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十年深入福岛灾区32次，我们的记录与坚持
2021年4月12日，在得知日本内阁政府正式作出了“将储存中的超过125万吨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水排入太平洋”的决定后，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第一时间发布了官方声明，从环境科学的角度，解释了“核污入海”将造成哪些潜在环境健康风险及违反了哪些国际海洋公约。
在过去一周【编者注：原文发布于4月21号，过去一周是指4月21号之前的一星期】，我们接收到很多来自公众与媒体的来函询问，外界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污水处理方式、排污与监测标准，还有福岛灾民的后续生活现状等问题表达了强烈的疑虑和关切。
以下对话内容，来自三位绿色和平福岛核事故调查队员，其中有人长期负责能源项目工作、也有人多次奔赴福岛灾区现场，采集过大量核辐射数据、见证了许多背井离乡的福岛灾民故事。
01 Ray：绿色和平东亚分部研究调查部经理 Ray Lei
02 铃木：绿色和平东京办公室气候及能源项目主任铃木一枝 Kazue Suzuki
03 海荣：绿色和平首尔办公室气候及能源项目主任张海荣 Mari Chang
绿色和平福岛核事故快速反应调查团队自2011年3月成立，由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福岛县饭馆村森林边的大量除污垃圾堆砌现场。©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问题1
你在福岛项目扮演什么角色？
铃 木：
我在2011年5月开始全职投身福岛项目。当时日本政府有意开展学校复课，但很多家长依然担心核辐射风险；因此我们开始倡议工作，促请日本政府在“避难指示区域”（evacuation area）以外、辐射读数仍远超安全水平的地区，进一步疏散儿童及孕妇等高危人士。
海 荣：
目前我是首尔办公室核电项目的主管。最初加入绿色和平时，我负责统筹“煤电撤资”项目，因自己对核电项目深有共鸣，后来便兼顾双线工作。
我们很需要与东亚分部各方团队互相交流，才能发挥最大协作效果；与专家紧密合作亦同样重要，确保我们准确传达具有科学基础的真相。这个项目也不只面向公众，我们必须和各国决策者保持对话，而我的职责包括与韩国政府进行沟通对话等倡议工作。
绿色和平是3·11核事故后最快赶赴现场的机构之一，十年来坚持到当地持续检测、调查。我即使加入机构仅3年，已感到非常自豪。由于我们当时迅速报导现场实况，成为最早关注福岛议题的国际环保组织之一，亦使日本政府必须开诚布公。
Ray：
我在团队中的身份是“核辐射防护顾问”（Radiation Protection Adviser），参与更多的是前线调查，主要负责在现场检测辐射水平，以及个人辐射防护措施。2011年福岛核事故爆发后，我在同年8月首次踏足当地；恰巧在2010年11月，我考取了“核辐射环境下安全工作”的相关证书。至今，我曾数次回到福岛，完成前线培训及核辐射检测工作。
十年之间，我见证除污工人忙于在林间与大街小巷清除核污；见证路边无数装满除污垃圾的巨大胶袋堆叠再运走。我目睹一些家庭迫于无奈挥别昔日家园，另觅他乡扎根；也目睹溪涧与河流出现再次污染的迹象，这亦是为何绿色和平提倡持续检测辐射水平，确保受影响居民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回家。
每次身处福岛现场，我的感觉均混杂不安与未知，尤其我们都配备了个人警报器，提示当刻承受的辐射量，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当年参与核辐射安全训练时，我从未想过短短几个月就要置身高危“战场”，持续暴露于无色无味且看不见的核污环境；不过，我们尚且有个人防护装备及辐射检测仪傍身，但同时，有更多仅得有限防护装备的居民，无时不刻不在承受污染，努力生活。
福岛县浪江町仍有地方至今属于“归还困难区域”，绿色和平的调查团队得到当地居民邀请，才能进入限制区域进行辐射检测。©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问题2
福岛核污水与一般核电厂核废水有何不同？
Ray：
首先，2011年3月11日，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是最高等级的核泄漏事故，核事故善后处理与核电厂日常运行有天壤之别。
再有，福岛核污水与核电站日常运行产生的废水绝不能同日而语。一般核电厂运行的废水，不会直接与核反应堆堆芯接触。但因最高等级核事故而产生的福岛废水，所含的放射性物质，不仅种类更多，而且放射性更高，如不经过恰当完全处理，就是高浓度的核污染水。一旦排放到太平洋，将会对人体健康和海洋生态带来严重威胁。
必须说明的是，任何核电厂的运行都会产生长期遗留的放射性废料，作为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自1971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全球致力于推动更多清洁、安全、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根据日本政府最新的报告，现存福岛核污水内放射性氚的辐射总量高达860兆贝克勒（TBq），除放射性氚以外，也包含几十种不同的放射性物质。绿色和平根据调查所得，针对以下几种福岛核污水中含有的有害元素作出分析：
锶90 ( Strontium-90)
福岛核污水内含有锶90，而一般核废水中几乎不会出现。
锶90是一种高风险的放射性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容易积聚在人的骨骼中。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文件显示，经处理过的65,000吨福岛核废水中，仍发现超出排放标准逾100倍的锶90（部分更高达20,000倍），而根据2017年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 ）》上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接触锶90可导致DNA双链断裂。由于其在水中的高溶解度和长半衰期（29年），这种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能够长期存在，并逐渐进入食物链，从而进入人体，危及我们的健康。
碳14 （Carbon-14）
福岛核污水内含有半衰期超过千年的碳14。
碳14的半衰期长达5,730年，它能融入到蛋白质，核酸，特别是DNA等细胞组成当中，由此造成的DNA损伤可能导致细胞死亡或潜在的遗传突变。
其它放射性物质——铯137（Cesium-137）、碘129（Iodine-129）和钴60（Cobalt-60）
其它存在于福岛核污水内的放射性物质包括：铯137、碘129和钴60等。我们摄入这些放射性同位素的主要途径，就是进食受到污染的海洋食品。这些物质会在海洋食物链中长期积累，可严重损害生物组织细胞、或存留长达千年以上，并且相关污染亦可能通过食物链回到陆地上的人类社区，为人类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
绿色和平调查团队每年都会重返福岛县检测核辐射水平，确保核事故善后工作以守护民众安全为先。© Shaun Burnie / Greenpeace
问题3
经过ALPS技术处理过的福岛核污水，是否能够达到相关的国际排放标准？
Ray：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然而它也是一个伪问题。日本政府所描述的“达标”“符合环保要求”的核废水，事实上在国际并无相关排放标准。因为福岛核事故是在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人类遭遇过的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也是前所未有的。日本说是“合格”的废水，是按照日本自行订立的排放标准。
另一个关键问题，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经过ALPS技术处理后的核废水将不会残留（除放射性氚以外的）放射性污染物，只会将“处理过后”含放射性氚的废水排入海洋。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因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核废水已超过125万公吨，而其中77.8万公吨尚未经过ALPS第二阶段的废水处理，也没有明确的进程时间表保证ALPS第二阶段的废水处理能够顺利进行——截至2021年4月份，东京电力公司只对2千公吨的核废水进行了第二阶段处理，仅仅是未来数年需要处理的核废水总量的0.25 %！
此外，每个储存罐里面的放射性物质也不同，日本政府现时就急于下结论说，ALPS技术能将锶90和碘129等有害放射物浓度，在第二阶段处理后降低到预期规定限值之下，实在是言之尚早。
第二阶段处理能否在数年内全部完成，仍是未知之数；再者，即使进行了ALPS第二阶段处理，日本政府亦必须通过独立第三方机构对所有被处理过的核废水进行测试核实，并且披露相关信息，才能下结论研判，ALPS的废水处理是否成功。
但无论如何，ALPS技术都无法处理放射性氚及碳14。
绿色和平日本办公室2021年3月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现行报废方案存在重大问题，日本政府计划为期30年至40年的报废进程将难以达成，亦难以修复成安全绿地。大量熔融损毁堆芯的残骸及受污染的废水仍在被临时储存，对环境存在安全隐患。© Greenpeace
问题4
除了排水入海，核废水还有哪些处理方式？
铃 木：
2013至2016年，日本政府对处理核污水的方法进行了技术评估。其考虑了五种选择：
方案1——地圈注入，无预先处理/后稀释/后分离；
方案2——近海排放，后稀释/后分离；
方案3——蒸汽排放，无预先处理/后稀释/后分离；
方案4——氢气排放，无预先处理/后分离；
方案5——地下掩埋，无预先处理。
每一种方法都会造成环境污染。
方案1和方案5意味着在土地上对污水进行处置，鉴于日本未能在任何地方获得对核废料进行地下处置的批准，因此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且日本是一个地震高度活跃的国家，在地下处置核废料将有重大风险，同时成本也高昂——基于这些原因，亦不获政府批准。
方案4是实验性的，需要多年的评估，费用同样高昂——同样被政府排除。
方案2和方案3在2020年被特别工作组推荐——但由于涉及大量的水，方案3蒸汽释放从来未作为可行方案被认真考虑。专家委员会的结论是：“向海洋中排放废水将花费34亿日元（3000万美元），需要7年零4个月才能完成”。其由此得出结论，即排放废水入海是五种方法中“最节省成本、最快捷的方法”。
由于上述方案有的具有重大风险或很多不确定性，即每种方案都无法保证不向环境中释放放射性物质。因此，绿色和平建议，将核污水长期储存在坚固的储罐中，并应用包括除氚在内的最佳可行技术（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BAT），是目前最为负责任与对环境有利的选择。福岛第一核电厂场址仍有储存空间，而且在核电厂周围选择一些区域也有场所增加储存设施。
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核废水处理对策专家委员会（Wastewater Treatment Countermeasures Expert Subcommittee）2020年2月的报告分析表明，该委员会认可2022年之后，在第一核电厂内部和外部进行额外的核污水储存是可能的，但最终仍排除了这一方式，原因是其需要“大量的协调与时间”。
绿色和平调查团队自2018年在福岛地区引入无人机技术进行作业，帮助检测不同高度地区的辐射水平。©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问题5
你对福岛调查项目的最深刻回忆是什么？
海 荣：
我想分享一件事。2019年，我在福岛工作接近一个月，参与个人首次核辐射调查。虽然知悉潜在风险，但我深深觉得未尝亲历其境的话，推动福岛项目实在有欠说服力。到了行程最后一天，我在东京等候因台风“海贝思”（Hagibis）延误的航班回家，那天早上，在机场突然我就眼泪决堤，想起所有因核事故彻底改变生命轨迹的福岛民众，一直哭了几小时——那个早晨，我永志难忘。
2019年10月，绿色和平团队检测期间，正值强烈台风“海贝思”及“博罗依”吹袭日本。在官方解除疏散令的福岛饭馆村范围，团队发现，该处辐射水平比起过去5年有重大变化，这是由于泥土中的放射性物质移动以及大雨所造成。其中，在浪江町高濑川河段的调查位置，政府声称可安全居住，但团队一度录得99%的测量点均超过日本政府标准，是2011年福岛核事故前的20倍；在浪江町靠近以前学校及幼儿园地区的年均辐射剂量水平，超出国际建议的公众辐射曝露剂量限值10-33倍。
Ray：
当我第一次前往福岛之时，有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位团队成员一起参与，整个行动的规划效率令我记忆深刻，也反映了绿色和平各地办公室如何发挥跨地域合作优势，以及同事间有多么心系福岛居民与周边地区的环境安全。我亦很感谢同事铃木和同事海荣于2019年携手完成对上一次调查工作，并与媒体一起完成了触动人心的影片，记录福岛此刻与核污染并存的众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