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从失败走向失败”对日本共产党之武装斗争的分析

　　「党每一次都从废墟中站起来，但从未追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没有群众的地方、时间拿起武器？」

　　原编者按　　常言道，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点对于成功掌握政权的各国共产党而言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武断的强调枪而不强调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不行的，本文以"武装共产党"（1929—1932）与"极左冒险主义"（1950—1952）两次失败为切片，重新审视日本共产党在革命战略上的根本困境。
　　文章并不打算为这两次惨败罗列"罪状"，而是想探讨问题：当一个先锋党与大众之间长期缺乏有机联系时，武装斗争如何必然退化为少数人的军事冒险？以及，为何同样的布朗基主义幽灵在日本反复附体，而在中国共产党那里却被驱散了？
　　本文系八一特稿。

　　ANALYSIS

　　日本共产党武装斗争论

　　引子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川崎。稻毛神社的五一劳动节会场聚集了约一千八百名劳动者，正准备开会。忽然，一伙大约二十来人的人马肩扛一束束竹枪，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领头的阿部作藏一把抓住警备队长笠井仪郎的衣领，怒吼道"昨天的部下就是今天的敌人"，随即爬上演台，对着台下一千八百名工人喊道：我们现在要和东京起义的同志一道前往千代田城，诸君用我们准备的竹枪武装起来，跟随我们，建立即时的革命政权！

　　台下的工人们只是茫然地旁观。警察介入，二十人的队伍顷刻溃散。阿部作藏开枪打伤一名警部后被捕。查获手枪一支、竹枪七十余支。他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上述场景，就是日本共产党在所谓“武装共产党”时期武装斗争的画面：二十个共产主义者扛着竹枪冲向一千八百人，抱着赤诚的心，以为在残酷的资本主义危机之下，振臂一呼就会万众响应，结果发现应者寥寥，只有自己是唯一拿着武器的人。

　　关于革命的战略问题上，马克思与布朗基的根本分歧之一就在于：革命究竟应该是群众自身的行动，还是少数人以密谋替代群众？在历史上所有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武装战略，其合法性建立在党与大众之间的有机联系之上——也即，武装斗争不应该是先锋队对群众的"替代"，而应该是群众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身的武装化。失去了这种联系，武装斗争就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环节，而退化为少数革命者的军事冒险。

　　日共的问题则体现了缺乏这样大众性的武装行动的缺点。在国内外因素的驱使下，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曾先后两次指导共产主义者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的"武装共产党"时代，和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的所谓"极左冒险主义"时代。细究这两个时代，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发现，除了失败这一共同结果外，都具有脱离群众的特点。缺乏与人民血肉联系的先锋队试图用暴力来弥补组织力的缺失，用浪漫化的激情取代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实的判断，结果每一次都迅速遭到毁灭性镇压，党遭到打击，并丧失群众基础。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城头的枪声同样是少数人的暴动，同样一度全军覆没。但此后二十二年，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从井冈山到延安、从根据地到全国政权的道路。同样是东亚的共产党，一个成功了，一个从未成功。分岔点在哪里？布朗基主义的幽灵，为何在日本反复附体，而在中国被驱散了？

　　一、武装共产党的时代

　　在四·一六事件将党中央连根拔起之后，负责重建党的是田中清玄和佐野博，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四岁。是的，两人都惊人地年轻，不过这种年轻无论好坏，都成了这个时代共产党的特征。在废墟中重建的党中央实际上处于一种逃亡状态。他们从东京到千叶县的犬吠埼，再到静冈县的铃川、伊豆的汤ヶ岛、伊东、修善寺，又迁往长野县的上山田温泉、户倉温泉，觉得关东实在危险便把总部迁到关西——这是共产党中央部唯一一次设在关西。在兵库县的舞子，他们从和歌山县的二里滨转到和歌浦，最后经名古屋回到东京，在世田谷祖师谷的据点被一网打尽。

　　逃亡途中，一九三〇年一月，在和歌浦附近二里滨的一栋别墅里，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与会者连炊事看守在内共十一人。夜里关门开会，白天分头去不同的店铺各买两三人份的食物以免引人起疑，排泄物趁天黑装进小袋扔进海里。互相不叫名字，每人只以编号相称——即便在干部之间，为了避免间谍和被捕后的背叛，不该知道的名字就不该知道。

　　正是在这种朝不保夕的逃亡和隔绝中，而不是在群众运动的高涨中，党中央做出了武装化的决定。

　　行动队的编成指令下达了：共产党员三人一组，一人警戒、两人行动；武装并以决死的觉悟勇敢行动，"遇有警察或其他妨害者则杀伤"。关于武器来源，手枪通过共产国际渠道获取，日、中、美等国的共产党海员将枪支装在防水箱内、绑上浮标，船驶入神户前在须磨海域投入水中，再由日本同志趁夜驾小船打捞。据田中清玄回忆，当时获得了罗伊尔式十连发手枪，"每人常常随身携带不离身"。

　　二月十二日，全国开始散发传单。六天后发生了第一次流血事件。此后约一个月内，警察伤亡事件接连不断，官方统计至少造成一名警官死亡、数十名受伤，田中清玄后来称总数超过五十起。

　　一九三〇年前后，正值昭和经济危机最严重之时，劳资纠纷激化，当年仅伴有实力行动的劳动争议就有约九百件、参加人数超过八万人，为战前最高纪录。东京市电罢工、钟纺争议、东洋莫斯林争议等大规模事件接连爆发。然而在这些大斗争中，共产党几乎完全无法发挥领导作用。用后来的术语说，它几乎只是作为"挑拨者"在活动。当时的全协系工会负责人神山茂夫后来写道，中央部下达的方针直接把形势界定为"革命性形势"，"明确下达了'武装蜂起'的指令"，而党在东京市电罢工中实际做的，是组织暗杀工贼、纵火烧车库、破坏电线的行动队。

　　也就是说，当真正的工人运动正在进行时，党不是在其中扎根、组织、领导，而是游离其外，用少数人的暴力行动"替代"了群众工作。神山茂夫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钟纺争议中，中央下令"用武装夺取罢工领导权"，派出的行动队负责人把钻子和辣椒交给队员，命令说"散发传单，等他们来了就用辣椒把眼睛弄瞎，用钻子在肚子上打个洞"。带队的老练工会活动家歌川伸苦笑着，把钻子和辣椒扔进了隅田川，只把传单散发就回来了。

　　可以说，这正是布朗基主义的经典症状：当党无法赢得群众时，便用先锋队的武装行动来替代群众的动员。两者是因果关系——不是因为有了群众基础才走向武装斗争，而恰恰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才不得不走向武装斗争。武装，成为"没有群众"的补偿。

　　当局的反应是毁灭性的。从一九三〇年二月到七月，全国被捕者逾两千人，其中被起诉者二百五十四名。四月，佐野博在赤坂一家咖啡馆遭遇特高埋伏——那晚楼上楼下的所有"顾客"全部是便衣警察——在口袋中扣动扳机后被捕。七月，田中清玄的藏身处被身穿防弹背心的特高突击队攻破。几乎每一个据点都有间谍渗透，每一个计划都提前泄露。到了这一步，武装共产党的时代事实上已经结束。

　　此外，田中清玄被捕的同一天，一名刚从莫斯科归国的党员——饭塚盈延，化名松村——来到田中据点，随即被等候的特高逮捕。此人就是后来党史上所称的"间谍 M"。被捕后不久，松村便主动向特高表示愿意充当间谍。据文献披露，他对特高课的山县警部说，他回到日本感到很失望，共产主义也不像年轻时那样有吸引力了，"去了那边，反而更了解日本这个国家。所以最近的我变得虚无，只是凭惰性在运动罢了"。更荒诞的是，特高内部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案：既然党中央已被彻底摧毁，不如留下一个受特高控制的人，让他成为中央唯一的"幸存者"，以此为核、在特高的操控下重组整个共产党。

　　松村被放了出来。年底，当他的库特贝同窗风间丈吉从莫斯科回国时，松村说：中央成员全部被捕了，"我当时正好去关西地方，所以偶然得以幸免"，残存组织的联系正在恢复，只需重建中央机构即可。风间信了。随后一年多里，在松村的主持下，"非常时共产党"成为战前日共史上组织规模最大、存续最久的一个中央部——《赤旗》改用活版印刷、发行量达六七千份，同情者捐款网络扩展到每月一万人。而这一切都在一名特高间谍的掌控之中。松村在"一边建设党，一边破坏党"的悖论中扮演了完美的双重角色。

　　立花隆将松村与沙俄时代社会革命党战斗团领导人阿泽夫做了类比。阿泽夫一手策划了多起震动全俄的暗杀，同时又是沙皇秘密警察的间谍。他的暴露使社会革命党丧失了大众信任，这个一度强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由此走向毁灭。

　　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一个靠间谍维持运转的组织，为什么能成为战前日共"最强大"的中央部？答案或许在于：对于这样一个与大众隔绝、以密谋方式运作的秘密团体而言，"组织力"的标准本来就不是群众基础，而是地下网络的效率——印刷量、捐款额、联络线的密度。松村恰恰擅长这些。曾在那一时期在他身边活动的久喜胜一回忆，松村在把握时机、选择方法、调动人员等非法活动技巧方面极为出色，"尽管当时党的主体还很小，能在短时期内使之变得如此强大，正是 M 的能力。不是党中央的其他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换句话说，党越是布朗基化，就越依赖于松村这类人的"专业能力"——而这反过来使党更加布朗基化。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二、战后的重演

　　如果历史的唯一作用就是被遗忘，那么日共堪称模范。

　　一九五〇年一月，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严厉批判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和平革命"路线。六月，盟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整肃日共二十四名中央委员。大批领导人随即转入地下或逃亡中国。"从此时起，日共便成了一座冰山，只有一小部分活动浮在水面之上——而且只有少量决策是在日本国内做出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日共第四次全国协议会确定了军事斗争路线：在党内组建准军事部队，从"自卫队"起步发展为正规游击队，最终建立"日本红军"。同年十月通过的所谓"五一纲领"——一份被研究者概括为"晚期斯大林主义与成熟毛主义的混合物"的文件——要求以"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为旗帜，走中国式的农村武装割据道路。日共主要领导人和近百名青年骨干通过"地下铁路"逃往北京，在马克思列宁学院等机构接受军事训练。同一研究指出，"无论怎样夸大这段流亡经历对日共后来走向的影响都不为过"。

　　此后两年，日本共产党进入"莫洛托夫鸡尾酒时代"：青年党员投掷燃烧瓶攻击警察岗亭、破坏工厂、袭击执法人员；在山村建立"游击根据地"，模仿中国革命的延安模式。日共地下刊物《内外评论》先后发表《共产党人与爱国者的新任务——以权力对抗权力》和《武装革命何以尚未成为我党之课题？》，高调奠定了武装斗争的"理论基础"。

　　其结果，可以概括如下，"日本（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前后）并非中国（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九年前后）——无论在地形、社会政治条件还是国际环境方面。大多数年轻的恐怖分子，如果没有成功逃往中国，都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徒刑。"同时："大多数非法单位已经被政府特工渗透，许多共产党人的阴谋事前就已被知晓，有些甚至可能是由卧底特工煽动以诱捕激进分子的。"

　　没有任何一个游击根据地维持了哪怕最短暂的一段时间。共产党在日本迅速成为极端主义的象征，尽管它曾想挽回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作为回应，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其后的选举结果堪称灾难。到一九五五年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党正式承认了"极左冒险主义"的错误。

　　两次武装斗争，剧本如出一辙：与群众隔绝→意识形态驱动的军事化→密谋式的小规模暴力→间谍渗透与大规模逮捕→组织覆灭→路线"检讨"。党每一次都从废墟中站起来，但从未追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没有群众的地方、时间拿起武器？

　　三、布朗基主义的幽灵

　　武装斗争的成败，首先受制于客观条件。日本国土狭小、交通发达，根本不存在支撑长期游击战的地理纵深。警察系统高效缜密——仅警视厅特高一课就有多达六百人——在人口稠密、村落高度整合的社会条件下，任何“根据地”都几乎无处藏身。不仅如此，战后美军的空中侦察和机动能力，更使山区游击在军事技术上变得完全不可行。

　　然而，较之这些外在环境，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共始终未能扎根于日本社会。战前日本六千万人口中一半是农村人口，两千七百万就业者中一千四百万是农民，现代产业工人仅四百七十万。加入工会的工人不过三十五万，其中共产党全协成员在最盛期也只有三万——用当时的话说，“仅是全部就业者的约 0.1%，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更关键的是，日本工人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大多数可谓是以出稼为生的农民。遇到不景气被解雇时，大多数工人回乡变回农民”。一位被派往东北农村指导农民运动的党务工作者宫内勇，留下了这样的自述：“作战会议主要是在组合长和星野之间讨论，我几乎只是旁观。……连两人交谈的词句和方言我也半懂不懂。想到这里，我把自己那所谓的‘党的了不起的人物’看成不过是个小丑。”连最基本的方言沟通都隔着一层，党内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横亘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没有群众基础，武装斗争就必然退化为布朗基式的密谋替代。而日共内部，又恰好有两重机制加固了这一倾向。

　　其一，是所谓“应有之党”与“实有之党”的混淆。在“政治优位性”理论的笼罩下，党中央被视为绝对不谬。当它判断“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时，群众的冷淡反应不但不能推翻这个判断，反而被解释为“群众觉悟不够”——于是党的任务不再是倾听群众，而是用行动队的枪声去“唤醒”群众。川崎会场那二十支竹枪的逻辑，根源就在这里。

　　其二，共产国际的遥控更从根本上剥夺了日共独立思考的能力。从布哈林纲领到三二年纲领，革命路线在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根本翻转。每一次，全党都被要求从“昨天的主张”即刻翻转为“今天的主张”。“党员们在纲领问题上总共被折腾了三次，不得不吞下苦果，从而被逼到必须把昨天所主张的东西改为今天所主张的窘境。”当路线总是在变、但每一次又都被宣称为“绝对正确”时，唯一安全的生存策略就是放弃判断、无条件服从——而这，恰恰是布朗基式密谋组织最需要的成员类型。

　　类似的困境，中共也曾深陷其中。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和被迫长征，正是受制于共产国际的直接代价。但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摆脱了外部遥控，此后的延安整风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组织化的纠错机制。在整个二十世纪前中期，日共却从未迎来属于它的“遵义时刻”。无论是战前被牵着在“一阶段革命”与“两阶段革命”之间反复折腾，还是战后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摇摆选边，其最高路线始终深受外部力量的制约

　　客观条件、群众基础与组织机制，三重因素相互叠加，使日共的两次武装斗争在发生之前便已注定失败。它最终拿起武器，不是因为群众做好了准备，恰恰是因为群众始终缺席——枪声，于是成了党在孤立中强行“唤醒”他们唯一能发出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