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天价债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一）结构性风险

　　这一次疫情可以看出来我国跟西方政府的差异：我们是不计一切代价控制疫情，人民的生命安全大于天，大家先忍一忍居家一段时间，让社会尽早恢复正常运转；而欧美各国政府，压根就没有控制疫情的能力和动力，他们暗戳戳地希望病毒能带走一波老年人和穷人，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财政压力，然后以“人有不戴口罩、不打疫苗的自由”这样冠冕堂皇的说法推卸责任，仿佛人民活该死，把自己不作为撇得一干二净。

　　为啥要做这个比较呢？因为从这个施政逻辑也可以在经济政策上看出一二。疫情下世界各政府都在印钞票大水漫灌刺激经济，然而我们国家一直采取非常稳健的货币政策，甚至面对输入性通胀的巨大压力也没有拧松水龙头。为啥呢？因为大水漫灌滋润的是精英阶层，普通民众那里依然“干旱”，资本家们有一万种方法截流住放出来的水，这样普通民众依然没有钱去消费、进而促进生产，最后漫灌出来的水只是推高了有价证券和土地的价格，进而引发通胀，让老百姓更加艰难。疫情一年间，美国最富有的2%人群，资产普遍增殖了20%；而最贫穷的10%人群中，负债率上升了40%。

　　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其中非常明确的指出：“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应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这话已经说的很明显了。我们曾经也搞过“大水漫灌”（四万亿），但是其负面效应——如重复投资、产能过剩、推高土地价格（进而推高房价）——这个副作用我们消化了将近十年。大家可以先读一读我这篇文章《十八大之后，局势已经肉眼可见地好起来了》虽然有些话题没办法写得特别深，但是主要精神可以感受的到：不止是政治层面，精神层面也有了一个新准则。

　　说完了宏观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微观问题。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的《中国经济蓝皮书》，这本书是最权威的经济形势总结。

　　当年蓝皮书的开篇的前言题目是《“去杠杆”要综合施策》

　　而往年蓝皮书的标题，都是习惯性的说一些总论性质的东西，相对来说都是高大全的总结、展望与鼓励：

　　而2017年的蓝皮书，前言的总论部分，只说了一个话题——去杠杆，可见当时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风险有多严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14、15年我们面临最严峻的考验是生产过剩，随着一带一路和房价大涨消化了不少多余产能，而16、17年结构性风险将成为经济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2015年，中国经济用于支付利息的支出为7.6万亿元，而同期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为15.4万亿元，这意味着2015年的社会融资总量中有近一半是用来维持庞氏融资的，经济体中的投机融资和庞氏融资比重越大，杠杆化现象就越严重，就越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也因此领导层会把“去杠杆”问题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