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关于反霸斗争战略主动权的若干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一场伟大斗争，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反霸斗争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大背景下，历史已经将中国推到这样的位置上，即要么突破和砸碎霸权一统天下的局面，实现真正的战略崛起，要么继续匍匐在霸权的脚下或爬行在霸权后面，断绝超越美国的一切念头，甘心接受霸权的主导与支配。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回避、难以化解，因此，进行伟大斗争，理所当然要把反霸斗争摆在突出的位置，面对霸权，矢志复兴的中国人只能迎头而上，这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宿命。

　　一些人将这样的情形当成悲剧，视为巨大的负担，为此而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窃以为，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战略软骨症。事实上，任何崛起都是不破不立，都是在巨大的历史性的破土中诞生出新高地或新高峰，不经过一场浩大的洗礼淬炼，以为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实现崛起复兴，完全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

　　因此，我们应该从积极意义上理解与领会伟大斗争中反霸斗争的作用及影响，充分认识这个斗争助力于国家统一、助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它不是民族复兴的负资产，恰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磨砺砥石，只有在此磨砺的基础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实可信地确立起来，否则就有可能成为人造幻境，难以取信于人。

　　一、要高度重视对美斗争的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已经赢得了极大的历史主动，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党掌握了新锐的思想武器，在理论上树起牢固的大旗；凿开了通往未来的社会道路，中国民族的历史前途绽现灿烂光明；构筑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中国模式与中国范例在全球范围内脍炙人口、令人啧啧称奇；古老的中国在文化上绽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形”与“神”两个方面都十分饱满充实。

　　这一切都说明，当代中国已经获得历史与未来极大的主动权与主导权，这个历史主动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也是中国人民的，从更高意义上说，这个主动还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必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册。因此，一个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呼之欲出、隐然已成势成型，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与影响力。

　　但是，获得历史主动并不意味着在一切事情上都主动了，什么事情都能顺水顺风、可以直挂云帆了，如果有谁这样以为或者这样立论的话，那一定就要陷入庸俗“历史主动”论的泥坑。相反，在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还有许许多多巨大的难题与挑战需要应对克服，需要历险闯关，中美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项。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已经公开宣告并正在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战略。对于霸权的这一全球大战略，中国抱着怎样的态度呢，是热烈欢迎、还是迎头而上；是坚决反对，还是曲意回避？人们在思考这一事实的时候，不能不看到和不得不认识到的是，在驾驭中美关系、牢牢把握其战略主动权、主导权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与不足。

　　第一，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

　　当代中国的反霸斗争已经到了不能回避和无法回避的时候了，应该直截了当和十分干脆地回应白宫当局所发起的对华“战略竞争”，既不能对这个东西采取鸵鸟政策，也不能妄图以修正主义的手法予以改性改辙，力图使之无害化优良化。现在，任何试图打动美国、感动美国、说服美国使之改弦更张的做法都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只能以坚决的斗争来应对。

　　坚决打好对霸权的反击战，这是强化当代中国历史主动的重要内涵，是大局之下所不能不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必须从战略理性出发，深刻地认识到， 对美斗争的战略主动权是历史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拥有这个主动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将得到强有力的助推，失去这个主动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遭遇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这是事关前途与命运的要害问题。因此，所谓的历史主动，不但要统筹国内关系，不仅仅局限在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等方面，还应统筹国际关系，在战略、格局以及全球力量均衡等各方面做好相应的塑造，所谓的历史主动，就现实关系而言，就是内外两个大局的历史主动，二者缺一不可。

　　第二，反霸斗争应力争打主动仗

　　同当年的抗日战争一样，如今的反霸斗争也是一场战略持久战，也要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下进行长期艰苦的抗战，要走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二者所不同的是，当年的抗战只不过是八年，即便把东北人民的抗战也一并计算在内，也不过十四年，但展望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斗争，根据既往的历史经验来推测，这样的斗争远非十年八年能告结束，可能需要长达百年的时间。

　　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民的反霸斗争将始终处于抗战的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霸权集团将挟总体上的优势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略进攻，发起全面的战略围剿，他们将力求通过速战速决或者几个决定性的战役将中国打垮打趴下，他们注定要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大有灭此朝食、胜利指日可待的架势。媒体舆论上一切有关现在已经进入中美战略相持的议论，一概都是无稽之谈。

　　同当年的抗日战争一样，战略防御阶段的中国必须贯彻积极抗战的方针，最危险和最失败的做法就是消极抗战和片面抗战，当年中国不能坐等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大力向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一做法在中美战略斗争的现如今也具有鲜活的借鉴意义，在今天的中美战略斗争中，我们也要战略上向敌后挺进，要努力开辟新的战场，要积极出击，敢于打主动仗，而不能被动接球，局促在固定的战线上或者固定的几个要点上被动挨打。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国有关方面经常谈及的所谓“中国从来不惹事，也从来不怕事”的说法，在外交层面可能是很好的招牌与说辞，但在战略层面则不应该这样自缚手脚，而应该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应该是主动惹事、善于惹事。也就是说，在外交关系上可以美国发球中国接球，但在战略斗争中则不能这样，而必须学会发球，而且还要把球发得越来越好才行。

　　第三，不能把“战略竞争”单纯化

　　以美国为首的霸权集团将他们所发动的新冷战命名为“战略竞争”，还放出了什么“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该对抗的时候就对抗”的欺蒙话术，似乎是在搞战略“多轨制”一般，好像美国发动的这个“战略竞争”具有多么柔和、人性一面似的。这激起了某些人对“战略竞争”种种旖旎浪漫的幻想。

　　应该说，霸权“战略竞争”的狡猾性与毒辣性恰恰就体现在这里。这等伎俩，简直如同猎人捕杀猎物的设套陷阱一般，比之那种直接干脆的一般性猎杀要高出很多，比之过去对待前苏联的“冷战”战略也高出了一定的档次，坦率地说，从战略水平的角度看，如今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远远高于当年的对苏“冷战”，相比于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盛行的“颜色革命”，对华“战略竞争”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因此，任何低估轻视“战略竞争”的想法与做法都极其危险。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抗美反霸斗争是大战略，不只是经济战略，不能指望依靠GDP来解决问题，好像只要GDP或者经济力量超过美国，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崩坍、美国就会对中国拱手相让一般，事实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即便有朝一日中国的GDP远超美国，届时美国还更将变本加厉地发挥其综合战略优势集体来谋杀中国，将更急迫地力求从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将中国压下去。

　　因此，我们还要充分地认识到，中美之间的战略斗争不但要在中美两国的双边之间进行，还要在全球舞台上进行，中国必须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基本的战略背景，立足于全球舞台打造世界和平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借鉴当年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做法与经验，同以美国为首的霸权集团做全面的战略斗争，而不能用更加开放的借口掩盖这样的斗争。面向未来，中国既要更加对外开放，又要加强同霸权集团的斗争，二者并行不悖、同步进行。

　　反霸斗争还要在中国国内轰轰烈烈地展开，或早或晚，这是必然的历史走向。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搞好国内的反霸斗争，经济建设中就解决不了“卡脖子”和独立自主、战略自立的问题，就难以做到把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搞好国内的反霸斗争，国内的政治生态就要受到严重干扰，就不会形成万众一心共筑我们新的长城的全民抗战。因此，反霸斗争还要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领域里深入进行，必然要形成外抗强敌、内抗投降这样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格局（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民族复兴与反霸战略斗争中的若干关系问题》）。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应该知道，不在中国国内问题上交出反霸斗争的合格答卷，在对外关系与国际政治问题上也难以交出合格的答卷，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不与美国对抗”论无法获得主动权

　　自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新阶段以来，各种“不与美国对抗”论在中国相当流行，这些甚嚣尘上的论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否定反霸斗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用高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的办法来搪塞，其辞曰，“中国要引领世界，就要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出发，目标不是对抗美国，而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能只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关系，要从世界秩序的角度看”，用偷换概念的办法来消解反霸斗争；有的人则用给中国抬轿子的办法来辩解，具体说法是，“要坚决避免与美国和西方滑向对抗”，“中国有很多对外博弈，但我们不是任何国家的敌人。敌意经常存在，但成为敌人却是一系列互动的结果。中国这么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决心不做谁的敌人，对方就单独完成不了与中国完全敌对关系的塑造”，把中美对抗关系归咎于中国的主观意愿（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不与美国对抗”论缘何能在中国流行》）。

　　应该说，“不与美国对抗”在中国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感染力，许多人就此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中国卸下沉重的战略包袱，规避巨大的挑战风险，从而跳出或者跳过历史前进道路一个可怕的陷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障碍与危险消弭于无形。应该说，这是这一论调在中国得以盛行的情感条件之一。

　　但是，我们认为，如此地这般回避反霸斗争非但不能让中国获得战略主动权，相反还将影响当代中国所拥有的既得的历史主动，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和干扰复兴崛起的大局。具体根据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回避矛盾

　　中美之间究竟有没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的话，这些矛盾属于什么性质，在中美关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与影响，这是必须搞清楚的根本性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人制造这样的舆论，即中美两国之间没有矛盾只有分歧，没有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两国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白宫历届当局误判和误解的结果，他们因为战略“焦躁”而推行了错误的对华政策。因此，这些人坚定地认为，搞好中美关系的基础仍然存在，条件也十分有利，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分歧，只要白宫当局能够回归理性、回归本性，中美关系就完全可以“重回正轨”，两国就可以再现“风雨同舟”、“殊途同归”的壮丽景象。

　　中美之间真的不存在矛盾而只有一些分歧吗？

　　应该说，我们承认中美之间确实也有一些共同利益，而且我们还必须老实承认，这些共同利益对中国的影响与意义尤其重大，中国要通过同美国的贸易关系获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外部动力，需要来自美国大量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更需直视而不容回避的是，许许多多中国人都因为中美关系这条纽带而获利发达，据此积攒下可观的身家身价。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建立在上述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中美关系也一度发展到较高的水准，两国的政治高层也达成了诸多“战略共识”，有些东西还以具有法律效力政治文件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这些都是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间所积累下来的有形与无形资产。

　　但是，相比于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言，上述这一切资产都显得十分可怜难堪，都不过是水上浮萍、表面现象。中美关系的本质属性并未体现在这些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共同利益”与“战略共识”上，而体现在有关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这一系列事关根本、事关本质属性的诸般问题上，中美两国都截然对立，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系列矛盾在中国还不能与美国并肩而立、并驾齐驱的时候也并不彰显，但在中国快速发展表现出战略上追赶乃至超越美国的时候，就急剧地得以放大和激化了起来，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压倒覆盖上述所有“共同利益”与“共识”的程度。

　　这些矛盾已经成为决定中美关系性质与走向的关键要素，而所谓的“共同利益”与“战略共识”已经退居次要与附加的位置。中美关系的这种转折性变化现在已经是进行时，既不是将来时，也不是过去时，对此任何回避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掩耳盗铃之举。

　　第二，虚幻寄托

　　回避中美矛盾、主张“不与美国对抗”的人对改善搞好中美关系有很多寄托，除上述“共同利益”与“战略共识”外，还对中美经贸联系纽带寄予厚望，认定这一联系已经把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牢牢捆绑在一起，美国已经无法同中国“脱钩”，这就给中国扭抱美国并同美国死打烂缠、始终纠缠一起提供了条件；一些人还对全球性共同问题信心满满，认定解决人类诸多共同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疫情传染病之类，美国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中国，都需要中国的配合与支持；还有一些人更对“全球化”充满无限的憧憬，认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下，各国之间的联系只能越来越密切，霸权对中国的孤立、遏制与打压举措将在这一大潮面前被冲击的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正是基于上述这些指望寄托，所以他们对拜登当局所谓“战略竞争”之下该合作时合作，该竞争时竞争，该对抗时对抗的说辞深信不疑，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就是想继续在美国的战略指导下重塑与再造中美关系。

　　我们说，上述种种寄托与指望皆属虚幻。首先是所谓的“全球化”即将分崩离析、烟消云散，指望起始于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说主导推进的经济全球化能进一步接纳认可中国，根本就是妄想；其次是所谓“全球性共同问题”的重要性意义迫切性远不能同霸权的全球领导地位与统治秩序相提并论，霸权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独霸地位，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一切手段皆可使用，更不用说什么天气变化、恐怖主义、传染病之类了。至于什么中美经贸联系纽带，这个东西在商人眼里可能价值连城，但在战略层面则一文不名，指望这个东能在战略上捆绑美国，无非是捞救命稻草而已。

　　当然，对中美关系的虚幻寄托远不只上述这些，有人甚至更为离奇地提出什么期待美中美两国的中产阶级能修复每况愈下的双边关系、用两国中产阶级重构中美共识，云云。不客气地说，这就未免更是得病乱投医了。

　　第三、妥协退让

　　在霸权“战略竞争”隆隆作响的战鼓声中贯彻实施“不与美国对抗”论，中美关系的实际进程就必然表现为美国紧逼中国退让，不敢越过斗争的红线。坦率地说，这在中美战略斗争的防御阶段倒属于正常现象，面对强大与强势的敌人，中国在战略上必须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不能指望现如今就全面打退敌人的进攻。但问题在于，霸权对我步步紧逼没有止境，为达到遏制打压中国的目的变本加厉而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不能让他们的这个阴谋得逞，就是说，不能让他们达成既定目的；在霸权的紧逼面前妥协退让，如同饮鸩止渴，非死方休。因此我们必须在总体防御当中打好防守反击，做到有所让有所不让，也就是说，面对霸权，一味强硬固然不对的，但一味妥协退让也完全不对，这样做的结果等于是将中美关系的主动权与主导权拱手相让。有句哲学上的话讲得很好，不破不立，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必须敢于“破”、勇于“破”，这样才能有所“立”，才能掌握一定程度的主导权，才能在战略上获取主动，不断有效地改变自己的处境，否则，“不与美国对抗”就难以避免要堕落成“不敢与美国对抗”，就不得不在霸权的进攻面前步步妥协退让，最后难免被敌人逼到墙角、逼进困境之中。

　　因此，中国有关方面提出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事实上，中美关系绝不仅仅是“竞争”那么简单，在“战略竞争”的名义之下，霸权已经打定主意要同中国进行一场胜败搏斗与生死较量，看看今天美俄关系的情景，就知道未来中美关系的大概。如果中国一味消极地奉行“不与美国对抗”政策的话，则只能让美国屠杀中国的工作变得更加顺手顺利。

　　三、抗击霸权，要辩证处理直接对抗与间接对抗的关系

　　中国不能躺平而任由霸权打压宰杀，不能甘当猎物而不当猎手。连非洲草原上的羚羊在面对狮子猎杀的时候都要做相应的反抗，何况是中国这样一个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大国，任何人想拒绝、否定或排除中国人民对霸权的反抗，都一概是徒劳之举。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反抗霸权的伟大斗争必然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个斗争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步骤。因为一切秉持基本理性的人都知道，只要有霸权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要遭受根本性的破坏，全球的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受到严重的挑战与威胁，因此，抗击霸权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也将成为中国历史前进的战略主题。

　　那么，在反对霸权的伟大斗争中，中国究竟该怎样抗击美国呢？

　　第一，直接抗击要坚决有力

　　抗击美国霸权不能排斥或回避同霸权进行直接的对抗，尤其在军事上要有不惜一战、勇于一战的决心，要以准备世界大战的鲜明姿态对霸权形成强有力的战争威慑。

　　现在，有关中美之间是不是必有一战的话题已热议达十年之久，美国的军政高官要员们动辄就叫嚣要对华开战，经常把同中国的战争挂在嘴边，并且公开无误地宣示，他们一直在策划安排这场战争，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在中国国内，有关这一问题的议论更多地落脚于战争打不起来，有人为此列举了一系列的理由根据，什么只要有中美经贸关系存在，战争就打不起来；只要中美两国能够有效管控分歧，战争也打不起来；只要中国拥有足够的核武器，美国就不敢对中国发动战争；只要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还在，中美就不该打不起来，等等，把中美不会发生战争的理由挖空心思地从各个方面、各国领域罗列出来。

　　我们认为，上述所有这些说法都因为一个理由而不能成立，那就是霸权主义者想要打仗。因为战争是他们维护世界霸权最直接、最高效和最管用的工具，任何人只要看看白宫当局的军备预算规模，只要了解一下美军的战备部署，观察一番美军的全球行动，都会坚信“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这条颠扑不灭的战略定律。见诸于中美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则表现为美国武装力量不断发起危险的挑衅，导致两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台海、南海等海域，美国武装力量一直虎视眈眈，摆出了一副随时下手扑向中国的危险架势。霸权集团对中国在军事上跃跃欲试，在战略上不允许中国实现超越，不能容忍自己失去霸权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争能力就成为捍卫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战争能力有多大，相应地，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就有多大，二者密切关联，已经高度地捆绑在一起了。

　　因此，面对中美战争这样一个课题，中国首先要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从精神意志到生命财产要都有承受战争破坏的能力，而不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散霓裳羽衣曲”，更不可“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1年文章《当代中国能否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在此基础上，当代中国还要建设强大的现代武装实力，做到有条件、有把握在中国周边战略的浅近纵深范围内打赢任何一场战争，拥有可信的赢得战争的能力（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7年的文章《战争是检验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有了这样的基础与条件，中国直接抗击霸权的斗争才能做到坚决有力，才能实现战略决心、精神意志与物质技术等几个关键要素的密切整合和有机统一。

　　第二，要善于借力打力，走好间接路线

　　进行反霸斗争，仅仅直接的对冲对撞还不够，还要做好间接路线的大文章，这就是借力打力、扬长避短的战略运作。

　　在扬长避短方面，现如今美国明显的短板发生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战略优势也汇聚在这个地方。在经济上美国有两块突出的短板，一是制造业萎缩空壳化，二是美元货币虚拟化。

　　对于第一个问题，从奥巴马以来的历届白宫当局都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但迄今为止并未见成效，估计短期内也难以改观，这给中国发挥制造业优势乃至谋求高新技术上的军备优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笔者估计，这个窗口期大约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开展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将迫使美国的经济更加畸形。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美国占了上风得了便宜，现如今也能再现再演，时过境迁，如今的美国已经失去了这方面的优势，其制造业畸形的程度，已经堪比当年的苏联（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3年文章《中美如果军备竞赛，谁能撑到最后》），对于新的军备竞赛，如今的霸权也已到了欲进不得、欲罢不可的状态，而在这方面，中国则有着明显的优势，近些年中国新锐和新质武装力量的快速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给美国带来的冲击也空前巨大。展望未来，中国应继续加强这方面的步伐与力度，同时继续做大做强制造业，占领全球现代制造业更多更大的比重，把立足国内的现代产业链打造等更加坚实可靠；

　　对于第二个问题，目前掀起的去美元化浪潮是非常难得的战略契机，中国应该紧紧地抓牢抓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作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中国理应在去美元化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以现如今美国的经济实力而言，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比之于霸权的全球领导地位更加糟糕，而美元的地位无疑又是霸权世界地位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个环节发生崩塌，必将强烈地冲击美国霸权。现在，在去美元化方面，许多国家与地区都很积极，已经干的热火朝天了，这是很好的势头。中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制订全面、系统和长期的战略规划，应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非西方国家的联合，把去美元化当做一个浩大的工程，连续打上多场大规模的经济战役、金融战役，以看不见硝烟的经济战争开启反霸战略斗争的新战线与新战场。

　　在借力打力方面，霸权的敌人与对手众多，白宫当局虽然把中国列为第一对象，但对于大大小小的各种挑战者也不敢放松，更不敢放手，仍然如同五个手指按跳蚤，哪个都不敢疏忽大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立足全球舞台借力打力，善于借用和借助霸权的敌对者来发动挑战发动攻势。

　　中国应该在军事上扶持壮大俄罗斯，这一步已经到了需要坚决迈出去的时候了。此前中俄关系聚焦于战略上背靠背，经济上手拉手，目前看已经很不够。乌克兰战争不管以怎样的结果结束，战后的俄罗斯在军事上都不会变得更强更壮，而只能显得愈发虚弱。这样的状况更加不利于全球战略平衡，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对此中国不应该坐视，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加强两国在战略安全层面的合作，一方面加强中俄两国在武器装备领域的联合，甚至可以考虑直接向俄罗斯出售防御性的武器装备。笔者一直设想，如果中俄军事领域的合作能发展到中国可以自由使用鄂霍茨克及其周边海域的水平，则将极大地改善中国面向太平洋的安全条件，从而使中国获得空前有利的地位。

　　中国还应该在战略上扶持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国家。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即能保障和改善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也能解决中国工业产能明显过剩的问题，还可以让中国在能源原材料来源方面得到相应的支撑，可谓一举数得。在这方面，不能顾忌美国的脸色与态度，更千万不能受一些公知们的所谓“白眼狼”理论所蛊惑，不能听从他们有关这些国家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恶毒刮噪，曾几何时，他们还大声疾呼，朝鲜核爆炸使中国遭遇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巨大危险。现在看来，这些伎俩与把戏的居心是多么地叵测，又是多么地恶毒。事实上，这些国家战略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对中国是强有力的战略支援。

　　中国还要加大对东南亚、中亚等地区事务介入的力度 。这其中有些国家战略上的向背至关重要，比如东南亚的越南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而有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则直接关乎中国十分重要的安全利益，比如缅甸、蒙古等，对此，中国都应该主动发挥自己的影响，实施积极介入的政策，而不能搞对外关门主义，中国在经济要对外开放，在安全关系与军事联系上也要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也要放开手脚、大胆探索。

　　至于那些对中国深怀敌意、经常挑梁的小丑，比如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中国既要有光明正大实施反制反击的一手，也不能缺少暗中策划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一手，比如澳大利亚，这个袋鼠国家也有相当明显的战略性软肋，中国完全可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三，要打造坚强的全球和平统一战线

　　实施间接路线战略，一个曾经著名的描述是，通向巴黎的道路，必先通过北京。现如今也是这样，通往华盛顿的道路，首先要经过遥远的巴西或者比勒陀利亚。中国应该借鉴当年推动世界革命实施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战略经验，把反霸斗争当做一场新的战略革命来对待，在政治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造全球和平统一战线，以孤立、打击和瓦解全球资本主义阵线。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新扩张已经发展到了尾声，曾经喧嚣一时的“普世大潮”也在留下一片狼藉之后消退了，西方集团的核心地带很可能将因为乌克兰战争而迎来新一轮的大动荡、大改组，要经历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混乱，这种状况给中国构造、组织和领导全球和平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的机遇与空间。世界就是这么大，要么是我们去争取，要么就是资本主义去占领。现在，如果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有什么新的战略机遇的话，这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

　　概括地说，把上述反霸斗争中的直接抗击路线法与间接抗击路线有机结合，使二者交替为用，将演绎出有声有色、十分精彩的战略大戏，也将使中国在“战略竞争”中获得广大的活动空间，获得充分的主导权与主动权。

　　最后，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反霸斗争的全部过程中，中国应时刻准备以自卫战争粉碎霸权的侵略干涉，这一点，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全中国，告知给全世界。通过这样的战略主动，塑造当代中国可信的战略威慑能力，打造强大的战争能力，从而粉碎和打垮霸权集团一切遏制中国扳倒中国的战略图谋。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