军事强攻，而是从内部寻找代理人，寻找那些愿意当汉奸、当内鬼的买办势力。只有把国家命运、经济命脉，宝贵资源掌握在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里，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六十年后对文革正本清源，首先就要对照文革和改开来真正客观地看文革的成绩和教训。
人所共知，只有肯定和发扬以前工作中的成绩，才能推动今后工作的进步。文革当然也是这样。那末，第一次文革有哪些成绩呢?概括起来，其中包括如下十点：
一是真正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主要表现在，不仅肯定文革的七分成绩，而且如实承认文革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三分错误。
二是大胆解放了无产阶级思想。普通群众不仅敢于批评顶头上司，而且敢于批判最大的走资派，批判各种反动学术权威。这就大大推动了人民大民主的建设。
三是促进了广泛的社会主义自由。例如群众组织起来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使法律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四大自由”真正得到了落实。
四是掀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潮。这对于维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旋律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五是建立了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1975年的宪法规定人民群众有罢工的自由，就是一个例证。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敢于写上这一条，而资改后的宪法却找各种理由取消了这一条，这是怕群众的一种表现。
六是推动了当代最进步的改革。企业里进一步推行鞍钢宪法，文艺领域搞出八个样板戏等文艺作品，农村的“赤脚医生”广泛普及，城市实行了“四免”即基本上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养老等等，都属于这类改革创新。
七是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几乎绝迹，学雷锋做好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等，都成为社会常态。
八是经济建设蓬勃发展。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同时，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等等。这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
九是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经过整顿进一步密切了和群众的关系，增添了新鲜血液，明确了领导权是人民给的，从而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树立起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这集中表现在既打赢了珍宝岛之战，又打赢了抗美援越之战、西沙之战。这实际上是在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既打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又打了美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
十是外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的邦交国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这期间，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把我国“抬进了”联合国。
今天看，这“十大成绩”显然都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们都是驳不倒的铁的事实，都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同时，这足以证明文革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把文革这场全国绝大多数人参与的群众运动否定到“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文化沙漠”、“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浩劫”的程度，是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了最大的冤假错案呢?
既然文革的成就如此辉煌，我们当然应该继续发扬这些成绩，这也是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即“资改”的沉痛教训所要求的。
“资改”的危害，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十条：
一是导致以私利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实践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主要表现为倡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就是一切向钱看即一切为了钱，一切都靠钱，一切都看能捞多少钱，不仅作为企业而且作为人生、社会、国家发展的目的、动力和检验标准。这无疑必然导致各人顾各人，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同时，使唯生产力论和“猫论”、“摸论”、“不争论”横行霸道，使不问“姓马姓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思潮泛滥成灾。
二是导致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虽然口头上仍然大讲依法治国，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可实际上的私有制经济再加上三资企业，早已成为经济的主体。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何立峰就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民营企业(实质上是私有制企业)为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再加上“三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当然更证明私有制经济占了主体。并且，国有企业也通过产权改革即搞股份制而实质上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
三是导致产生了两极分化并培植出新的资产阶级。明明说中国如果产生了两极分化和培植出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失败了，就走了邪路了，可实际上不仅出现了亿万富翁的资产阶级，而且使中国成了两极分化程度超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国特色超级大国。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以1110位十亿美金企业家重回世界第一，将拥有1000位的美国重新压在身后，两国差距达110位。从全球视野来看，4020位亿万富翁中，中国一国独占逾四分之一席位。2008年，中国已知亿万富翁仅101；如今不足二十年，这一数字已突破千人。占中国人口70%的劳动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的2023年，收入总和份额下降了33.41%。占中国人口1%的“精英”收入总和份额则增长了214.4%，增长了2.14倍。占中国人口千分之一“精英”收入总和份额增长了824.71%，也就是增长了8.25倍。(乌有之乡，2025-10-16)
四是导致非毛化和对马列毛派的打压更加严重。这里仅举几例：尽管有时候也提一句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是官方的宣传如中央电视台的头个栏目的标题，则只是“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歌曲《新东方红》，则公开用新的红太阳取代毛主席这一红太阳。被删文章、被封号者不断增加。更多的人被限制到韶山参加纪念毛主席的活动。还有一些人受到越来越多形式的监控。因此，不少同志认为，现阶段是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受打压最严重的时期。
五是导致既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例如，连“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比较有效的群众运动式反腐倡廉机制等等，都被基本背弃了，而且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破坏。从表面、一时、局部上看，好像发展很快，一片繁荣，实际上不仅数字有很大的水分，假冒伪劣产品很多，更不用说这是造成严重污染的发展，“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带血腥味(伤亡事故多发)的发展，使腐败增多和两极分化加剧的发展。
六是导致党的建设走上邪路、党群关系不断恶化。当年在清理“三种人”中，大量整掉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三结合”进入各级政权的革命造反派骨干和革命干部。例如，河南省“受伤害者达到100多万人”；浙江省“挨整人数达400万以上”；福建省泉州市仅城关公社就残杀了1位党委书记和两位大队党支部书记；云南省“打死、逼死1000多人”(辛化仁，《“文革”真相》，第90-96页)。同时，在开始“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一直将是否在文化大革命受过“迫害”作为提拔干部的标准。一再强调“转变观念”、“不换思想就换人”，排挤了一大批对走资派的政治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权钱交易圈”使得相当部分的国家干部“先富起来”。这无疑丧失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使党政干部与人民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特别令人愤怒和痛心的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以真共产党的名义干假共产党的坏事，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因而不仅使西化派等敌对势力有机可乘，煽动搞多党制，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使一些群众把不满发泄到共产党头上，后果极其严重。
七是导致我军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力受到不应有的削弱。搞军队经商，提出军队为“资改”保驾护航，还有的把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我军的军魂，改为党的领导为我军的军魂。党的领导是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当然很重要，但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是具有依法捍卫人民政权和保卫祖国的权力和义务的，这些被改变和削弱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祖国安全显然无法得到切实保证。
八是导致我国成为世界上社会风气最差的国家之一。腐败的根源，是用篡夺的权力推行的私有化。政治权力私有化，即以权谋私；经济制度私有化，即将生产资料以近乎免费的方式奉送给内外资本家；文化导向私有化，即制造思想混乱和道德崩溃。这就必然孕育出“贪官奸商黑学者”铁三角腐败联盟。可见，不抓好反对这些最根本腐败的斗争，必然是在总体上越反越腐，使社会风气越来越差。
九是导致我国的”铁杆朋友“越来越少。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由于践行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团结第三世界广大国家，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所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埃及经济学家，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阿明指出：“我担心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一些人有一种错觉或者幻觉，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完全的市场化，就可以追赶上来，很快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主权国家。……但这很明显不可能。因为我相信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不可能的话，他们就会懂得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途。”(《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6-9)资改后背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包括“三个世界”理论，搞“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从而放弃对多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并且实行“和平崛起”、“保持中立”那一套，眼看着一些至关重要的兄弟国家被欺负甚至被侵略都不提供应有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在我国面临战争危难时，自然难有‘铁杆朋友”出兵相助。
十是导致我国面临战乱的危险性越来越大。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确实达到了相当于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综合国力的水平，再加上一些人用“低级红、高级黑”的手段，公开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宣传成中国正“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引领世界”即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从而使之成为中美关系紧张的内因，再加上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因，自然会使美国拉一帮小兄弟围剿中国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而且由于这场战乱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其规模和造成的损失，有可能创历史之最。
综上所述，建党建国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反面教员和教材的教育作用，有时比正面教材和教员的教育作用都大。真正接受这些反面教员和教材的教育，也要求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为文革正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复兴呼吁，只有真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第二，当前国内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总危机步步加深的客观现实
从经济方面看，正如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所指出的，“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38%，美国是68%，英国64%，差距是天上地下的区别。但最让人扎心的问题是，到底是谁让老百姓不敢消费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只占6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企业占了24.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说白了企业利润太肥，员工工资太瘦。并且，欧美还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把贫富差距压掉四十，咱们中国则只压掉12%。“这表明，我国的内需不足，不是老百姓有钱不愿意花，而是因为由私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所决定，在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中，分的太少，而且要准备应付天灾人祸存点儿钱，舍不得花。可见从根本上说，这是个分配制度问题，是个发展道路问题。
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当前经济最大制约仍是房地产。全社会房产总值约400万亿元，平均下跌约30%，居民财富缩水约100-120万亿元。由于居民60%左右的财富集中在住房，这一缩水直接抑制消费，反过来又影响房地产复苏。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在-10%以上，经济尚未完全摆脱下行周期冲击，民间投资也仍为负增长。”
李云飞网友强调，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口径，中国所有政府、企业和居民背的债务，加起来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00%。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全社会背的债务，需要不吃不喝三年才能还清。
屠富全网友2026年5月8日日写道：“近期，某官方统计部门发布了一组最新的反腐败季度数据。这些看似冰冷的数字，既是观察该国治理状况的一个切面，也仿佛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公共权力运行中的深层纹理。数据背后，隐约透出权力与资本之间紧密联动的生态。合起来近1300名省部级与厅局级落马人员，所涉及的早已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失范，而往往关联着建筑许可、金融牌照、稀缺资源开发权等巨大社会财富的具体支配权。在这一层面，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与私人资本的拥有者，可通过股权代持、期权兑现或退休后的“旋转门”式高薪聘任等看似隐秘的安排，形成不易穿透的利益联盟。
今日头条小雷达反映：“愈发多的平民百姓开始集体觉醒，一些陈旧的谎言正被毫不留情地戳穿：‘凭什么我们要为别人的过失承担后果'?那个欺骗了整整一代人(八零后九零后)的谎言如今正被无情地撕开面纱。前阵子有句话非常流行：‘纸醉金迷的世界与我无关，地球出事就都怪我。没享过荣华富贵，名誉受损的锅却让我背’。这句话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普通民众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情绪：'我们终于开始联合起来反抗这种荒谬的罪责了'。“
侯慕雨网友指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在我们眼前展开：钱，越来越难赚了。企业，越来越难活了。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个体的失败，而是一场系统性的经济板结和经济生态的臃滞现象。这种臃滞的传导效应层层扩散，就是宏观数据的悸动不安：2025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74.4%，低于75%合理警戒线；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率56.6%，而全球平均是73%；2023年以来GDP增速与GDP平减指数相关系数由正转负(-0.23)；2024年社零总额增加3.5%、固投增长3.2%，均低于GDP5.0%增速。这些数据得出一个共同结论：计划与市场关系失衡、供需错配、资金链断裂、市场分割、金融传导失灵，事实已不容质疑。臃滞的经济病症，化解刻不容缓!”
清华大学李定凯教授转发的一条信息是，“现在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境'，争相卖当年老百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建起来的水库呢。真像当年彭德怀骂王明'左'倾路线那样，'崽卖爷田心不疼'!“
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说：“今天我要说一句刺痛人心、却无比真实的话：中国农业生产经营者，和世界上绝大多数正常国家相比，亏钱是常态，赚钱是偶然。风调雨顺、价格碰巧高一点，能赚点辛苦钱——这是偶然；一旦遇灾、价跌、农资大涨，必亏无疑。”
多位网友认为，“中国经济真问题——不是生产不足，是财富主动外流。财富循环与分配机制存在明显偏差。我们以海量实物商品、劳动力资源与环境成本，换取外汇账面收益空间不断被挤压，劳动者工资增长受限，形成“越出口、越让利、国内越缺钱”的怪圈。更深层的危害在于，财富外流与分配失衡形成恶性循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10%左右，下降到过去十年的平均2%以下。
还有的网友说，现在，每年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大部分不能正常就业，不少人只能打打零工，送点儿外卖，这无疑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并且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巨大隐患。到城市打工的大部分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了，约占三亿中的两亿回到农村守着几亩地，只有养家糊口的钱。仅癌症每年死300多万人，癌症泛滥，汉奸引入转基因毒粮和污染企业，对农药泛滥置之不理，是主要原因。严重的各种食品添加剂、各种有毒有害的食品、转基因的食品、残留农药等等，是癌症产生的根由之一。
更根本的问题是，拿不出真正有效的办法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使经济大危机越来越严重。
从思想文化方面看，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集团在强调坚持真理标准、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搞不问“姓马姓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导致相当多党员干部丧失了理想和信念，结果绝大多数贪官在回答为什么走上贪腐道路时，都说原因是信仰的动摇。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郝贵生教授指出：“对真理标准思想要做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一是不能把‘实’解读为个人的主观感受、经验和外在现象，而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整体过程。二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看待实践过程和结果。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思想检验和评价毛主席的晚年理论。毛主席的晚年理论究竟是‘严重错误’，还是毛泽东思想的闪光点、精华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里程碑?党内和社会上分歧仍然很大。共产党人不能回避这种争论。如果还固守那个《决议》，从本本出发，而不从客观的事实出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吗?”这类问题不解决而且越积越多，必将使精神大危机越来越严重。
人民作家刘继明说：“一面是富豪权贵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和文化精英们的无动于衷，一面是食不裹腹、疲于奔命的‘牛马’，月入不足1000元者多达6亿的‘盛世’。在资本驱动的两极社会结构之下，劳动人民怎样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每个真正共产党人都应该直面的问题。右派们最大的伪善是：他们整天控诉毛时代的贫困，却对身边的穷人视若无睹。当说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揭示真相和追求真理就变成了犯罪。在人境网看到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一文中也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客观情势确实不容乐观，从增量时代到存量时代的内卷加剧，从全球化时代的规则与秩序到碎片化时代的弱肉强食，我们只能无奈地面对。但尽管如此，这不是任凭堕落的必然理由。”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是一种欺骗性特别大，影响面特别广，社会基础特别深，反对起来特别困难，但是却容易带来亡国灭种战争风险因而危害性特别大的一种反动思潮。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重云翔网友在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斯基》读后感中谈到，“列宁在书中用大量篇幅追索考茨基在战争问题上的动摇与背叛，这不是简单的翻历史旧账，而是要证明：一个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支持“保卫祖国”的人，一个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时高喊纯粹民主的人，其理论立场与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迷恋与敬畏。......百余年后，每当有些人又企图把“改革”当成复辟的遮羞布，将“灵活”作为背叛的通行证，用“现实主义”来赞美投降时，重读这部著作，那种扑面而来的理论锐度与政治清醒，仍然令人震颤。”
多位网友指出，如果一个人动不动自称爱国，却从不真正关心劳动人民的生计和权利，那他爱的是什么?不是国家，而是一个去掉了人民，只剩下权力和符号的空壳。更严重的是，这种爱国方式反过来会伤害国家的根基，因为一个国家的力量不是来自人口的密度，而是来自人民的信任。
著名学者南怀瑾指出：“我们最大的敌人和灾难，是国家和社会的碎片化。”这实质上是指一切向钱看和‘猫论'的自由泛滥所导致的国家和社会各人顾各人即一盘散沙状态。大家知道，这种状态不仅破坏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且破坏我国反抗外国侵略的能力，甚至导致汉奸增多。
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说：“今日之中国纵欲汹汹，重功利轻道义，民族将内不能安，外不能立。”
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戴旭大校写道，“今天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部威胁，而是信仰危机。如果斗志没了，精神散了，哪怕很富裕，也会慢慢地走向衰败。”
正义盾牌2021网友认为，“凡专制集权社会永远消除不了腐败，因为二者共生一体，专制特权就是最大的腐败。”
从政治方面看，由于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养老难四座大山长期压在平民大众的头上，阶级固化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持续恶化，涉及文革的一些冤假错案更是始终得不到平反昭雪等等，必然使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更尖锐的问题是，对党内马列毛派即真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打压，不仅比仍保留罢工自由和表面上的言论出版等自由的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更严重，甚至比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俄罗斯更严重。例如，俄罗斯还允许俄共的存在并有公开的话语权，而现在中国的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在腾讯会议等网络上，甚至连'毛主席'三个字都成了敏感词，只能称为'教员'，更不要说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不能举办，甚至连上韶山参加纪念毛主席的活动都被禁止。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激化到特别尖锐的程度。
怀规硬核网友强调，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清明，无需看口号多响，只要问一句，官员敢不敢公布自己的财产?但现阶段这在全国人大根本通不过，可见问题有多严重。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指出：“AI时代如果没有新的分配制度保驾护航，一定会出现无数‘数字贫民’。普通人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看不到希望。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最后发现自己只是算法升级路上的‘待淘汰零件’，这种绝望情绪，最终会制造出大乱子。”
在现阶段我们面临的一个事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即决定一切的大问题，是坚持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反霸方针，还是坚持修正主义的争霸方针。修正主义者不仅在政治路线上，否定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并且把共产党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改为同时是人民先锋队和民族先锋队，也就是把共产党变成全民党，民族党，甚至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基础上，提出“以民族矛盾为纲”。这就必然导致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换掉毛泽东思想这个党魂，国魂和军魂。使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苏军在侵略阿富汗战争中的惨败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的“拉胯”，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和苏联红军在建国初期，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军队，在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差得多的情况下，硬是战胜了强敌，更不要说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和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在武器装备水平差得更远的情况取得辉煌胜利相对比，难道不能说明丢纲换魂的问题有多严重吗?
第三、中美关系大危机步步加深的客观现实
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一个重要方面是发生战争的危险大大增加了。从外因上看，这主要包含以下五点：
其一，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为了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必然不断增强打压中国的力度。
其二，近期美帝国主义对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都是为了扫清围剿中国的外围。这几个国家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都比较密切，削弱它们，显然都是为了近两年拉日韩印澳以及北约的几十个国家围剿中国做战略准备。
其三，俄乌战争现在正大幅度升级，有可能在近期进入决战阶段。并且，北约越来越明确地将中俄之间在军民两用商品的贸易量大幅增加，看成是俄罗斯能在一定程度上扛住西方的各种制裁并能够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决定因素“。这就使北约国家在俄乌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参与美国围剿中国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其四，日本在高市早苗掌权后，更加疯狂地推进新型军国主义，不仅极力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中国的大围剿，而且有可能通过偷袭的方式，起到打先锋甚至引爆的作用，以借此进一步摆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败国所受到种种限制，从而实现其侵略别国的野心。
其五，国际金融资本妄图把中国作为新的落脚地或者叫宿主，这也是美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动摇美国的金融霸权。这种趋势，也自然会使中美两国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从内因上看，是我国那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一极即第二超级大国，有了挑战美国霸权的本钱和力量，从而宣称“中国正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引领世界“。正因为这样，美国才会以比对当年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欧盟，甚至比对当年的第二超级大国但争霸倾向没有像中国这么强烈的苏联那样，采取如此更赤裸裸、更凶险的军事围剿方式。
第四，怎么办？
1、必须开展一场路线标准大讨论。
毛主席早就指出：“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要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71页)他老人家还一直强调，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要深入思考一下便不难看出，检验我们的实践正确不正确，要看是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还是举修正主义的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拥护，而不能只是看那些一时的成绩和错误。也就是说，要坚持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作为检验实践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坚持这一最高标准，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认清，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即资改，或者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尽管用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大量贱卖国有企业及自然资源；大量引进外资等等多种形式，使经济出现一些短期的、表面的繁荣，但从长期看，从根本上看，则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过剩危机、两极分化危机、腐败现象增多危机、信任和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危机等等导致的社会总体大危机。也就是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过去走不通，现在仍然走不通。可见，开展这样一场路线标准大讨论，用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来检验一下这些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正确评价建国近八十年来的功过是非，从而真正打破近几十年来思想僵化的陈旧模式和种种禁区，来一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解放。这显然会为我们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提供思想基础和有利条件。
2、必须切实接受第一次文革的经验教训和近五十年来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
对第一次文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当然要认真总结，但对于沉痛教训，同样要认真汲取。人民作家魏巍老尖锐指出：“文革的主要错误是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矛盾，打击面太大，伤人过多，甚至‘虐待俘虏’，严重违反了毛主席教育人、改造人、改造世界观的教导。再加上挂牌子、坐喷气式等极端不文明的做法，也给文革留下了坏名声。这主要是毛主席指出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造成的。运动开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严格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后来错误倾向出现时，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惜这些指示并未得到应有的贯彻，而且往往把某些倾向推向极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今天我们应当汲取这些教训。“正是在此基础上，魏老留下了“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遗嘱。马宾老专门写了关于要进行二次文革的小册子。郭松民在《真正不忘初心的革命老英雄——沉痛悼念李成瑞同志》一文中说：“2011年，以通钢事件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钢城》研讨会上，年近九旬的李老再次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我们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我们经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也可以取得文化革命的胜利。”最近在红歌会网主办的纪念艾跃进教授逝世十周年的大讲堂上，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郝贵生教授就突出讲了艾老师早在2013年就在内蒙的大讲堂上公开讲了如实评价文革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们不仅不否定文革，而且希望中国通过文革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为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探索。我们同时要看到，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的探索、反抗和斗争，一直都在进行。多年来毛泽东热不断升温，各地民间红色团体大量涌现，网络大民主广泛开展，特别是通钢事件、乌坎事件、湖南新五四运动以及山东、河南、河北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反对邓相超、刘勇、左中和反共辱毛罪恶活动等等这种街头政治，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北京、湖北、陕西、江西、甘肃、吉林，黑龙江、辽宁、广东、上海，山西、四川等省市自治区特别是韶山纪念毛主席的活动，规模都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热烈。一批红色网站也在相当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进一步认真总结好这些经验，并且切切实实接受以前的沉痛教训，未来的斗争必定会取得更大的实效。
3、必须肃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
有些网友说的好，翻开世界各国的近代、现代历史，被压迫民族内部凡是有所作为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充分利用全民族一致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机会，唤起人民的觉醒、积累革命力量，在反对外来帝国主义的同时，分化、瓦解并反对、直至推翻本国的统治阶级，取得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胜利。子珩墨网友强调，有些人说，“只有把民族矛盾放在首位，才能有效地唤醒民众；只有把民族矛盾作为当前的纲，红色旗帜才能重新赢得人民的响应。”当一个国家的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到无法用常规手段来调和时；当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无能，已经激起普遍的民怨时，将这种内部的压力，通过煽动极端的、排外的民族主义，转向外部，便成为其维持统治的最后手段。他们会宣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外部的致命威胁，因此，国内的一切分歧和斗争都必须停止，“团结”必须凌驾于一切之上。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中，任何对内的批判，都会被打成“卖国”；任何阶级的诉求，都会被斥为“分裂民族”。一个以对内实行最残酷的阶级镇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为核心特征的法西斯主义政权，便在“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喧嚣中，应运而生。这，是20世纪德国和日本早已走过的、通往毁灭的道路。今天，如果我们不清醒地认识到并坚决地抵制“以民族矛盾为纲”的思潮，就是在为这条道路的重演，扫除思想上的障碍。如果我们的“纲”，是“民族矛盾”，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作(“目”)，都将围绕着如何“富国强兵”来展开。此时，我们所要团结的，将是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我们所要依赖的，将是国家官僚机器；我们所要压制的，将是任何可能“破坏稳定”的国内阶级斗争。这条道路，是典型的社会沙文主义道路，是通向深渊的道路。
郭松民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全民”的外貌，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中，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口号，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掩盖阶级矛盾的思想工具与政治手段。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殖民的上升期，通常会以“民族独立”、“民族统一”为口号，联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封建统治阶级。但是，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便会用自身的阶级利益，冒充“民族利益”，用民族矛盾掩盖国内阶级压迫。这里，一个相当“技术性”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始终属于少数，因此，他们不能公开地、大鸣大放地主张自己的利益，否则就会成为政治上的笑话，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利益”或“民族利益”，以欺骗无产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为他们火中取栗。
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显然，只有继承文革经验肃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才能更好地践行靠社会主义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伟大真理。
4、必须发挥群众路线制止争霸战争的强大威力。
一些网友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出的真理。我们固然面临着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但更根本的、决定着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规定着其他一切矛盾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国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因此，面对“爱国主义”的号召，无产阶级的回应不应该是盲从或简单的拒绝，而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分析国家的阶级性质：这个“国”是谁的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或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基点)的国?分析具体事件的阶级内容：当前这场需要“爱国”支持的行动(可能是战争、政策、运动)的本质是什么?是为了保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还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扩张野心和利润?是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为了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不能为了“民族团结”或“一致对外”的口号，就放弃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放弃为工人阶级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相反，越是在危机时刻，越要揭露资产阶级企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的伎俩，越要教育和组织群众，将其自发的爱国热情，引导到正确的阶级轨道上来。要坚守国际主义精神，认清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国际性的事业。在反对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各国无产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要支持其他国家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与各国的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这种国际团结，是对资产阶级民族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最有力的打击。切实抓好这些工作，我们才能走群众路线的力量，制止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
5、必须切实开展向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学习的活动。
现阶段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很多，这里仅作为例子列出以下九位：
第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真正革命军人优秀代表之一的魏巍同志，他虽然在文革中也受到过冲击，但在苏东剧变后，能进一步认识到不从个人得失而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就会认清文革的必要性，看到文革的损失比一场战争的损失要小得多，从而早在近三十年前便肯定了文革，并提出要进行新形势下的继续革命。因此，他具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因而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他仍然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斗争，直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子孙和后代人留下了“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遗嘱。可见，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军人，不愧是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的光辉旗手。他这种敢于斗争，身先士卒的带头革命精神，在当前特别需要发扬光大。
第二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代表之一的宋平同志。最近逝世的他，由于是党内走社派的代表之一，和邓力群一起被港台媒体称为“左王”。他的突出特点是，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是他针对有些人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明确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前些年他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为《邓力群自述：1915——1974年》一书写的序言，文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对领导干部的冲击，也是一种党性锻炼”。我的一家之言是，这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肯定。这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当前也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掌握。
第三位是真正红二代优秀代表之一的毛远新同志。我觉得他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敏感性，例如他较早的发现了邓小平等人妄图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动向并向毛主席作了反映，之后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同时，他多谋善断，敢于担当。在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时，他敢于提出向海城人民群众发出地震预报的建议，结果使全市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因此，人们称赞他不愧是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中出色的一员。
第四位是广大农民优秀代表之一的王宏斌同志。他在极其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带领全村采取“外圆内方”的方针，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毫不动摇地带领群众走集体化的道路，用铁的事实证明大锅饭不是养懒汉，而是多快好省地发展了生产。这样就既实现了共同富裕，又建设起了高度的精神文明，成为农业农村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同时，王宏斌同志也锻炼成为一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群众都亲切地叫他“班长”。
第五位是广大知青优秀代表之一的郝贵生同志。作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他不仅对自己当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感到青春无悔，终身受益，而且作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不仅实现了工作和生活上的结合，还促进了思想上的结合，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近些年，他顶住各种压力，排除各种干扰，带病竭尽全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靠社会主义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伟大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六位是文艺界优秀代表之一的刘继明同志。作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他既通过多部小说反映了文革，肯定了这场革命，又通过《随想录》的形式等，最早批评了现代版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左翼的观点也就是“民左”。这为弄清是非，提高觉悟，形成共识，加强联合，提供了助力。因此，不少人称他为“人民作家”。
第七位是工人阶级优秀代表之一的宋英。这位河南郑州国营企业退休职工、郑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由于长期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一直受到打压，直到今天家门口常常停着警车。即使纪念日给毛主席献花，也会有警察陪同。有时，甚至有遭遇车祸的危险。但是几十年来，不管管控多么严重，压力多么大，她从不低头，一直顽强地和大家一起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被人称为中原人民的优秀儿女。
第八位是国有企业优秀党委书记代表之一的蔚严春。他是山东青州市一家国企的党委书记，多年来顶着巨大压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千方百计按“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办企业，取得许多突出成绩。退休后，他仍坚持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被群众称为“好书记”。
第九位是农民工优秀代表之一的巫国申同志。他作为外地农民，长期在甘肃兰州市打零工做个体，深入了解农民工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状况，交了不少农民工朋友。他还组织红友搞“红马甲活动”，到省内外各地红色旅游景点参观学习，受到赞扬。他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学习刻苦，善于钻研，勤于观察，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提高胆识和写作水平。近些年，他写出了越来越多有乡土味儿、为平民百姓和普通网友所喜闻乐见并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的好文章。在一些同志和战友看来，他不愧是一位好带头人。
认真和切实有效地学习这些先进人物和英模，使我们的同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显然有助于促进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以及加强骨干和群众的联系，从而推动我们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6、继承文革经验，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找准工作的突破口。
女青年付欣宇最近的一段话，说的很有针对性，起码对我是这样。她认为，“理论不能悬在空中。毛主席说过，要采取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使群众容易接受。我们的理论再正确，群众听不懂，就是白搭。我们既要批判赛道，又要告诉跑在赛道上的人怎么少摔跤；既要保持理论的彻底性，又要走进群众的焦虑；既要‘解释世界’，又要‘改变世界’。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李道国之所以能够在这次事件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做得好。”
在她和多位同志的启发下，作为一家之言，我提出以下初步意见，仅供大家在研究时参考。
这就是，我们首先要在红旗渠冤案、大寨冤案、吉林通钢冤案、毛远新冤案、焦裕禄的战友张钦礼冤案、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原会长林敏捷的战友，福建泉州城关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冤案中，根据准备情况，选出最容易突破的一个，集中力量反击，并尽快扩大战果。随后，使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工作遍地开花。
与此相联系，我们还要敦促相关力量采取特别行动，务必尽快推动安排好每年一千多万大学生的就业工作；
务必尽快推动推翻“四座大山”即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逐步恢复新中国前三十年看病、上学、住房、养老基本免费的政策；
务必尽快推动安排好在国企改制中下岗的广大职工这些给新中国奠基做出巨大贡献者的收入补贴工作。
同时要澄清一个基本事实，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是历史功臣而绝不是大锅饭养的懒汉，从而还历史一个公道。
把这类具体的工作切切实实做好了，自然会为文革的正名和继承文革经验教训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动开一个好头。
付欣宇还呼吁：“从《新青年》到《湘江评论》，从上海的弄堂到延安的窑洞，从五四运动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一代又一代青年，用热血、用呐喊、用行动，把‘不可能’三个字碾碎在脚下。站起来，走出门，把萤火聚成火焰，把火焰烧成漫天红光。这个世界不会自己变好。能让它变好的，只有那些拒绝跪下、拒绝沉默、拒绝腐烂的人。而那些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每一个还愿意为‘青春中国’这四个字拼一次命的人。”我觉得这个呼吁很好，并且坚信，必定会有更多的中华好儿女，成为这样的人!
综上所述，六十年一甲子，只要我们能够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实事求是及党性初心正确地认识文革、给文革正名，并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以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来践行，我们就能够真正在继承文革的经验教训中汲取人民创造历史的磅礴力量，在推进靠科学社会主义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拨乱反正走出邪路，沿着千万先烈献血铸就的新中国初心理想、人民解放的金光大道胜利前进。
【本文原载乌有之乡网，红歌会网修订发布。原文链接：https://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26/05/525559.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