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生育诉求困境

　　前段时间电视剧《小舍得》热播，这部剧聚焦当下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家庭对小学期间的孩子的教育投入和焦虑，契合这两年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关于“鸡娃”（指给孩子拼命打鸡血投资教育）的话题讨论，引发了不少讨论和情绪共鸣。

　　这两年“鸡娃”已成为各互联网平台上的一个主流公共话题之一，典型代表是以母婴和美妆等垂直内容异军突起的APP小红书，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城市中产“鸡娃”比拼高地，在小红书上，八个月会走路张嘴说话，一岁多点能背英语单词和古诗已经是标配，如果你的孩子两岁了还没有英文流利出口成章，那说明你对孩子的早教就已经失败了。

　　城市中产阶级主导的话语体系和议题塑造在越来越多的占领互联网平台的公共空间，并对其他社会阶层进行强制性的观点和议题输出，除生育和教育，还有房产，投资，旅游，消费品，移民话题等等。

　　最近随着七普数据即将公布，在网络上引发的关于生育问题的讨论中，城市中产话语也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讨论的方向。

　　中产与生育话题

　　关于生育和教育的议题本来就是人类社会古老的公共议题。在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一书中，内容甚少关乎制度和政治哲学，却往往大笔墨着眼于家庭和教育，事实上最初级的政治话题无非就是关乎城邦内部一系列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安排。从人类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最早的部落政治核心是从食物生产和生育再生产出发，诞生的食物分配制度与性行为管制。

　　和真正的底层困扰在结婚买房生育高成本这种眼前的问题上不同，城市中产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主要在恐惧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抚养代际断层，社会服务劳力短缺，社保恐慌和养老焦虑，同时往往又希望生育率下降能够迫使社会更多的给出倾向自己的公共开支和分配体系；

　　另一方面，城市中产阶层虽然希望社会服务劳力充足，但没多少人希望有更多的出生人口跟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和就业竞争，所以其实对人口问题是纠结的，总之不管怎么说还是会铆足劲加入教育军备竞赛。

　　作为经济意味的中产阶级概念很早就已产生，且这个概念的含金量是不断下降的，这也是当代社会中间阶层不断扩大造成的。如我们之前文章《阶级再生产越来越难，当代中产的狂热与焦虑 》提到的那样：

　　鲁滨逊漂流记描绘的19世纪中产阶级画像，不仅在本地有产业，家里几个儿子，有在本地议会当议员参与立法，有当律师，自家还有钱合伙运营一条三桅货船和港口货栈，还能投资美洲种植园产业。

　　相比而言，当代中产集中由房产护城河稳固地位老市民阶级、世纪初进入都市的租金食利阶级、靠房产巩固资产的低端制造业老板、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技术阶级等组成，这些人比起上面描述的中产阶级实在是脆弱到不行，随时处于社会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阶级下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