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卅七年之第六章“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
长期以来，柳传志操控媒体的宣传，使“倪柳之争”蒙上一层阴影。“倪柳之争”的实质是，作为企业董事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于是，一场“纷争”产生……
一、552.58万美元哪里去啦？
——倪光南发现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
上市后倪光南通过调查发现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的问题，从1994年上半年起即实名（从未匿名）向上级反映。
当年，顾忌到联想以及中国大陆企业的国际形象，为了避免联想及中国大陆企业在香港上市受到负面影响，倪光南拒绝记者采访，没有向社会公众披露“倪柳之争”个中详情。反倒是联想（柳传志）向媒体公开“倪柳之争”的有关“事实”，利用媒体大造声势。
倪光南在被免职后，仍顾全大局，没有向来采访免职内情的北京青年报记者透露一点事实，只是说等到有一天时候合适了再披露详情。于是，倪光南为《北京青年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软件十年后是世界佼佼者吗》（发表于1995年7月5日）。
“所谓‘倪柳之争’一开始就是柳传志制造的掩饰真相的谎言，接下来他就得不停地用一个谎言去遮盖另一个谎言，于是，就产生了一连串的谎言。”一位知情者、律师如是说。
“倪柳之争”的真相与实质是：作为联想集团企业董事、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于是，一场纷争产生。
现在，让我们穿越到20多年前，近距离考察这场海内外瞩目的中国现代科技公案之来龙去脉。
1988年4月，北京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技转公司）与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人）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集团，股本90万港币，中方67％，港方33％。依托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和北京联想在国内的保底市场、技术和商誉等等，并因北京联想在业务合作中对其实行让利，香港联想迅速发展。
1989年3月，香港联想推出联想286微机出口取得成功，此后微机板卡出口量大幅增长。
1992年10月15日，按照1994年1月15日发行的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1992年10月15日北京联想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明增资9890万港元（合1270万美元），港商增资10万港元。这时，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1亿1千万元。
同一天，南明与导远签订合同，借贷给港商552.58万美元，借期两年，年利6%。但该合同没有说明借款用途，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上对此没有记载。
二、香港联想上市是黑箱操作
香港联想上市实际上是柳传志和港商的黑箱操作。
不但北京联想董事会从未为此开过会（当然，在倪光南下台前，这个董事会从未开过会），北京联想总裁室也没有讨论过此事，而且，柳传志显然是故意隐瞒此事。
1993年6月14日总裁室会会议记要表明，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香港联想情况”，而且时间上和那个决定借钱给港商552万美元的财务工作会议只差二星期，但那么大的事却在总裁室会议上只字未提，这只能说是故意隐瞒。何况在总裁室会议上柳传志还特别讨论了在美国做房地产的问题，他提出，“准备从香港拿出一百万美元”，由他的妹妹负责，在美国做房地产。而“关于与香港联想关系”的讨论，不但不提上市，还假惺惺地说要对香港联想，“加强财务监控”。柳传志可以将委托他的妹妹做房地产的事拿出来讨论，但他贷款给港商的事，数目大得多，反而要对大家隐瞒，这本身说明这事不可告人。
——为谁整合？
1997年9月倪光南闻说北京联想要整合到香港联想，就给上级写了“防止国有资产继续流失”的报告，希望在“整合”前纠正因“负债持股”造成的股权分配不合理情况，认为“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
当时香港联想已基本上丧失嬴利能力，股价掉到2角多，吕谭平等虽然靠负债持股得了2亿多股，但如这时套现也赚不了什么钱。而这时，吕谭平等已被证明没有能力领导香港联想，今后也不准备再用他们了，所以这时理应叫他们还债，退还股份，离开联想。
当时，北京联想如日中天，但这主要是杨元庆领导微机部同志作出的贡献，与港商毫无关系。北京联想可以在国内上市，可以买壳在海外上市，也可以借香港联想这个壳上市（即后来的“整合”）。一般买个壳约需1亿元，所以借香港联想这个壳也未始不可，但买壳上市，这个壳是全归自己的，而借香港联想这个壳，不清理好负债持股问题，那么近一半是港商的，这不是明明给港商送礼吗？可惜倪光南这个报告没有效果，这个整合就把北京联想的价值的近一半送给了港商，使他们终于可以通过负债持股真正赚到大钱。柳传志这才叫他们还债，退还股份，离开联想，实在是为他们想得太周到了。
仔细考察香港联想上市和后来北京联想整合到香港联想的过程，不难发现，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港商获利最大化，而根本不考虑北京联想利益的损失。
三、招股书数据对董事保密
——中科院副院长拒签联想上市报告
据倪光南介绍，自己首次接触香港联想的上市文件是1993年10月中旬，“马雪征叫我写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英文简历，这时，她给我1993年10月8日招股书第三版（这一文件上重要的数字都打着***号）。”倪光南还透露，中科院有位副院长当时也享受这一“待遇”，他进而拒绝在联想上市报告上签字，后来，柳传志拿着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的签条找到那位副院长，他才签字。
在香港联想准备上市中，柳传志和港商等经常在香港联想财务总监办公室中议事，也常有人来人往，倪光南知道他们在忙上市，但柳传志从不让倪光南过问。直到10月中旬，马雪征叫他提供作为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英文简历，这时给他看了1993年10月8日招股书第三版，这是倪光南首次接触上市材料。对于首次接触招股书的倪光南来说，确实摸不着头脑，更可气的是重要数据都打上了***号，看了也等于白看。拿了这部“天书”，倪光南回到北京去见曾茂朝，怎么样他也算是联想的一个“上级领导”吧，看看他“审查”的意见如何。没想到曾茂朝对上市一无所知，比倪光南还不如，他说，老倪你是知道的，柳传志什么都不和我说，我还不如你知道得多。看了几天，曾茂朝把招股书又还给了倪光南，说，老倪你是知道的，香港联想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上市前柳传志请曾茂朝到香港审核香港联想的帐目并签字。事后对倪光南抱怨说：柳传志叫我签字，但我什么都不知道！
四、香港联想上市大事记
1988年
4月
北京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技转公司）与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人）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集团，股本90万港币，中方67％，港方33％。依托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和北京联想在国内的保底市场、技术和商誉等等，并因北京联想在业务合作中对其实行让利，香港联想迅速发展。
1989年
3月
香港联想推出联想286微机出口取得成功，此后微机板卡出口量大幅增长。
1992年10月15日
按照1994年1月15日发行的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1992年10月15日北京联想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明增资9890万港元（合1270万美元），港商增资10万港元。这时，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1亿1千万元。
同一天，南明与导远签订合同，借贷给港商552.58万美元，借期二年，年利6%。该合同没有说明借款用途，招股书上对此没有记载。
1993年
4月
14日
中国银行批准给北京联想专项外汇低息贷款3000万美元，用以“进口有关元器件，生产微机板卡出口”，规定必须“专款专用，不能挪作它用”。借款是一年期，以后每年北京联想都还旧贷款又续签新的借款合同。
1993年6月14日
柳传志主持召开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香港联想情况”，但除了说要“加强对香港工作的支持”，“加强财务监控”以外，没有谈及香港联想上市的任何情况。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的其他会议上也都没有讨论过香港联想上市问题。
1993年
6月
28日
柳传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会召开财务工作会议，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借给导远，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这在招股书上没有任何记载。1992年的增资扩股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约11000万元，上市后原三家股东共持股4.848亿股，因此增资时的每股成本价约为0.23港元。
1994-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港商得到2.08亿股，技转公司实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仅得0.15亿股。上市后的股份比例中方从67%变为40%左右。上市发行价1.33元，由于超额认购达405倍，北京联想员工和其他股民买股票的成本价约为2.2元。上市当天股价升至2.2元。
上市后倪光南通过调查发现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的问题，从1994年上半年起即向上级反映。1995年6月30日倪被免职，中科院一个局长宣读中科院调查组“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岐的情况通报”称，“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同志所提的意见，大部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此后倪光南继续向上级领导反映，并一直呼吁及时追回非法给港商的贷款，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1995-
在“国退民进”后，吕谭平等变成与北京联想并起并坐的大股东，香港联想破天荒地连续二年（1995.4-1997.3）出现巨额亏损，合计达二亿五千万港元，1996年公司财务无法周转，靠国家巨额贷款渡过难关，港商未出一分钱支持，未承担任何风险。
由于香港联想的“AST总代理”业务因北京联想销售自有品牌PC而衰落，海外板卡业务因连续二年亏损而大伤元气，香港联想已无从恢复嬴利能力，变成“鸡肋”，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
1997-
1998
由于杨元庆领导联想微机取得了亚洲第一的业绩，再加上当时股市大势有利，北京联想具有极好的上市前景。但柳传志不采用北京联想单独上市，也不买壳上市，而是在港商负债持股的情况下，决定将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倪光南闻讯后向上级反映，希望立即纠正因“负债持股”造成港商侵占大量国有股的情况，认为“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
1997年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后，股价不断上升，2000年3月6日最高价曾升至70港元。由于港方已退出香港联想，可自由买卖股票，离开联想时，港方按每股1.33元抵债，化了0.32亿股，最后净剩1.76亿股（香港联想股票一分四后，相当于7.04亿股），所以这些股票套现后有可能得近百亿元港币。
——中国银行外汇贷款合同
1993年4月14日，中国银行批准给北京联想专项外汇低息贷款3000万美元，用以“进口有关元器件，生产微机板卡出口”，规定必须“专款专用，不能挪作它用”。借款是一年期，以后每年北京联想都还旧贷款又续签新的借款合同。
五、几个有关上市的蹊跷会议
1993年6月14日 柳传志主持召开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香港联想情况”，但除了说要“加强对香港工作的支持”，“加强财务监控”以外，没有谈及香港联想上市的任何情况。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的其他会议上也都没有讨论过香港联想上市问题。
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会召开财务工作会议，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借给导远，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这在招股书上没有任何记载。1992年的增资扩股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约11000万元，上市后原三家股东共持股4.848亿股，因此增资时的每股成本价约为0.23港元。
中国银行给北京联想的贷款文件和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会议记要，记载了贷款用于港商负债持股的做法。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港商得到2.08亿股，技转公司实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仅得0.15亿股。上市后的股份比例中方从67%变为40%左右。上市发行价1.33元，由于超额认购达405倍，北京联想员工和其他股民买股票的成本价约为2.2元。上市当天股价升至2.2元。
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召开总裁室会议，其记要表明香港联想上市对于北京联想来说是暗箱操作：
六、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会议记要
七、倪光南的“历史回顾”
——“1和0”的理论
两人关系好时，柳传志常把倪光南称为“有效数字”是“1”，而其他人员是“后面的0”，倪光南则觉得，这种提法不妥，倪光南在各种场合自己的说法都是强调客观环境给了他的机会。他认为，这个“1和0”的理论如果换一个说法会更适当：把客观环境作为“1”，把自己作为“0”，如果一个人摆好自己的位置，能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好，就可以为“1”在后面增加一个或几个“0”，反之，如果摆不好，就可能只会在“1”的前面加上若干个“0”，变成0.1，0.01，……。这也许是两种观点，即“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分岐。
——关于股权的思考
当我们联想式汉卡研制组带着成果进入计算所公司时，我们没有讲什么条件。我在81-83年在国外工作，很了解西方高技术公司的做法，但那时我们的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计算所公司是全民所有制，因此当时我们科技人员要靠技术占股份是不行的。当然，提成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没有提。当时我认为要提成的话不是把自己当成公司的主人，有点象一种雇用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些创业者都应该是公司的主人，将来公司发达了，我们也都会发达，应该有长远眼光。而且大家都在辛苦工作，不应该比其他同志先富起来，我那种想法基本上符合股份制的思想，也是我国外那段经历的影响，为什么实现不了，有各种原因。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整个组也许受到了影响，我为他们考虑不够。
——除夕诞生的286
89年春节的公司联欢会是很激动人心的，当时我一个人留在香港联想继续调试286主板，柳传志在会上要大家为我的成功遥遥祝福，说我为了联想286不能回家过年了，对我的家属表示慰问，全体公司同志都很感动。当时由于其他同志一时到不了香港，工作条件很差，而调试用的示波器只有100MHz带宽，指标太低，……总之，困难很多，但最后在除夕总算调试成功，没有辜负全公司同志的祝福，乘除夕的最后一班飞机返回了北京。
八、独家披露“倪柳之争”更多真相
——专访中科院计算所有关人士
“柳传志在担任计算所所长期间（包括担任理事会主席）时，人心不稳，大家都不认可他当所长。”接受采访的计算所一位不愿透露身份、有着十数年工作经历的人士边压低声音告诉笔者、边瞧瞧旁边有人注意没有：“当时，曾经有个著名研究员想要离开计算所，但别人劝她，李国杰半年后就要当所长了，你别走。”
——办公司是“旁门左道”
该人士披露，中科院的主流文化崇尚科技研究，而且作为国家队的科技人员掌握了一流技术，因此，他们往往不屑于从事商业之类的经营活动。经商办公司在中科院属于“旁门左道”，而且如果科研人员下海办公司失败，那么往往灰头土脸、没有面子。
因此，中科院的短板就是产业化运作，尤其产业化达到较大规模时，往往难以为继，因为科技人员埋头苦干搞科研的理念与驾驭产业化运作之大船毕竟有所距离。再加中科院内部用人方面习惯“近亲繁殖”（比如老师办公司选学生担纲主角），就难以延揽社会精英助力事业发展。
而柳传志则属于中科院科研“非主流”，尽管参与联想创业时是计算所实习研究员，但他本人对技术“提不起兴趣”，不过对市场运作的能力却超过一般科研人员，这恰恰弥补中科院科研人员不擅产业化运作之短板。
所以，中科院对柳传志简直如获至宝，岂不呵护有加！
有鉴于此，在“倪柳之争”中，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就曾放言，中科院不缺乏倪光南这样的科学家，但却稀罕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因此，虽然柳传志背着联想集团董事会与北京联想办公会议把几百万美元借给港商，但时任中科院领导却为他担着，不认为是违规或违法。尽管，联想董事长（兼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第一时间知道此事后就判定这是“挪用公款”并鼓励倪光南向上级反映。
——曾茂朝其人其事
不过，计算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干部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提到当年的计算所所长、联想首任董事长曾茂朝时，就说他在联想一年到头都是甩手掌柜，什么事都不干，只干一件事：年底盯着联想把给中科院领导分红的钱弄到领导账上去。
因此，计算所退休干部说，在“倪柳之争”中，于公于私，中科院领导都会支持柳传志。
正因为他是中科院的“非主流”，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他就眼光向外，选用“街上的人”——即延揽社会人才，这样既避免了近亲繁殖，又吸引社会精英加盟联想，这是很值得称赞的。
不过，当初柳传志选上杨元庆、郭为时，作为联想董事长的曾茂朝曾私下不屑的对他人撇嘴：“你看，选的什么人？”后来，郭为最后出局（神州数码淡出联想系），剩下杨元庆接掌联想集团。
因为当初参与联想创业的计算所员工并未全部获得联想股份（不仅是倪光南），而作为联想第一大股东的计算所45%股份又被中科院剥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曾茂朝任职联想集团董事长与计算所所长期间。为此，计算所许多员工对曾茂朝齐指怒向，认为他“把计算所出卖给中科院”。人们骂曾茂朝吸血鬼，他家夜里被人打恐吓电话，所以他现在很害怕，躲着不敢见人，一般不敢在马路上走。
后来，上级监察部门曾经调查曾茂朝经济问题，他“当副所长四年，所长八年，没人替他说话。”
一次，联想和计算所退休老员工聚会，分坐两桌，计算所老员工一桌，联想老员工一桌。当过计算所副所长、所长共十二年的曾茂朝，聚会时与当所长时的四位搭档——计算所四位前任副所长隔桌而坐，彼此不打招呼、视同陌路——他坐联想老员工那一桌。
采访中，计算所老员工直斥曾茂朝“人品低劣”！
据了解，在“倪柳之争”中，一开始联想董事长曾茂朝鼓励倪光南向上反映柳传志，并联合签下文件，证明自己和倪光南没有卷入柳传志擅自借款给港商的违规行为。但后来却对倪光南反戈一击，为柳传志提供为证，令倪光南痛心不已！
曾茂朝之所以如此反复无常，全因为他的儿子在他兼任董事长的中科院振中公司驻美国办事处造成亏损四千多万美元（其中包括他儿子自己买车买房挥霍），使国有资产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他的儿子担任振中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一事属于曾茂朝私下安排，未向中科院办公会议汇报。按说依法应该受到刑罚处分，但时任联想总经理兼计算所所长的柳传志帮他度过了难关，所以，一切尽在不言中。
“曾茂朝原来跟倪光南是一个研究室的，竟然能说倪光南离开联想使联想大解放，说这样的话一点良心都没有！最令倪光南气愤的是，调查柳传志在香港的问题的时候，老曾跟他是一起的，最后发现风头不对啦，他马上反戈一击倪光南，最后倪光南被扫地出门。”计算所老员工义愤填膺：“这个事倪光南受打击很大，但他能够挺到现在，我认为很不错。不过，倪光南还是没有人尽其才，本来有科学院这个基础应该做出很大成就的。”
——痛惜联想误入歧途
说起“倪柳之争”，不止一位老员工为倪光南惋惜，认为他的才能被埋没了，如果留在联想，今天的联想一定无比辉煌，哪是华为可比！
一位热心的老员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联想如果当初芯片项目与程控交换机项目坚持下去，今天的联何至于告别PC，那是真正的中国企业老大！”
在他们看来，今天的联想没有走上一条自主创新的高科技发展之路。
当初，对于联想的发展，倪光南曾有两个思路，一个是上程控交换机。（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程控电话。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与总工都希望和计算所（联想）合作，因为程控交换机发展到几十万门甚至更多的时候，更需要计算机软件支持。
“倪光南的第二个思路是搞集成电路芯片”，说到这里老员工感慨不已，“国家到现在也糟糕得要死，芯片项目没有弄成。”
“当时倪光南在东北以及其他几个地方都扶持芯片工厂。如果联想按倪光南的思路发展，今天肯定不是这个局面。哪至于一会弄酒，一会弄房地产、一会弄农产品，已经不成样子了嘛！”
“我国现在每年进口芯片两千多个亿（美元），里根当总统时就告诉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一定要卡死中国与苏联的集成电路生产工艺，所有的设备，一台都不卖给你，到现在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咱们很多关键芯片都被人家卡住，动车的一个核心控制芯片研发成功就高兴得要死。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世界运行速度最快，主要还是用国外的CPU。所以倪光南在这两项问题上有眼光，科学院（计算所）也有能力做，而且很多单位愿意配合。”
“但为什么科学院不支持倪光南搞芯片，因为没钱。中科院不像国防科技大学，有巨大的国防科研经费投入。所以办联想就为解决经费紧张问题。但联想却不愿在研发上投入。”
不过老员工说，“我很佩服柳传志的魄力，他弄得九死一生、脱了一层皮，才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不过说实话，他们今天这么做我觉得很遗憾，特别把倪光南搞下去，下手实在太狠。你把人家赶走就行了吧，股份也不给人家！我问过他的几个副总（我们这几个关系都很好，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出来创业的），你跟我说实话，倪光南跟柳传志到底是私人恩怨呢还是其他原因？为什么对倪光南这么狠？扫地出门还要院里面来宣布！”
“所以，科学院改革大潮中，老倪算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且为什么中科院不帮他说话?中科院科技局局长李智洁居然来宣布“扫地出门”，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科研部门、技术部门应该算是比较净化的地方，最后也弄成这个样子。”
——联想创办人真伪
计算所一位副所长曾对着联想的人拍桌子：“回去告诉柳传志、李勤，不要再说什么20万创办联想，联想从计算所拿去多少钱？才止20万？
那位副所长曾经主管计算所科研项目，手上有贷款审批权，联想经过他手借去不少钱投入运营，可赚钱后也不加以回报——副所长的意思不是回报他个人，而是回报给计算所一点钱用于员工发奖金。
——院长还是政客？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事实上中科院除了经费不足以支持联想外，当时中科院某些领导的心思也没全在工作上。
据获悉，路甬祥来中科院后被周光召压住当了整整三年副院长没法扶正，因为周光召不退休是在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曾经有这么一件事可以让读者小开眼界。
当时，中科院图书馆有个很一般普通职工，不知什么缘故跟胡耀邦家搭上关系，胡耀邦得了一种什么病，曾通过该员工的亲戚帮胡耀邦推荐过一个医生治病，结果疗效显著，为此胡家都很感激他。这个员工在科院图书馆很不起眼，可周光召获悉该员工与胡家的关系后，居然不惜降低身份提着礼品到这个员工家里拜访，意思是让人到胡耀邦跟前帮他说说好话，等着退休后安排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位。
“那你说，这种领导心思是在领导中科院搞科研还是在为自己的位子努力呢？”老员工问道？
而对于路甬祥，中科院的科技人员也颇有异议：“从来没有学机械的人当中科院院长”。据说，路甬祥上任前也曾因“心里发慌、没谱”咨询过北京有关人士，“我要不要去中科院当院长？”。
所以，路甬祥之后也步周光召后尘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而方毅本身就是政界人士出任中科院院长，大家觉得自然而然。
对于卢嘉锡，老员工赞赏有加。当年，有人责怪卢嘉锡没有把中科院管好，卢嘉锡曾说，“我没法管，除非你给我一大笔钱，把不是搞科研的人统统从中科院赶走。”卢嘉锡说，你还把大课题组的位置给我留着，我不当院长还可以搞科研。
“这是不想当政客的院长。”老员工赞赏道。
“国家体制不改不行啊！”。老员工说到，中科院的情况是全国的缩影，整个社会大环境都是这样，急功近利，人人难以幸免。
说到这里，他谈到他的母校：“那时候学生老师一共六千人，现在，看到我们系变成学院。全校四万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各半。美国普林斯顿200多年年来学生规模都是六千多人。师资比例1比6，哈佛是1比7，可我们学校现在一个老师也许得带100个学生，怎么提高质量？学校越搞越豪华。博士生一人一间宿舍，硕士两人一间，本科生四人一间，比北大清华都豪华。所有餐厅与社会上的一样豪华，而且风流破事越来越多。我跟院长（系主任）谈到这种情况，说现在这种体制没办法，生在其中，能抵挡得住这种豪华诱惑的很少，只有北大清华个别老家伙能扛得住。”
“学校下面各个系都是要钱要经费，想办法把位子坐牢，然后上位、升官发财。当然也有少数坚持的人 但多数人要不同流合污，要不放弃不干。”
最后老员工颇为期待的说：“大家现在觉得习近平这样搞不错，看看能不能扭转过来。”
——公司搬家
1993年初香港联想从柴湾新业工业大厦搬到接近市区的德宏大厦。柴湾在香港的最东边，是工业区，房价便宜，香港联想开始成立时钱不多，所以选址在这里。随着公司的发展，钱多些了，也需要改变形象，因此租了铜锣湾附近的德宏大厦。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大家应当高兴，但是过了春节，柳传志、张祖祥、倪光南等来到新搬的公司里，一下子几个人都不高兴了。
原来在春节柳传志等回北京度假期间，吕谭平将新办公室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作了安排，他将柳传志的“董事长办公室”安排在转角上的一间次大的房间，而将他自己的“总经理办公室”安排在与柳传志相邻的一间最大的房间。这样，柳传志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再走进吕谭平的办公室转一圈出来，脸色一下子就沉下来了。柳传志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就把吕谭平叫来，板着脸问他：“为什么我的办公室比你的小？”吕谭平倒是胸有成竹，回答说：“柳总，你这间办公室可是最好的，你看！你的办公室两边都有窗，可以看到海景，View特别好，我的办公室只是一边有窗，大是大些，可是比起你的办公室来差多了”。吕谭平这套话编得很有道理，柳传志想想不错，脸色也就缓和下来，说，那就算了吧。这边柳传志的心情刚好转，那边张祖祥却坐在他的新办公室里生闷气。除了柳传志、吕谭平这二间最大的房间外，第三间位置最好的房间却变成了马雪征的办公室了，张祖祥的办公室在她的下手边，在等级观念极为严格的香港，雇员就是看办公室的位置来认老板大小的。按照香港联想副总经理的排名，当然张祖祥在前。倪光南一看，知道张祖祥从不会为自己争什么东西，所以就去找柳传志说，应该把张祖祥的办公室和马雪征的办公室换过来，不然，香港员工还以为里领导层有了变化了。柳传志同意了，与吕谭平一说，于是张祖祥的办公室和马雪征的办公室对换了。倪光南的办公室在另一头R&D部的边上，再说倪光南虽是董事、总工，但在副总经理的排名上，自从马雪征到了香港联想，她就在倪光南的前面，倪光南也无所谓。所以倪光南的心情一直都很好。
九、柳传志的“成功”之道
1993年10月23日，香港《明报》香港报刊发表柳传志的“成功之道”文章时，特别登载了他妻子的照片，这是有道理的。柳传志妻子龚国兴可谓贤内助，她在北京联想担任OA部总经理，公司的财务软件就是在她领导下开发的。这个部人很少，但作用非常重要。虽然公司也有财务部，但是联想的干部都知道，到需要数字、需要报表的时候，还得找龚老师。1993年的工作会议，因为时间紧，很多大的部门都没有安排时间在大会上汇报、研究，但是柳传志特别为这个十多人的小部安排了整整一个上午汇报，研究。龚国兴讲完话后，会场上所有发言的人都吹捧OA部，说什么OA部成绩巨大，联想的今后发展全靠OA部了等等。
一般一个小私人公司，老板叫他的太太管钱也是常见的，柳传志叫龚国兴管钱也属于这一范畴。不过使人奇怪的是，香港联想管钱的却是港商郑国立，不是北京联想派去的人。最早香港联想的财务部由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人和港商合管，后来，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人离开后，柳传志就再不叫任何人共管了。北京联想的人都在郑国立的管理下做些具体工作。更有奇者，南明是北京联想的全资子公司，北京联想借的中国银行成千万美元的贷款都放到南明公司进行运作，但连这个公司的财务总监都是港商郑国立，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港商被柳传志给以相当于他太太同等的地位呢？即使是联想的开国元勋张祖祥，柳传志也只叫他管理“豆腐帐”。柳传志曾经说过，香港联想中凡是和进出口有关的部门一律由香港人做，而且必须是道地的香港人，大陆移民去的也不行，所以有位沈先生原来做进口，因为是大陆移民去的，柳传志得知后就把他换掉了。也许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柳传志就叫港商郑国立管香港联想、南明等等的财务大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