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居民薛宝松：读《方方日记》我的一点看法
我是一介平民，比方方愚长几岁，常居武汉五十年，一生只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默默无闻。一个小老百姓想关心国家大事，也只是每天看看新闻报道，浏览一下网络博客，关心一下自己想关心的事。
方方是何许人也，开始我不知道，并不关注。武汉疫情开始，宰在家，百无聊赖，一次偶然的浏览，看到了方方日记，女作家的笔触，以个人的视角记录下武汉疫情的情况。由于公开场合，信息不多，看到方方日记，水平平平，也没有留心。直到常州小学同学江燕朵在网上询问于我，才关心看看，得知方方是湖北作协前主席，正厅级干部，武大中文系毕业和国家一级作家，曾写过几本书。直到前一段时间，方方日记闹得沸沸扬扬，才留意关心，认真地阅读了几篇，看不出文字上有几十年功力，一般平铺直叙，也没有什么悬念。直到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支持、批评之声响起，加上网上有人推波助澜，议论纷纷，才博取了我和读者的眼球。
事实上疫情是社会突发事件，谁来构建和写作，对于我们老百姓无所谓，我们只不过看看而已。我知道按日记事，对每日所遇所发生的事件，及由此引发的感想领悟，逐一记录，就叫日记。日记原本是一种私人载体记录，如果你是孤芳自赏，在私人领域你想怎么写，怎么样发泄内心感受，如何宣泄情感都可以，外人无权干涉;如果你在博客上网络发表也可以，仍没有超出自我欣赏的范围。但今天在国外出版，情况迥然不同，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责任的写照。你就必须审视你的作品是不是实事求是，不能哗众取宠，不能“添枝加叶”，也不能“无中生有”，更不能“生编硬造”造谣。应该以尊重事物的原貌为原则，纪实的、无技巧的。日记写作必须建立在真实观察基础之上，形成比较全面且真实的形象。
看了方方发表的日记，总的感觉和文字的表达与其个人经历了文革的阵痛和对新异事物的眩迷，身心躁动，缺乏赖以托身的精神信仰，其产生了一种孤独感和虚无感，渲泄人物悲苦哀怨的情绪引起伤感和悲悯，存在陷入了一种被孤独异化与操纵而无法摆脱的焦灼状态。作者笔下的形象和参照物是武汉疫情的实体，投射的想象物是武汉政府、医院、社区、百姓、医务工作者等群体形象，它必然反映民族的精神、思想、心态的状态。它是有情感的，是心理诸多因素的具体反映，细微而复杂。但方方的写作并没有建立在真实观察基础之上，形成比较全面且真实的形象，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偏概全，什么社会的不公、腐败、滥用职权、系统性政治问题阻碍了对防止疫情的及时反映，隐约地流露出一种民间与官方的对立情绪，好像此次灾难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为的，是“人祸”。而方方日记里散布着悲哀、伤感、苍凉的情绪，日记中有些内容仅是道中途说，不真实，失于严谨。许多是是非非的东西，源头虽然不是她，这种流溢出一种低徊凭吊的味道是不健康的，更让人无法理解。方方看不到奋斗在一线的医生、护士，而是技巧地写道：“满地无主的手机。”其想象的空间如此之大，方方必然陷于两难的境地。你的描写对体制的鞭挞似乎恨之入骨，而其中的愤慨失去理性，批判没有留有余地，揭露好像已经一团漆黑，有些事实牵强，这些文本不可能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借鉴与参照，却成为小说家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