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耻是因“敌强我弱”？兼评“与病毒共存论”

　　九一八事变的国耻已经发生整整90年了。

　　笔者偶然间翻到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某研究员在知乎上的一篇文章，给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护，文章声称：东北沦陷“是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情决定的”，开战的代价太大，“倘若1931年中日全面开战，以当时的国力未必能耗得起14年的全面战争”，所以，蒋介石“当时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争取时间进行战争准备是极其必要的”。

　　去年“七七事变”83周年，军报刊登了署名叶刚盛的文章《点燃思想深处的狼烟》，作者在文章中写道：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军队与军队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实力的比拼。……“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以1.9万兵力对垒19万之众的东北军，却仅用两天便占领沈阳，1个星期占领辽宁，3个月占领东三省。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为什么能屡屡得逞？就在于当时的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当时的中国虽是幅员大国，却积贫积弱已久。

　　尽管与上面那篇为蒋介石翻案的文章的出发点不同，但是，将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敌强我弱”，却是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更是存在严重的立场错误。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竟然登堂入室，成为了所谓的“主流观点”，被战略专家们反复炒作。

　　军报文章关于“当时的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当时的中国虽是幅员大国，却积贫积弱已久”的说法，至少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地步，处境十分的艰难，本国的经济基本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要说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即使是一次局部的冲突当时的日本也是无力承担的。

　　军报文章的作者主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环境下，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战结束，欧美列强得以喘息，欧美资本重新抢滩亚洲市场，日本商品价格暴跌、出口量大减，国内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市场变得十分萧条。仅1920到1921年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20%，重工业更是下滑一半多；1929年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蔓延到日本，日本经济更是跌入谷底，工业生产停滞、大批企业破产、外资撤离，国内到处是失业饥饿的流民。

　　正是因为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才铤而走险、扩大侵华战争，希望借战争获取资财，掠夺更多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以缓解本国危机。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史称“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