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目标？

　　有人说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而毛泽东说，劳动者管理权是最根本的权力。咱先不以导师的话为前提，先看看生产力是如何形成的。按照教科书说的，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后来有人加上了资本，也就是固化劳动力。劳动对象是占有关系，这种关系是统治阶级以暴力书写的文字规定。劳动对象不单是物质自然形态，还包括了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原始社会解体后，所有社会形态首要明确的秩序和伦理。劳动工具是人类物质劳动和思维意识的结晶，占有的方式与劳动对象含义相同。资本形成是固化劳动，是全社会交换的结果。以什么方式交换，税收多少，个人存留多少，都受社会制约。把生产力解析成物质活动，显然脱离了社会历史，脱离了思维意识传承和意识形态，只有物质传承状态。

　　马克思为了矫正唯心历史观，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基础前提，但并没有否定思维意识对生产的作用。他以现实的个人为典例，分析出人具有物质劳动和思维意识双重本质。原始社会解体正是人的二重本质的发展结果，管理者私有意识的形成，造成的物质劳动与思维意识的分离、根本分工。此后是社会是改变分工的发展，人的异化走向极端。【社会是以血缘和种群为基础，靠共同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意识传承为纽带的人之集合，包括剥削战争掠夺方式的融合。】原始社会解体，人类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统治者与被奴役者。

　　生产力从来不是单纯的物质活动力，与思维意识和社会秩序伦理紧密相关。生产方式的前提是所有制，统治阶级暴力规定的秩序，分配伦理等意识形态。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单独拎出来，讲二者辩证关系，这是机械辩证法，脱离了社会历史，脱离了现实个人与物质劳动传承和思维意识传承的关系。这样的颠来倒去最起码无法解说中国近2000年历史的发展，无法解说中国近代历史，更无法解说新中国72年当代历史。有些教科书，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唯的公式，用机械辩证法颠三倒四，没有交给人们解析社会历史的工具，连中国自己的历史都说不清。

　　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是人对现实的否定之否定：“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995版《马恩选集》第一卷73页）辩证法是具有物质生产交换力和思维能力的人主导的。具体说来就是劳动阶级和具有支配劳动的统治阶级。资本主义中期以前，劳动者只具有物质生产力，不具备改变思维及其产物的能力。主导社会变革的掌握生产资料和产品交换权力的阶级，他们同时生产了相应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思想即社会的统治思想。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社会秩序自然改变，这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及其辩证法的痴心妄想。

　　马克思从来不是这样论述的，而是讲在这样社会状况下，无产阶级同时具有了阶级觉醒意识，才会推翻统治阶级，决定自身的命运。从1843年到1848年，马克思都是讲革命需要两个条件，无产阶级无法忍受物质现实，无产阶级思维意识觉醒。《资本论》一方面讲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以现实教育无产阶级主动意识觉醒。《资本论》是《共产党宣言》的后继篇，以科学的方式解析当时的现实，成为劳动者的教科书。

　　生产力在私有制下，就是资本的滚动速度，只有增值要求，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价值标准。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带着污血。美国GDP包括军火制造和交换的成本与利润，病毒加速演化研究同样如此。生活物质包括必需和审美，后者远离必需，前者也存在个人生存需要和过度占有的界限。消费需求在地广物薄的我国，需要引导和计划。而在资本私有制下市场经济，剔除了价值标准，这是造成自然资源乱采，环境恶化，生活成本飙升，年轻人负担沉重的原因。资本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不考虑劳动者的物质与思维劳动的根本分工，也就没有考虑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劳动者在雇佣者眼中就是两脚的牛马，资本增值的工具，不会有分配的公平，共同富裕的可能。

　　社会主义需要发展经过价值选择的生产力，尤其是我们建国之初，生活需求除了生理需要，其余需要克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都是在资本控制薄弱的地方建立，我国正是这样的地区。生产力落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世界环境，不准许我们采取掠夺其它民族的方式，也不能靠出卖领土和主权的方式，只能采取自力更生，争取外援的道路。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995版《马恩选集》第一卷86页）

　　马克思的生产力观点，以人的物质与思维劳动双重本质为价值标准，与当时的科学结合，是对全人类的关怀和怜悯，绝非是冷冰冰的科学和不可抗力的社会规律。贫穷方式的原始社会不是我们的目标，这样的社会是分工的前夜，人类异化的基础，人类解放的自然镣铐。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这样艰苦奋斗的过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则意味着否定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初始历程。

　　对外国防的需要，我们必须尽快提高科技能力，军工现代化。这样的生产力是必须的。对内要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领袖建国头十年焦急的原因。我们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理论贫乏，受苏联1936年宪法影响，没有看到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下依然存在根本分工问题。执政队伍投机者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变换成官本位和唯上，不尊重农民劳动者物质需求和主观意愿，这些是三年曲折的原因。1960年毛泽东谈话，深刻反思了这些经济问题背后的哲学问题，他提出眼前利益与长久利益的矛盾，发展生产力的价值标准与方式，核心是劳动者参与管理的问题。这些与马克思的哲学契合，深化了人本质分析，切入了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计划是现代经济，现代企业的必须，不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如此。关键看两者的计划是否广泛扩展，代表社会多数人的意志。社会主义计划理论上能代表更广泛的人民意志，但在实践中没有把计划性与管理权让渡结合起来，只有少数人制定的宏观计划，没有扩展到经济细胞-企业和集体中去，没有普遍实现鞍钢宪法，管理与劳动相互转化。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之初与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相似，意识形态斗争没有落实到生产方式。这样的文化革命就成了飘萍。管理队伍不是叛徒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意识主导的，主要在于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壁垒，金字塔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环境。不是光靠思想教育就能截止蜕化，还必须形成制度，计划与管理权让渡给劳动者，社会结构逐渐过渡成扁平型。苏联劳动者如果有了真正的经济参与和政治管理权，红旗不会落地。政治管理权也不是挑选个人，而是从基层互选才会具有代表力，这样的选拔才会有坚强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