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一个甲子
1965年初，主席与斯诺谈话时，谈起“死神躲着走”，淡然说道：
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回想起来真奇怪，死神好像总是躲着我。我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连紧靠着我的警卫员小同志都牺牲过，可我还是活着。
那时起，72岁的他心里就燃起了一把火。
这把火从他的回忆里烧过了天津的刘张，烧过了反右扩大化，烧过了苏共的二十大、猝死的贝鲁特和骚乱的东欧，也烧过了浮夸风……
我要去井冈山看看，我要去看看我当年被蒋介石包围的地方。你们准备一下吧，记住，一切要从简。
1
1965年1月29日，中央转批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但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与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于信中感叹：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主席则批示：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那几年，他时常与秘书、警卫员们等谈起：
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就在那月初，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包办代替主义”，使主席敏锐觉察到官僚主义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会上，他还忧心地说：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事实上，就在“四清”运动期间，主席在北京同威尔科克斯有过一场深刻的谈话，格外神伤：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
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
他们联络部(指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
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
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
山雨欲来风满楼。
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次年与护士长吴旭君谈话是，他按耐不住：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再一年后，1965年的5月21日，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他正式踏上了“重登井冈山”的旅途。
这次行动，不要搞得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人少车，能合并坐车就合并坐车，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惊动面过大。
2
路上，主席与张平化畅谈：
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斗争，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
孙中山也不承认阶级斗争，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车子缓缓地开，主席静静望着窗外。
公社黄灿灿的稻田无声地连向远方，连接着株洲、醴陵和萍乡安源一望无际的煤海。
他带着一股苍凉说道：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一路上，他不停给众人说着当年的起义盛况。
艰苦、磨难、心酸、九死一生，全部涌上心头。
没经几个小时就驶上了汽车路，主席在车上无限感慨：
当年我就是从古城骑马走旁边小路到大仓村的林凤和家与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林凤和都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1927年10月6日，身为委员的他在林凤和家里面见袁文才，是党史上浓墨重彩又真相模糊的一页。
林凤和是当地一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
那时候，林还特地还杀了一头猪迎接毛委员一行。
解放后土改，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续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待地主富农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线。
然而，林凤和被没收土地后，村里竟然不给他饭吃。
无奈，这位对工农革命有功的地主最终在自家后山自杀而亡......
林凤和死前想过给北京写信，揭发基层过“左”的官僚主义行径，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主席也曾打听过他，派人找过他们，可是井冈山当地的干部却搪塞：
他家没人了。
这就是五六十年代党内官僚化的典型写照。
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
五六十年代，也恰是他发表文章最少、但发表讲话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国后不久，他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他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1953年，终于是对一些财政干部发了火：
实际上，我在北京什么也听不到，我看我得经常出去走走！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过随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储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
注意右派的进攻。
那年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由此，在毛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这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政治层面，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一切伴随着“扩大化”的发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主席点明“约五千名右派”，后来却打出了五十五万人之多……
最后，还是在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超过二十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复了名誉。
七年后，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实在忍无可忍：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
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这直接催生了次年的重登井冈山。
3
5月22日傍晚，井冈山宾馆的115房间，主席一行开始了第一晚的住宿。
晚餐本准备要加一些水果和米酒，但汪东兴勒令撤掉：
主席知道要批评的。
在井冈山上，一路上都是严格照着标准用餐。
他每天2.5元，四小碟菜加一份野菜汤。
回忆起近四十年前在这里战斗的岁月，不禁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后方让前方，干部让群众。有时候没吃的就去拔点笋子干嚼，但不能拔大的，拔大的就是侵犯群众利益。
饭后散步，他继续说：
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之外，不分上下。现在看，我们的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了，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去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倍以上。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呢？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
主席还特地提到张子清，秋收起义时的三团三营营长：
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有一点点药，张子清他们都先给战士用，战士们都流着泪留给张子清，他又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
说着这些，他踱着步，喃喃自语：
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陪同的刘俊秀和王卓超都回答：
我愿意！
他笑了笑：
愿意就好。
随后又说到：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25日早上，原本要全程陪同主席的张平化必须要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须提前下山，早餐后辞行，主席一直送他到大门外。
张平化连说：
请主席回房间休息吧。
他答：
你们这么多人送我上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就在张平化快要发车时，主席突然又转身、快步上前抓住他的手：
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话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呐！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听得眼含热泪，大声回答：
主席，我懂了！
4
送走张平化，他召集汪东兴、王卓超、刘俊秀到115房间谈话。
谈话中，他再次回顾当年井冈山的激烈斗争，长叹一口气：
我离开井冈山已经三十八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心情格外激动。回想创建第一块根据地，许多革命志士、英才良将牺牲了生命，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牺牲时都是二十几岁呀！
吸着烟，他望向窗外：
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
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这和我们在井冈山时提倡的东西不一样了……
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
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还可以看内部电影！
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刘俊秀之后在主席谈到井冈山暴动时期成立士兵委员会的话题时，问到：
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两者不一样！
主席果断驳道。
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现在的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
随即，他顿了顿：
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呢？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呢？
就在那段主席于井冈山走访的日子里，1965年5月10日-6月7日，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召开了一个“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
这项“试验”是在身居北京高层的领导的倡议下开展的，他率先提出“试办托拉斯”。
后来到了6月，坐镇北京的领导们又听取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汇报，并做了指示：
勇于实践，创造经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门提供了参考资料。
………………
5月29日，在井冈山的最后一天，主席特地嘱咐管理员顾作良去结账。
宾馆的会计一脸茫然：
毛主席啊！吃几天饭还要结账？
顾作良让她声轻一些：
账不结，不好向主席交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在井冈山时毛主席定的呀，其中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结账，不就是多吃多占嘛！主席在这儿住了7天，共17.5元，结清。
结完账，主席沿着山间大道走了一里多路才上车。
那一天，他接见群众三千多人。
茨坪常住人口还不到一万，老老少少在放开“毛主席来井冈山了”、“毛主席要离开了”的消息后，几乎倾巢出动，奔走相告去看他老人家。
1928年2月，他率工农革命军打下新城，曾开过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参加的群众有三千多人；第二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率领的部队还是三千多人。
三十六年后的这一次，欢送他下山的群众又是三千多人，这怎能不令人触动…
望着沿道欢声雷动、热泪盈眶的人民，他不停地伸着手，声色颤抖：
保护好井冈山！
5
1965年的那个5月下旬，主席在井冈山其实是留下了两首词。
那篇赫赫有名的《水调歌头》很多人都读过，但还有一首《念奴娇·井冈山》，主席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马克·吐温曾有过这样一段话：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
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
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如何理解“巨大规模的恐怖”呢？
马克思曾有认为：
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
但是，只有主席打破了约定俗成的农民起义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对立面兴起一座工农堡垒，宛如在倒转近代历史进程的方向。
在主席1927年写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倾向已十分显著。
当时年轻的主席在《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阶级自己。
革命力，变成了最底层被压迫群体的「自为力」。
在主席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从井冈山走下约两个月后，主席接见了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
马尔罗问：
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主席答：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不禁令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名言：
共同体的守护者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
一个令人啧啧称赞的历史性景观亦由此出现：为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被主席运用成为了落后农业国家的农民阶层的革命长枪。
并且，他不仅获得了成功，且在成功数十年之后几乎又是以“付之一炬”的决心姿态捍卫中年时创造的这份成功。
从这一点来说，主席掀起的武装革命运动和继续革命运动，都已然跳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抗争思维。
在他的眼里：我们不要在取代王侯将相，而是需彻底覆灭统治世界几千年的所谓王侯、所谓将相。
明晰了这一点，才能够体会那句：
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主席的农村学说继续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如他所言：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艾萨克·多伊彻曾经认为：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
就像罗斯·特里尔说的：
毛泽东的战友们没有一个可以写出城楼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那段铭文。因为，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点在于，似乎只有一生作为革命者的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造反有理！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建国立业近三十年后，主席非常“毛泽东式”的又一次捍卫了公平——他不允许社会主义周期性的“自行消亡”。
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前辈都曾畅想过共产主义的终点，然而站在导师们肩膀上的主席，却看到了终点后新的起点。
正如1971年，78岁的他对同志们这样说道：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
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跋
井冈山归来一年后，也就是整整一个甲子之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浓墨重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直至再度回到井冈山，主席这一生，没有什么“党羽”，没有什么“集团”，他只剩下一条路，一条已显陈旧却依然闪闪发光的“老路”：依靠工农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他的孩子们：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回望一年前的1965年，夏天的蝉鸣逐渐聒起。
走下井冈山的他，胸中百万雄兵沸腾。
他畏惧过吗？从来没有。
他甚至在庐山会议上说过：
……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他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搏斗。
72岁的他要带领自己亲手解放、亲手扶起的亿万人民，去战胜“巨大规模的恐怖”。
哪怕他知道一辈子胜仗无数的自己，这一次恐怕是不会赢的……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