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国突发动荡：谁是哈萨克斯坦“百年变局”的幕后推手?
【导读】近日，哈萨克斯坦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目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签署总统令，宣布全境进入紧急状态。哈萨克斯坦的位置十分特殊，它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央核心地段，不仅是欧洲文明、中东与中亚文明、东亚文明的交汇之处，也是牵动世界体系发展的地缘枢纽，更是中国的近邻，其动荡变局值得关注。
本文主文部分指出，近代以来，哈萨克斯坦在“欧亚主义”思潮影响下，开启了民族整合与国家建构的百年历程：其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潮流发生在20世纪初，哈萨克民族解放运动主张政教分离与教育普及，推进以历史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思潮；第二波发生在苏维埃时期，哈萨克的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被整合为“社会主义民族”，试图以“苏联公民”取代国族认同，但这一进程坎坷跌宕；第三波是在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民族主义再度汹涌而起，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共同体取代“苏联公民”，成为国家建构的主叙事。
作者认为，自1991年独立之后，哈萨克斯坦在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经济欧亚主义”引导下，进入第三波民族主义潮流，并通过政治、经济等多维度的改革实现快速发展。90年代以来的哈萨克民族主义被赋予“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基调，哈国先后推进《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与《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试图从经济、政治、社会等维度实现哈萨克民族复兴，构建“永恒之国”。这一进程伴随着其境内的民族结构整合，即居于东部的大玉兹与居于中部的中玉兹强强联合，构成了当代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与权力结构的基础。而哈国迁都阿斯塔纳，也透露出构筑大玉兹-中玉兹联盟的现实考虑。
本文延伸阅读部分指出，2019年，哈萨克斯坦实现权力交接，托卡耶夫当选总统。上台后，托卡耶夫推行一系列改革，但受国际贸易环境、能源价格变化特别是全球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其经济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高居不下。地缘政治博弈和经济困境之下，哈国反对派在外国投资、权力结构等议题上开展多轮政治行动，此次哈国动荡，抗议者的社会经济诉求就逐渐掺入了政治诉求。反恐运动之下，哈国实行严格的社会管制措施，但是过高的安全成本反过来限缩了经济发展活力，居民生活水平降低又进一步抬升了安全隐患，以至于陷入发展怪圈之中。
本文主文原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6期，原题为《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延伸阅读文章原载《西伯利亚研究》2021年第4期，原题为《托卡耶夫执政后哈萨克斯坦形势政策述评》。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
▍欧亚主义与哈萨克斯坦的崛起
哈萨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中央核心地段，是欧洲基督教拉丁-西里尔文化圈、中东伊斯兰教阿拉伯-波斯文化圈与东亚中原-汉字文化圈的交汇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哈萨克斯坦作为哈萨克汗国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继承者，其领土由东钦察草原、七河及河中地区组成。从现在的地理角度出发，哈萨克斯坦北起托博尔河，南至锡尔河，西起阿特劳，东至阿勒泰。其中钦察草原西起多瑙河，东至阿勒泰，北起托博尔河，南至咸海与巴尔喀什湖，其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今哈萨克草原与南俄草原，公元11-12世纪中叶，该地区是钦察汗国故地，因此而得名。不仅如此，钦察草原还是金帐汗国的核心所在，而哈萨克汗国则是由统治金帐汗国的成吉思汗家族术赤系后裔所统领。对术赤系后裔而言，先祖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草原帝国是突厥帝国的延续，不仅世代沿袭可汗尊位与其制度，还以回鹘文为基础创立国文，并定都哈拉和林，即原回鹘汗国国都窝鲁朵八里遗址处以东。现代哈萨克斯坦的崛起与欧亚主义思潮紧密相关。
欧亚主义（Eurasianism）是由十月革命后流亡于境外的俄国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政治思想及文化社会运动，其原则上虽承认俄国革命为必然，但始终拒绝接受源自西方的外来文化，坚持奉行俄罗斯所独有的历史发展道路，以此取代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欧亚主义思想浪潮在20世纪30年代蓬勃发展，可却又因俄国各地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开始衰弱，成员相继选择退出，导致思想运动丧失原有的完整性，而所遗留的概念，日后则成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根据，即古典欧亚主义。
根据欧亚主义所独有的“发展空间”（Developmental space）概念，俄国社会是时空的连续体（continuum），是其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受气候、水文、土壤及其他自然条件的影响所带来的结果，其中包括森林和草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居民对此自然条件的依赖。与此同时，“发展空间”也同样影响民众的生活方式、心理、社会组织及国家制度，构建中立环境，接纳所有神祇，容纳各类文化，进而维护俄国宗教社会的完整与稳定。17俄罗斯在地理上之所以被称为“欧亚”（Eurasia），是因为其介于欧洲与亚洲以及东方和西方之间，既不同于欧洲，也与亚洲有所区别。从历史文化视角出发，俄罗斯一方面深受欧洲文明影响，另一方面则同样受亚洲文明熏陶，最终汇聚形成俄罗斯特色的“欧亚文化”。从民族视角出发，俄罗斯民族既不是典型的“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而是相对中性的“欧亚人”。
20世纪60年代末，因受地缘政治局势所迫沉寂已久的欧亚主义运动在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的引领下再次活跃起来，其基础为列夫·古米廖夫（ЛевГумилев）所创的欧亚论。古米廖夫在其著作《古代俄罗斯大草原》《欧亚节奏》和《民族起源与地球生物圈》中阐述道：欧亚大陆是俄罗斯民族之独有精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在此广阔草原长久共生的结果，其独有性创造出特有的欧亚文化与精神认同。古米廖夫的核心思想是激情（passionarity）与人种节奏（ethnic rhythms），并认为：“某一种族或人民常被团结于一个完整的超种族的宽广架构之下，其行为之激情的推演大致在同一地区或地点兴起，进而构成一个超种族且包含各类典型文化的政治结构。生活在此框架下的人民虽未必相同，但在精神、行为举止模式和历史命运方面却极为接近，俄罗斯历史沿此之道与周边民族一同构成了欧亚之大部。”
苏联解体后，新欧亚主义思想呈现出多种派别，彼此分歧较大，尚未形成统一整体：
1.以彼得·萨维茨基（ПетрСавицкий）、格奥尔吉·韦尔纳茨基（ГеоргийВернадский）和特鲁别茨科伊理念基础为代表的大陆帝国民族思想，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指出俄罗斯是广大地理空间的轴心，建立欧亚社会主义帝国是其使命与任务，并认为俄罗斯改革派所主张的自由经济是大西洋主义的产物。
2.与伊朗结盟建立大陆国家的思想，其代表成员认为突厥语民族和俄罗斯人以及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拥有睦邻友好的合作基础，经济和政治利益一致，因此该地区人民和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反对西方的功利主义政策。
3.经济欧亚主义，即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所主张的加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间的经济合作。
“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EconomicUnion）概念最早由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1994年3月28日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讲时提出，他提议将独联体既有合作机制提升至新的高度。时隔一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国签署条约建立关税同盟，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紧随其后加入。2011年11月1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签署协议，计划在2015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新欧亚统一经济空间的建立被视为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全面突破了原苏联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2014年5月29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约，正式成立欧亚经济联盟。
▍欧亚主义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观
现代哈萨克“国家”（State）与“国族”（Nation）概念，起源于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时期由哈萨克近代政治精英所构建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即阿拉什奥尔达（Alash Orda）。而哈萨克民族主义则形成于19世纪末反殖民运动时期的民主革命，成型于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象征意义。
（一）哈萨克“民族国家”概念的提出
19世纪下半叶以失败告终的克涅萨勒复辟运动，彻底改变了哈萨克政治精英的对外态度与观念。前朝遗老和政治新贵明确意识到殖民趋势不可逆转，并深知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制度与思想的严重落后，唯独教育与文化改革才能使哈萨克社会步入现代化，进而扭转劣势。在民族文化精髓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成为哈萨克各派政治精英的共识，扎吉德（Jadid）运动由此开始兴起。
哈萨克民族复兴运动以新式教育为切入点，主张政教分离与教育普及，推动社会现代化和启蒙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心，形成利益共同体。19世纪的哈萨克乌勒套（Ulytau）三杰乔罕·瓦里汗诺夫（Shoqan Walikhanov）、易卜拉欣·阿尔丁萨林（Ybyrai Altynsarin）和阿拜·库南巴耶夫（Abai Qunanbaiuly），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暴力与歧视，主张自由平等，奠定了哈萨克书面文学的基础。
十月革命爆发前夕，面对土崩瓦解的沙俄政权，哈萨克七州一区20多名代表齐聚奥伦堡，召开了史上第一届全哈萨克大会。会上哈萨克政治精英提议建立“阿拉什党”（Alash party），并且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阿拉什党党纲》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俄罗斯是共和制政体的、民主的、联邦制的法治国家，联邦共和国政府元首通过立宪会议和全国杜马定期选举产生。”而第二章第一条则规定：“哈萨克人（Qazaq）居住生存的所有州区作为整体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之一，享有地方自治权利。哈萨克自治国有权与邻国自由合并或撤出，并承认地方自治局。”党纲对国家体制与组织结构做出的阐释是：“阿拉什奥尔达是哈萨克人的民族国家政府，而哈萨克族作为国族具有高度自治权。”
（二）苏维埃时期“社会主义民族”概念的提出
“社会主义民族”作为法律概念体现在1937年颁布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苏维埃宪法》）之中，其不仅为苏维埃国家建构及身份认同重建奠定了法律基础，而且还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苏维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该时期以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为核心价值观、以苏联为总体认同对象、以“苏联公民”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身份认同，在现代政治框架内打造出“苏维埃式宪法爱国主义”。
自1920年赢得俄国内战之后，苏联中央政府对哈萨克斯坦地区原有的社会形态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体制改革、民族国家划界、迁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并且确立苏维埃哈萨克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意识形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和制国家。因此，《苏维埃宪法》第一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苏维埃宪法》第二条则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由于推翻地主、资本家、巴依（Bai）和平定民族主义之反革命，以及解放深受俄罗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压迫的哈萨克人民的政权并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独特之处在于，这是宪法中唯一单独提及“哈萨克人”的条文，且具有地理、历史、文化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可是，条文中明确写出的是“哈萨克人民”（Qazaq people）而不是“哈萨克民族”（Qazaq nation）。所以，国家的政治基础是由“解放哈萨克人民的无产阶级群众”，即“社会主义民族”所构成。
最初由列宁提出、后来经斯大林继承和莫斯科中央主导的、长达12年的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工作最终以崭新的地缘政治版图告一段落，其影响波及至今。《苏维埃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由阿克纠宾斯克州、阿拉木图州、东哈萨克斯坦州、西哈萨克斯坦州、卡拉干达州、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和南哈萨克斯坦州组成。”“哈萨克斯坦”（Qazaqstan）作为共和国东南西北四州之共同州名不仅明确了哈萨克斯坦的疆域，还间接取代了原先的“哈萨克草原”（Qazaq Steppe）和“阿拉什奥尔达”等具有明显民族政治色彩的历史地理名词，进而淡化了哈萨克北方民族主义与南方泛民族主义倾向。
在构建身份认同方面，苏联中央决定以“国民认同”代替“国族认同”。《苏维埃宪法》第十八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都是苏联公民。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公民均享有与其同等的权利。”尽管苏联境内各民族的形成与历史发展不尽相同，但苏维埃政府以新制度为核心团结各方各界，组建新的利益共同体——“苏联公民”（Soviet people）。《苏维埃宪法》第一百〇一条规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这是确定不移的法律。因种族或者民族的关系而对公民权利作任何直接或间接限制，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公民特权以及凡宣传种族或者民族特殊化或者仇恨和歧视等行为，都受法律制裁。”苏联政府严禁境内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或沙文主义，通过保留、扩大地方民族在文化与法律领域的影响换取其忠诚和认同，以国体与政体为主的制度性创新解决民族矛盾与潜在的分离主义。保持地方民族身份的独立意识与全国公民身份的共同意识间的平衡，是长期构建“苏联公民”自我认同的关键所在。
（三）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概念的重构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不得不应对各种挑战。存在近70年之久的苏联政治体系突然崩溃，导致长期并存的信仰大厦一同坍塌，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民族大熔炉”很可能成为危险的“火药桶”。
通过全民公投产生的1995年版《哈萨克斯坦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在其开篇中宣称：“我们——由共同历史命运凝聚在一起的哈萨克斯坦人民（Qazaqstani Nation），在世代居住的哈萨克（Qazaq）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忠于自由、平等与和睦的理想，以热爱和平的公民社会自居，同时以在国际社会获得一席之地为愿望，肩负起我们在下一代和未来子孙面前应尽的责任，并以我们的主权之名通过此宪法。”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取代了苏维埃时期的“苏联公民”，在原苏联“制度认同”的基础之上建立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共同体，其核心纽带是各族裔间共同的历史、所属空间、利益与责任。而哈萨克族作为该国境内毋庸置疑的原住民之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主导地位通过法律得以明确和巩固，具有宪法地位，为构建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共和国活动的基本原则为：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造福全民的经济发展；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国家大事，其中包括全民公投或议会投票。”为在转型时期建设健全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坚持奉行“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方针，首先实现向市场经济的突破，其次为社会型国家奠定基础，重筑公共意识，建立且加强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基础内涵。为凸显民族的特殊属性，“民族”一词升格且取代了原先的“国立”和“中央”，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愿望紧密相连。“民族”概念的内涵虽等同于“国家”，但其政治地位却高于“国家”。
在经济制度方面，哈萨克斯坦实现了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型，《宪法》第六条第一款明确为其提供了保障：“哈萨克斯坦承认并平等保护国家和私人财产。”在政体方面，《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总统制。”总统身为国家元首，是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基本方针、在国际上代表哈萨克斯坦的最高国家官员，是人民和国家统一、宪法不可动摇、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象征和保证。
1997年10月20日，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总统令，宣布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迁至阿克莫拉市。1998年5月6日，根据总统令，阿克莫拉市更名为阿斯塔纳市。《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是阿斯塔纳。”自此，努尔苏丹（Nur-Sultan)成为哈萨克斯坦独立自主的象征、民族辉煌的写照，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篇章。
▍“永恒之国”：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发展战略
独立伊始，哈萨克斯坦作为年轻的主权国家，为维护行政区域的统一与政府架构中的民族特征，选择实行强有力的共和国总统制。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其著作《哈萨克斯坦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战略》中指出：“民族不能没有国家，无国之族必将灭亡。”
横跨欧亚大陆的哈萨克斯坦自古就是连接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舞台。因此，苏联时期属于中亚，当下位于欧亚两大洲之间的哈萨克斯坦作为连接东亚、太平洋与南亚次大陆的枢纽，将发挥自身特殊的战略作用。为重建哈萨克斯坦，首先要建立能够深化民主进程、凝聚多族裔社会及培养新一代政治人才和领袖的多党体制。与此同时，采取一切所需措施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其次是要建立能够维护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与主权的多边及其他形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进而确立其地缘政治地位。之后依据民主自由及人权保护原则，提高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声望，在全球政治体系中实现自我定位。最后是在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同时，有效发挥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政治优势。
（一）《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
面对雅尔塔体系的瓦解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新生的哈萨克斯坦选择了“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路线，在经历了短暂的激进休克疗法之后，最终决定效仿东南亚地区民族与宗教关系极为复杂、但经济一枝独秀的新加坡，“李光耀模式”自此落户哈萨克斯坦。伴随“灭火时期”的告终，呈现在哈萨克斯坦面前的是未来30年的民族国家何去何从。之所以是30年，主要是考虑到两大因素。首先，30年是一代人的关键成长期。其次，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备评估与发展替代能源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30年得以成型。1997年10月1日正式通过的《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规划分为四个阶段：1997年至2000年的准备阶段；2000年至2010年的第一阶段；2010年至2020年的第二阶段；2020年至2030年的第三阶段。
《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的发展规划包括七个主要方向：第一是民族安全，全面维护领土统一，为独立自主的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是内部政治的稳定及长治久安，维持且加强国家内政稳定与民族团结，为哈萨克斯坦在此后10年之内完成民族战略铺平道路；第三是通过吸引外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经济稳定且可持续快速发展；第四是提高全民素质及生活水平，提高全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生活、健康、教育及获取相关领域机会的水平，改善生态环境；第五是能源开采及利用，通过合理开发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推动石油与天然气的出口，以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六是发展基础设施，为国家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助一臂之力；第七是创建职业技术学校，组建符合当代标准且公平公正、一心为民的哈萨克斯坦公务员团体。
毋庸置疑，民族安全是哈萨克斯坦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同样也是定国安邦的重要基石。威胁哈萨克斯坦民族及国家安全的是激进主义、毒品走私、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俄国白银时代著名理论家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ВелимирХлебников）曾描述位于哈萨克斯坦西部的里海为“基督、伊斯兰和佛之三角地带”，而当下这个被世界视为“金宝箱”的地带成了“角力中心”，进而演变为美国、俄罗斯、欧盟、土耳其、伊朗及海湾国家的利益争夺点。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的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地缘政治之交通要道（包括铁路、公路、航空及能源管道）将自身转变为“开放”地区。为实现该目标，对外，哈萨克斯坦一方面以双边合作为主与邻国划定边界，进而巩固疆土；另一方面，则以多边形式加入区域军事、政治与经济合作组织，加强自身的地缘政治及经济地位，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内，则以反渗透和反分裂为核心成立“哈萨克斯坦民族和睦大会”，加快经济建设，提高国语地位及教育水平，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家及国族建构步伐。
（二）《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
2012年12月14日，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独立21周年国庆大会上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已提前完成《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目标。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国界，完成了国内经济空间的一体化进程。通过快速的宪法及政治改革建立了三权分立式的现代化国家管理体制，并且建成了新都阿斯塔纳，借此向世界展现了国力。在国族建构方面，哈萨克族人民的文化、语言及历史得以公正复原。公民和平与民族和谐已成为多元化哈萨克斯坦社会的主要价值，“哈萨克斯坦民族和睦大会”已成为欧亚大陆文化对话的独特模式，而哈萨克斯坦则正在演变为全球宗教信仰间的对话中心。
虽然如此，首任总统强调面对新一轮的全球挑战，《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已无法全面涵盖和应对，并且列出地区面临的10项主要挑战：（1）时代步伐加速；（2）全球人口失衡；（3）全球粮食安全危机；（4）水资源极端匮乏；（5）全球能源安全；（6）自然资源的枯竭；（7）第三次工业革命；（8）社会的不稳定；（9）文明及文化价值观危机；（10）新一轮国际动荡。与之前的《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相比，《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宣布地点不是议会，而是努尔苏丹歌剧院，听众也不再仅限于政府官员和议员，而是扩大至社会组织代表及主要宗教派别领袖。
《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发展规划包括七个主要方向：第一是经济务实主义，从经济合理性及长期利益出发，确立新的市场定位，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与有效的私营经济，刺激和鼓励出口；第二是支持推动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及企业，大力开发本国过境潜力，为民族国家安全与未来建造油气资源储备，实现大规模农业现代化，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领袖；第三是社会政策新原则，根据经济和预算增长情况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第四是知识与专业技能，为现代化教育和工作创造条件，力争成为高竞争力国家，培养高素质国民；第五是巩固国家体制并进一步发展民主，确立新的国家管理模式，完善国家规划和预测体系，强化国家机构研究制定各项规划的责任；第六是连贯和可预测的对外政策，推进国家利益，巩固地区和全球安全，平等参与各项国际进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七是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维护和巩固社会和谐，构建平等的公民责任共同体。
《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的长期目标是进入世界前30发达国家行列，核心是构建“永恒之国”（Mangilik El），即延续阙特勤（Kul Tigin）精神，遵循暾欲谷（Tonyukuk）之道，实现民族振兴，光复草原辉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是一种凝聚万众的社会精神，所有哈萨克斯坦公民不分民族均拥有平等权利，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双重标准。在反分裂与反渗透的同时进一步完成哈萨克族的自我整合与完善，继续巩固国语的地位，视其为国家精神核心，实现哈萨克文字拉丁化，普及三语教学（哈、俄、英），传承特色传统文化，注重知识分子阶层，实现民族精神复兴。
▍玉兹整合：哈萨克斯坦的地区权力结构
《哈萨克斯坦民族百科全书》指出：“玉兹（Juz）作为哈萨克汗国的行政区划是由15-16世纪期间形成的部落氏族联合体所组成，即世居于七河、楚河、塔拉斯河、锡尔河及伊犁河流域的大玉兹十一部，横跨阿勒泰山与乌勒套山之间的哈萨克丘陵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中玉兹六部和叶德尔河、扎伊克河、额尔格斯河、图尔盖河、托博尔河流域的小玉兹三部。三大玉兹二十部是哈萨克汗国境内构建凝聚塞、匈奴、乌孙、康居、突厥、乃蛮、克烈、钦察、金帐、蓝帐及莫卧儿汗国的主体部落，拥有共同历史、语言、文化、信仰及血缘关系。”
哈萨克人代代相传：“给予大玉兹马鞭，让其放牧；给予中玉兹纸笔，让其辩论；给予小玉兹长矛，让其抗敌。”研读古老的传统分工不难看出，小玉兹负责军事，中玉兹负责政治，大玉兹负责经济。另一方面，这又代表着小玉兹敢于冲锋陷阵，中玉兹忠于文化传承，大玉兹善于精打细算。近代以来，哈萨克社会的重大变革均由中玉兹精英发起、组织和完成的。中玉兹精英提倡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另起炉灶”的发展原则，强调在不侵蚀哈萨克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由于以哈萨克中玉兹为主、小玉兹为辅的阿拉什党政治精英在俄国内战时曾长期与布尔什维克为敌，因此在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中被彻底根除。1964年勃列日涅夫推行干部民族化与本土化之后，出生于阿拉木图大玉兹厄斯特的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成功运用哈萨克玉兹部落纽带关系，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地方民族官僚体系，割据一方，为哈萨克基层精英踊跃参与苏维埃政治创造了条件，奠定了以大玉兹为核心的哈萨克地方行政体制，初步确立了当今哈萨克斯坦政治及经济精英的雏形。
在大玉兹恰甫拉西提部出生的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国家稳定的核心是族裔团结，哈萨克内部团结是重中之重，并且提出12条相关必要前提：（1）基因关系与共同祖先；（2）共同语言；（3）共同遗存价值观；（4）共同文化；（5）共同历史；（6）共同人种特征；（7）共同信仰；（8）共同统一领土；（9）共同统一国家；（10）共同经历；（11）共同空间；（12）共同领袖。《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延续民族精英化进程，培养新一代“黄金青年”是现阶段哈萨克三大玉兹的共识。
迁都阿斯塔纳可谓哈萨克政治精英之政治结构及权力平衡的重组，即大玉兹-中玉兹联盟。处于政权核心的大玉兹通过将国都迁至中玉兹腹地，一方面实现了资源的再分配，复兴了这片曾经被高度殖民化的地区，让中玉兹在可控范围内获利壮大，重归历史之地位。另一方面，中玉兹以此支持承认大玉兹在哈萨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全力配合，进而成为哈萨克官僚体系与教育领域的中枢支柱。
非主体族裔的大规模外迁、海外哈萨克人的回归以及本土哈萨克人口的自然增长等因素，使哈萨克斯坦南部锡尔河流域两州和西部四州，率先完成了民族结构单一化和地方精英本土化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之“欧洲西部-中国西部”高速公路及中欧铁路线均横跨以上地区，最终进入欧洲。
▍意识形态多元化与权力结构再平衡
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的终结，维持区域地缘空间统一的原信仰大厦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国工业体系之间相互“脱钩”与“断链”，引发地缘经济动荡，致使民心开始涣散、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政治与经济资源的持续枯竭激化了族际矛盾，导致社会根基日益脆弱。欧亚主义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被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政治精英所动用。该思想意识除了能最大限度地弥补突如其来的意识形态真空、安抚民心外，还可以延续、巩固原有的经济空间与生产体系。
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在“丁”字形的欧亚主义思想基础上，将其延伸成多元化。以南北走向的哈萨克民族主义为中轴，并入了自西向东横跨里海的泛突厥主义与贯穿中亚河中地区的图兰主义，已构建出“王”字形的多元意识形态体系，其核心功能是既可相互联合，又可相互制衡，更关键的是可根据人口结构与国家利益的变化进行管控调整。总体而言，哈萨克斯坦意识形态体系的目标，是构建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需要确切说明的是，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核心是以阿拉什主义为主轴的民族主义，而构成阿拉什主义的两大支柱，分别是代表乌勒套精神的人文主义阿拜思想（Abay’s ideology）和民主资本主义的阿里汗（Alikhan Bukeikhanov）学说。前者强调族际和谐、文化和睦、求同存异与相互学习，后者坚持北方哈萨克-鞑靼-巴什基尔联盟。
近来，哈萨克斯坦朝着深化区域内部合作的方向努力，首先是因为经过30年的独立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由此可以将战略眼光放得更远。其次是维护中亚区域战略均势与平衡，通过内部协商解决争端，对外保持一致，避免大国干预，此举也可以理解为“中亚是中亚国家的中亚”。最后是中亚各国决策者的观念变化，各国领导人意识到，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五国共同合作方能化解危机。需要指出的是，中亚各国所有的政策制定或调整，都是为了维护独立与主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希望摆脱依赖，实现全面自主，联盟选择不过是为了实现该目的所采取的策略。现阶段，身份认同在联合中亚各国上的影响不大，但在凝聚国内力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来的一系列重大政经变革，将进一步影响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国家建构。
首先，实施哈萨克字母拉丁化。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中指出，要在2025年之前全面完成哈萨克文拉丁化的推广工作，实现拉丁化哈萨克文在各个领域的覆盖和使用。虽然这是在不动摇俄语法律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但对以俄语为母语的非主体民族而言依旧是个打击。改革导致政府机关、国有企业、服务及金融机构对国语的要求提升，其所属工作人员必须同时掌握至少两种语言和文字。这自然削弱了单一俄语族群的竞争能力，迫使其选择移民他国，而俄罗斯联邦正在推行的“同胞”移民计划则会加速这一进程。因此，文字改革将长期有效地推动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的单一化。
其次，升格奇姆肯特（Shymkent）市为国家直辖市及提升图尔克斯坦市的国际地位。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2018年6月19日批准国家行政区划改革方案，将南哈萨克斯坦州更名为图尔克斯坦州（Turkistan），并将其州级政府机关由奇姆肯特迁移至图尔克斯坦市，而奇姆肯特则升格为共和国第三大百万人口的直辖市。突厥语国家在2021年3月31日召开的合作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图尔克斯坦联合宣言”，授予哈萨克斯坦图尔克斯坦市“突厥世界精神首都”的地位。自此，图尔克斯坦作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精神复兴的象征，成为新一轮中亚区域一体化的源泉与文艺复兴重镇。奇姆肯特市则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枢纽，借此提升哈萨克语的国际地位与南部的城市化水平，增强区域竞争能力。
第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同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坐落于七河阿拉套山（Jetisy Alatau）南北两侧的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不仅在文化上同属草原文明体系，而且两国政治及经济利益长期以来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可谓血浓于水的兄弟国家。对哈方而言，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高于经济因素，即七河地区的地缘完整性。七河地区作为“中亚的心脏”，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交通枢纽，自古延续着“得七河者得河中，得河中者得中亚”的发展规律。2021年1月28日，吉尔吉斯斯坦当选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正式宣誓之际，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特使兼民族和睦大会副主席詹塞伊特·图伊梅巴耶夫（Janseiit Tuimebaev）在其就职典礼上表示，哈、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更上一层楼。显然，这些示好不仅是在言语层面，其影响也不限于两国范围，至少，哈、吉同盟的深化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以铁路为核心的中亚区域交通一体化。
[延伸阅读]
托卡耶夫执政后，哈萨克斯坦形势政策述评（节选）
✪陈寒旭、韩隽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哈萨克斯坦
2019年6月9日，哈萨克斯坦大选如期启动并顺利完成选举。纳扎尔巴耶夫的积极支持者、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资深政治家托卡耶夫高票当选，成为继纳扎尔巴耶夫后的第二任哈国总统。新总统上任后积极作为，延续首任总统时期的内外政策，加大力度刺激经济，于保民生稳政局的同时，先后在政党、选举等方面颁布重要文件，并成立国家最高改革委员会，逐步推进国家政治改革。
托卡耶夫上任后，陆续出台政令，改组政府，调整高层人事任命，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此外，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党、议会的重要法令，将政治改革提上日程。2019年6月17日，托卡耶夫签署《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总统令，大刀阔斧改组哈国政府。
进入2020年，虽然哈国内外形势愈加艰难，但托卡耶夫政府仍不断推动政治领域的改革。
首先，以达丽伽·纳扎尔巴耶娃去职为契机对政府高层领导进行调整。2020年5月2日，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终止参议院议长达丽伽·纳扎尔巴耶娃的职权，随后在推特上对纳扎尔巴耶娃担任议长期间开展的“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感谢。4日，现年49岁的原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玛吾林·阿什姆巴耶夫当选为哈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院议长。此后，托卡耶夫任命45岁的阿伊达·巴莱耶娃为信息和社会发展部长，任命41岁的达吾然·阿巴耶夫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除这三人外，哈政府高层还有48岁的安全理事会秘书亚瑟特·伊斯克涅夫、46岁的“祖国之光”党第一副主席包尔詹·拜别克和43岁的总统顾问埃兰·卡林等“年轻力量”。
其次，颁布有关政党、选举的重要法令，成立国家最高改革委员会，释放推动政治改革的信号。2020年5月25日，托卡耶夫签署并批准《哈萨克斯坦选举法修正案》和《哈萨克斯坦政党法修正案》。新法案规定，要在政党选举名单中给妇女和青年至少30%的选票配额。此外，注册政党所须征集的民间签名由4万人降至2万人4。同日，托卡耶夫还签署了此前争议较大的《关于对组织举行和平集会的法律进行修订的法案》,该法案对民众举行和平集会示威活动作了详细规定，为民众同政府对话创造了更多机会。28日，上议院审议通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议会及其代表地位法》修正案及《就议会反对党问题对哈萨克斯坦议会委员会法进行补充修改》法案。新法案对哈国“反对党”进行定义并将其合法化，同时赋予反对党提名下议院常设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的权利，这些举措在哈国是空前的。新法案的通过将有效提高女性和青年的参政机会与热情，并将对多党制的进一步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哈国长期依赖能源出口拉动国内经济，这种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发展明显呈现衰弱态势。近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哈国经济发展乏力，民众开始对经济发展缓慢和社会福利不足等问题表现出不满。为此，托卡耶夫新政府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旅游业和制造业等产业经济发展，确保社会稳定。
2019年托卡耶夫上任后，将民生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并陆续出台大批惠民政策。11月18日，政府推出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的“5-20-25”住房计划。在帮扶低收入弱势群体方面，托卡耶夫推行为贫困人口免除债务政策，此举将彻底免除25.5万哈国公民的债务，数千人将从困境中解脱。2020年，哈国继续实施民生保障政策，为居民提供社会救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医疗改革纳入政府工作计划。此外，哈政府集中精力抗击疫情。疫情期间，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经济补贴。近年来，哈国将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产业多样性和加工制造业上，制定并实施了2010—2014年和2015—2019年工业和创新五年规划,取得了积极成果。托卡耶夫执政后，继续在调整产业结构上下工夫。
▍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挑战
近年，哈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发展经济，如建成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以吸引外国投资、发展工业和制造业、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园区的支持力度等，但受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国际油价下跌、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内外因素影响，哈经济态势疲软。尤其是2020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呈负增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创新高，反对派也借2019年大选之机开始活跃。这些问题是对托卡耶夫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尽管托卡耶夫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民生领域积极作为，但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结构性调整成效有限，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数据显示，2019年哈国经济发展总体呈现疲软态势，进入2020年后，经济跌入谷底。对比2017—2020年哈国GDP增长率可以看出，2017—2019年哈经济发展平稳，2020年GDP出现负增长 (见图1)；2019—2020年哈CPI指数攀升，其中2019年3—5月、10—12月，2020年1—6月、9—12月指数涨幅均超过3%，市场持续通货膨胀。2020年底，CPI月增长幅度超7%，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见图2)；2019—2020年通货膨胀率同比平均超5%，2020年12月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7.5%,市场连续两年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见图3)。
图1哈萨克斯坦GDP年均增长率单位:%
图2 2019—2020年哈萨克斯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图3 2019—2020年哈萨克斯坦通货膨胀率 单位:%
2019年11月14日，托卡耶夫在科克舍套出席会议时批评中央和州政府对当地粮食价格上涨失控无所作为，而该州只是哈国经济不景气的缩影。根据哈国民经济部统计数据，2019年初东哈州有450家面包企业，11月后有125家倒闭，从事烘焙的个体户和公司数量减少27%。2019年，哈国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经济表现也不理想。1—9月，预算赤字达8 131亿坚戈。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中表现最糟糕的，而联盟内其他国家均实现预算盈余。
在全球经济开启“倒车档”的大环境下，2020年哈国经济持续雪上加霜，虽然政府实行了减免税收、为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经济支持等积极政策，但国家财政资金有限，输血式的预算援助并不可持续。在财政收入减少、社会支出持续增加的形势下，政府和民众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虽然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但取得的成效相对于严峻的经济形势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想要彻底改善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不足，任重道远。
（二）反对派再度活跃，抗议频发
2019年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后，其最严厉的批评者、逃亡的银行家和组织抗议活动的反对党政治人物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便指责纳扎尔巴耶夫计划进行一次“权力继承”,称其希望纳扎尔巴耶娃接替总统职位，随后多次煽动民众情绪，挑动民众上街集会示威，向政府施压。
2019年3月20日，托卡耶夫在主持政府会议时提议将首都改名为努尔苏丹，反对派借此在哈国内发起抗议。6月9日总统选举当天，反对派在几个城市发起集会，呼吁抵制仓促举行的选举，并称这次选举是为了让忠于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家上台。
最大规模的反对派示威集会活动发生在托卡耶夫访华前夕。2019年9月2—4日，哈国几个主要城市先后出现小规模的反华示威集会。示威者称中国要将一些废弃工厂转移到哈国，因此向托卡耶夫施压，要求其取消访华行程，阻止中国通过在哈修建工厂和投资其他项目进行“扩张”。“哈国现有的所谓‘反·华运动’是一种零散的现象，在发生的时间节点和参与人员构成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产生主要是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或者由于国家对某些行为缺乏公关支持以及国家信息政策的不完备。”6日，托卡耶夫发表讲话称，“近期出现一些谣言，如将土地售给外国人、将外国废旧工厂迁到哈国、引进数千名外国劳工等，这些谣言都来自别有用心者，他们操控了民众的爱国情绪。这些做法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目的是破坏人民团结和国家稳定。”21日，反对派计划再次在努尔苏丹和阿拉木图进行示威活动，但因消息被警方提前获知而失败。
从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到哈国大选，虽然反对派借以煽起民众反政府情绪的原因不同，但足以说明哈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托卡耶夫当选以来，坚决延续纳扎尔巴耶夫时期的施政方针，虽然哈国局势平稳，国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但反对派针对哈诸多社会问题和敏感的周边问题发起的抗议活动引起了哈政府的高度关注。
（三）“朱桑”行动后，经济下行趋势致安全威胁增加
自经历了2016年极度糟糕的安全形势后，近年来哈国对暴力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成效明显。2019年，哈国将主要力量放在维护安全局势上，开展“朱桑”行动巩固前期反恐成果。当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8年度国别恐怖主义报告》,称哈国已经没有恐怖主义事件发生。2020年，在经济下行、社会失业率上升的巨大压力下，哈国面临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变得复杂化。
由于此前“伊斯兰国”组织活动频繁，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首先面临着极端主义思想扩散的现实威胁。“圣战”回归者对母国进行攻击，是中亚国家目前和今后都面临的安全隐患。2019年1月，哈国执法机构在外交部的协助下开展了一项名为“朱桑”的特别行动，目的是将2012—2015年间前往叙利亚并在“圣战”中死亡的、已沦为叙利亚恐怖分子囚徒的哈萨克人的遗孀和子女带回国，并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防止未来恐怖分子“回流”。截至2019年12月，“朱桑”行动共分四个阶段来实施：首次行动于1月5日开始至6日结束，共有47人撤回哈国，包括10名妇女和30名儿童，儿童大多为1至5岁，其余7人是哈萨克男子；第二次行动从5月7日开始至9日结束，共有231人撤回哈国，包括59名妇女和156名儿童，儿童中有18名是孤儿；第三次行动从5月28日开始至31日结束，共有246人撤回哈国，包括67名妇女和171名儿童；第四次行动在11月27日结束，共撤回71人，其中包括19名妇女和49名儿童。由于此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在遣返本国外流极端分子时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哈国的“朱桑”行动获得了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高度评价。
2020年，哈国严格的社会管制措施直接冲击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最明显的是中小企业主面临生存困难，普通民众失业率上升，尤其是以往的劳务移民，生活愈加困难。4月17日，阿塔梅肯国家企业家协会副总裁乌斯杰米洛夫对媒体称，哈国80%以上的企业财务状况出现恶化。6月2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努雷姆别托夫表示，在第一季度实行隔离措施的高峰期，哈国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口达420余万，其中登记失业人口为44.2万。4—5月，随着隔离措施逐步解除，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口降至114万。到6月底，虽然哈国失业人数已降至73.5万，但在全球经济下滑加速、各种风险因素不断积聚的大背景下，疫情的反复无疑给哈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乃至国家安全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哈国的财政预算压力巨大。
近年来，极端组织通过网络大量招募成员。疫情期间，足不出户的民众上网频率增加。有观察人士警告称，在边境关闭和封锁的经济危机形势下，失业的移民工人很容易成为极端组织的牺牲品。有效的隔离制度必须付出昂贵的社会代价，但普通民众也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随着民众承受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大，哈国社会不稳定风险上升。托卡耶夫政府的执政能力面临极大考验。
本文原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6期，原题为《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延伸阅读文章原载《西伯利亚研究》2021年第4期，原题为《托卡耶夫执政后哈萨克斯坦形势政策述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