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生育诉求困境
前段时间电视剧《小舍得》热播，这部剧聚焦当下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家庭对小学期间的孩子的教育投入和焦虑，契合这两年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关于“鸡娃”（指给孩子拼命打鸡血投资教育）的话题讨论，引发了不少讨论和情绪共鸣。
这两年“鸡娃”已成为各互联网平台上的一个主流公共话题之一，典型代表是以母婴和美妆等垂直内容异军突起的APP小红书，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城市中产“鸡娃”比拼高地，在小红书上，八个月会走路张嘴说话，一岁多点能背英语单词和古诗已经是标配，如果你的孩子两岁了还没有英文流利出口成章，那说明你对孩子的早教就已经失败了。
城市中产阶级主导的话语体系和议题塑造在越来越多的占领互联网平台的公共空间，并对其他社会阶层进行强制性的观点和议题输出，除生育和教育，还有房产，投资，旅游，消费品，移民话题等等。
最近随着七普数据即将公布，在网络上引发的关于生育问题的讨论中，城市中产话语也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讨论的方向。
中产与生育话题
关于生育和教育的议题本来就是人类社会古老的公共议题。在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一书中，内容甚少关乎制度和政治哲学，却往往大笔墨着眼于家庭和教育，事实上最初级的政治话题无非就是关乎城邦内部一系列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安排。从人类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最早的部落政治核心是从食物生产和生育再生产出发，诞生的食物分配制度与性行为管制。
和真正的底层困扰在结婚买房生育高成本这种眼前的问题上不同，城市中产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主要在恐惧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抚养代际断层，社会服务劳力短缺，社保恐慌和养老焦虑，同时往往又希望生育率下降能够迫使社会更多的给出倾向自己的公共开支和分配体系；
另一方面，城市中产阶层虽然希望社会服务劳力充足，但没多少人希望有更多的出生人口跟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和就业竞争，所以其实对人口问题是纠结的，总之不管怎么说还是会铆足劲加入教育军备竞赛。
作为经济意味的中产阶级概念很早就已产生，且这个概念的含金量是不断下降的，这也是当代社会中间阶层不断扩大造成的。如我们之前文章《阶级再生产越来越难，当代中产的狂热与焦虑 》提到的那样：
鲁滨逊漂流记描绘的19世纪中产阶级画像，不仅在本地有产业，家里几个儿子，有在本地议会当议员参与立法，有当律师，自家还有钱合伙运营一条三桅货船和港口货栈，还能投资美洲种植园产业。
相比而言，当代中产集中由房产护城河稳固地位老市民阶级、世纪初进入都市的租金食利阶级、靠房产巩固资产的低端制造业老板、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技术阶级等组成，这些人比起上面描述的中产阶级实在是脆弱到不行，随时处于社会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阶级下滑中。
作为政治意味的中产阶级概念在最近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弗朗西斯.中二.福山，他的两篇文章《中产阶级的革命》和《全球新兴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分析以巴西，土耳其，中东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中产阶级通过街头行动网络以及新媒体聚合产生公共议题和选票影响力，形成对传统议会政治的强烈冲击，这使得选区议员或者高级官员不得不更多考虑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构成一个“对话”机制。
（由于我国社会学九十年代转向，尤其是引入马克斯韦伯的概念进行研究之后，阶级和阶层两个概念的使用已经区分开来，“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探讨的更多是阶层，但出于文化惯性，我们仍然使用“中产阶级”的称呼。）
福山在分析中还预测了中国中产群体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极大影响和冲击。我国一些学者，比如自由派学者任剑涛也认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群体，正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品性让他们足以成为社会的稳压器，同时其劳动分工和资产配置状况偏向于保守的稳态阶层结构。而中产阶级主导的所谓呼吁政治(politics of voices)，看起来是一种激进和破坏性的社会行动，实际上本质还是一种希求获得建制层面回应的保守性行为。
中产话语困境
与任剑涛这类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如韩志明则认为中产阶级不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认为中产阶级的公共议题表达实际是一种组织化的“闹大”逻辑。当然“按闹分配”哪个阶层都有，但在全民互联网时代，声量最大的中产群体的发声与媒介传播的共融使得很多问题本身衍生成为公共议题，中产群体成为最大的公共议题制造源，这使得公共话语脱离于传统秩序和行政协商机制之外。而且这种声量和我国的社会真实状况是错配的，我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解决底层分配问题。
其次，“闹”本身是一种寻求回应和分配诉求的消极对话机制。这使得必须依赖于秩序才能够存续的中产阶级，行动的方式却是在秩序失范的边缘游走。
而生育率问题本身也是一种消极对话模式，在这种想象的对话中，分配者由于中产阶级低生育意愿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必然会考虑和中产阶级的联合体寻求协商，这样似乎就可以考虑通过财税手段来扩大对生育的公共投入，生育籍账管理的重配，以及公共品的再分配。
这种对话想象中往往就包括了中产阶级不同层次的诉求，包含未上车的希望控制作为公共品分配节点的房产价格，上车的希望房产捆绑的教育（学区）和其他公共品能够稳定且优质；选择生育者希望能有鼓励补贴，单身生育者希望获得便利的行政承认，不选择生育的要求整个公共管理结构和传统男权家庭结构解绑，等等。
最近有关生育问题的舆情现象看似体现了福山期望的那种影响，成为了我国中产阶级在公共议题中对分配者“喊话”的一个切入点，宣传部门关于生育话题的一些舆论引导动作汇总在一起也符合关于公共政策安排和舆情治理的“冲击-回应”模型。
然而实际上在福山那两篇文章预测后的这些年，我国政府治理和政策倾斜的重心更多的还是以扶贫和扫黑这类政策为代表的，针对在互联网时代看起来没多少话语权的群体，对城市中产阶级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倾向。
最近最新的“十四五”经济规划案，依然体现了这种趋向，更多着眼于应对老龄化社会和新的人口趋势惯性，来布置关于放开生育、农村妇女权益的保障以及养老政策/养老产业方面的东西，以及劳动力结构变革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明显回应中产阶级的诉求。
应对人口结构转型
以生育率的变化也许彰显了人口结构变化带动经济结构转型的临界点到来。低生育率带来的是劳动力供给的双重问题，包括增量的未来劳动力供给，和对未来的低预期带来的现期劳动力配置问题。如同央行之前那篇关于人口转型的工作论文的结论一样，长期依赖所谓人口红利发展的劳动力要素配置模式和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到新阶段的。
同时参照发达国家经验，科技和教育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内生经济增长，以及全球供应链更高的分工位置带来的更高产业利润率，其实也不能直接解决人口结构转型带来的问题；同时，依赖于代际模型（抚养比）的养老社保公共开支增加，劳动力结构转型和消费驱动经济带来的社会储蓄率下降，高财政压力带来的投资率下降，这传导了下一期供给侧对要素市场的影响。
其次，理性预期来看，老龄化社会由于消费人口（年轻人口)比例锐减，且同时老龄人口大量开支集中于养老服务，同时也会导致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这使得现阶段相当依赖于内生消费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不适用于人口转型后的下一期。
而未来劳动力供给下降同样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和劳动力配置成本，同时出现结构性的就业市场错配——就业市场存在大量中低端岗位需求，高端就业岗位配给不足，但劳动回报率维持在低位，同时劳动力供给下降，且配置成本维持在高位，又削弱要素市场流动性。
这使得十四五规划案整体着眼的是基于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对于低碳产业和新能源网架（这决定着整个未来工业体系标准的决定权和基础生产资料的转型)、数字新基建、以及关键供应链产业的投入（比如半导体，量子超算，通信产业，等等）等诸多方面，通过新的产业投资抓手和融合要素市场配置的新产业政策，优化配置当前的劳动力结构和劳动率提升，并积极应对下一阶段的劳动力供给下降的经济环境。
同时还有如进一步精益化公共开支体系化和财政拨付，企业年金和养老社保的互相补充，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之间的联系，以及财政手段和社会资本市场配置手段的融合等等必要补充措施。
可能新的投资驱动经济模式，反而会使得依赖于房产资产配置和原有再生产路径的中产阶级存续的秩序基础被削弱，新的社会结构或许会诞生。
当然，本文并不是完全否定中产阶级的诉求，从核心来说，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需要保障所有人的尊严生活和社会发展水平，中产阶级是所有人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如果未来推出更多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当是更普惠的，更能解决大多数普通人生育困难的，而不是以为了能让中产阶级维持再生产为目的。重复一遍沉思录昨天文章的话，让大多数人生活的更好，让劳动者的权益更有保障是社会应当做的事情，这个事情的副产品是让一部分人更有结婚的愿望，愿意生孩子。让大多数人更公平比让中产维持地位更重要。我们应该去做这些事情，但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就逃避忽视问题的本质。
或许我们可以从更总体性和技术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生育选择与否都是一种个体权利，而个体权利的保障本身依赖于公共品的分配和生产。房产食利和公共品分配的松绑或许是一种分配思路，当然这对于已经上车房产的中产阶级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沉没成本问题。而怎么平衡公共品在不同阶层间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加总最大化，这也是未来要探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