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不是“读书无用”，而是“阶层固化”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半月谈”出了篇文章，驳斥所谓的“读书无用论”：

　　文章开头称：

　　从边远山区初中生辍学现象到一线城市大学生就业难，各种“读书无用论”的翻版论调不断出现：“七万硕士送外卖”的假新闻赚足了流量，自嘲为“985废物”和“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在城市选择“就地躺平”的“蹲族”生活引发一片共鸣；优秀学子从“985”到“996”的人生轨迹充满幻灭感，等等。

　　文章作者紧接着说，

　　这一切看似是在质疑读书的意义，实则是人们在表达对就业、生活、乃至未来的焦虑。

　　看来作者完全知道，无论是“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的自嘲，还是“就地躺平”的“蹲族”共鸣，其实都不是在感慨“读书无用”，而是人们对生存和未来的焦虑；然而，这篇文章后面却用了一整篇内容来反驳“读书无用”，果然是“装糊涂”的高手。

　　“七万硕士送外卖”刷屏的时候，某上市教育培训机构和一众媒体急匆匆地出来“辟谣”，自媒体根据美团研究院自己的调查问卷和700万外卖员的数字，得出“七万硕士送外卖”的说法，这固然不严谨，但将此说法完全斥之为“谣言”也是站不住脚的。

　　本科生的就业压力问题已经是最近十几年来持续存在的事实，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研究生扩招，延缓压力；然而，2019年，社科院的调研报告《2019年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影响因素》显示，“35.5%的被调查研究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60.1%的被调查研究生有焦虑问题”，学业压力之外，造成抑郁和焦虑的最大因素就是对就业问题的担忧。

　　前一段时间，名校博士到深圳任中小学老师的现象引起了热议。清北博士可以去当小学老师，普通学校的硕士为什么就不可能去送外卖呢？

　　这算不算是“浪费人才”或曰“学术上的浪费”？当然算！培养一个博士生，不仅意味着父母要付出二十余年的血汗，也意味着全社会要付出相当多的教育资源，最后二十多年所学的知识却绝大部分没什么用，这不是浪费又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仅仅是作为一个营利的产业得以运行下去——而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为了牟利不就是在永不停息地制造着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吗？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历就没有用了。恰恰相反，在高校扩招到研究生扩招，高等教育越来越“水”的大背景下，“含金量”高的学历反而更加重要了。很多大企业招聘，首先看重的不是你是什么硕士、博士，而是更加看重“第一学历”，即本科是不是985学校，有时连211都不好使。

　　由此可以想见，当985的青年都开始自嘲“985废物”的时候，“内卷”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老百姓接受的宣传就是充满社会达尔文色彩的“知识改变命运”——通过上大学可以实现个体的阶层升迁，过上体面的中产生活。

　　80年代，大学生毕业生甚至是中专毕业生还能赶上计划经济的末班车，由国家统包分配；而基础教育资源得益于毛时代向农村的大力倾斜，相对还是平均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了顶点，自1990年代起不断下滑。80年代初，高校农村生源占到了80%；即便是北大这样的顶级院校，农村学生也占到三成以上。

　　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以及贫富分化的加剧，这样的局面迅速地发生了变化。

　　90年代市场机制完全确立以后，不仅老国企工人失掉了“铁饭碗”，大学生也不再是一毕业就捧着“铁饭碗”，而是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雇佣劳动者”的一员。

　　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一方面催动了教育产业的飞速发展，大量资本涌入；另一方面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内部的激烈竞争和严峻的就业压力，使得文凭、学历不断“贬值”。

　　而在市场机制下，生产资料的私有占有必然地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不断加剧，去产能、去工业化的趋势在2007年前后就已经出现，我们查询之前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2007年以后的每年毕业季，“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这样的新闻标题都会出现。

　　与之同时，过剩的资本大量涌入房地产、金融等投机领域，催生起了高房价、高物价，诞生了“蚁族”——这个形容大学毕业生生存状态的词汇。

　　那些高学历的优秀毕业生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即便是“穷尽三代购买力”在大城市支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仍然时时要为不低的月供发愁；为了不是下一代落后在起跑线，他们还要不断地给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充值”……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不得不珍惜自己的“饭碗”，忍受着老板的颐指气使，日复一日地重复着996、007的生活。所谓的“阶层升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这才是“985废物”、“小镇做题家”式自嘲的由来。

　　不过即便如此，在全社会雇佣劳动者群体中，收入水平与学历仍然是正相关的。

　　本文一开始就说了，今天学历依然重要，甚至随着生产条件的进步和生产工具的变化，显得更加重要。

　　然而，贫富分化导致的教育资源的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阶层分化。

　　先富家庭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培养自己的子弟，以保证“致富能力”的代际传播，具体表现就是“学区房”、“贵族学校”以及火爆的教育培训产业。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的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平均，由此造成的现象就是贫困家庭及农村地区子弟的升学变得越来越艰难，北京大学最近几年的生源中农村学生只占一成左右，这还包括农村地区的城镇家庭子弟。

　　半月谈的文章为了反驳子虚乌有的“读书无用论”，举出了张桂梅谈“读书、受教育对农村女孩的意义”的例子。笔者只想问一下，难道农村男孩就不需要张桂梅这样的热衷教育的人民教师吗？显然不是！

　　以华坪女子中学所在的云南省为例，2018年本专科生录取比例，女生占到了71.17%，这样的现象在全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以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为例，贵州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贵州省小学、初中在校女生比例为46.65%，这与贵州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相当（贵州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15-120<以女孩为100>，2012年更是攀升至133），而普通高中的女生比例则为51.82%，职业学校为52.7%，高校为57.3%（这在全国还只是中等平均水平）。

　　造成农村地区男生中学辍学率明显偏高的根本原因，还是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匮乏。一方面，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升学无望”的大背景下，从人身安全和体力的角度讲，未成年男性辍学并过早参加工作的“优势”更大；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匮乏客观上农村地区教育管理的松散，加之农村地区壮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了大批缺乏家庭陪伴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性格上更加叛逆的男生显然也更容易中途辍学。

　　所以，造成“边远山区初中生辍学现象”的根本不是什么来自“读书无用论”的舆论传播，而是来自教育成本急剧增加、“升学无望”的现实问题。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高学历的教育，半月谈文章抛出的“读书无用论”本身就是一个虚假命题。

　　为了反驳这个虚假命题，半月谈的文章用了一整篇的内容，来讲读书有什么用，批判用“有用无用”的实用主义贬低读书的意义：

　　概括起来，就是读书可以“修炼自己”、陶冶心性，培养“自尊、自信和直面挫折、不懈奋斗的勇气”。陶冶心性干什么？当然是做一个乐观、自信的“打工人”，这不啻为一篇汤味十足的鸡汤文。

　　当然，文章作者也在呼吁企业家们的“施舍”，“提高保障水平”，“消除人们对于读书意义的种种质疑”。在现实面前，这样的呼吁是无力的，就像半月谈老早就呼吁摒弃996，有哪个企业家听了呢？

　　其实，是半月谈的这篇文章首先将“读书”狭隘地定义为“受教育”、接受文理方面的“技术培训”、“取得学历”，这本身就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对于资本而言，通过教育培养合格的“打工人”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对于绝大劳动者而言，通过知识实现个体的阶层升迁，改变个体命运，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但这不意味着“读书无用”了，读书仍然有大用途，这个大用途绝不是通过读书来喝“鸡汤”。

　　青年毛泽东正是通过读书，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农民、工人为什么要受穷；于是，他从读曾国藩，到读梁启超，再到读马克思、列宁，读中国社会这本大书；他所要改变的绝不是他个体的命运，而是整个时代青年整体的命运。

　　读书的确可以改变个体命运，但能做到的永远是少数的幸运儿；读书也可以用来改变整体的命运，个体的命运也就随之而改变了。

　　在“阶层固化”的今天，青年毛泽东的选择是值得所有的青年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