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 从抗美援朝到乌克兰冲突：舆论战已成战争主战场
乌克兰父亲“泪别女儿”，俄罗斯坦克“碾压平民”，基辅夫妻“抱头痛哭”，莫斯科民众“大规模反战”……
乌克兰军“击落俄战机”，俄“侵略者”已“溃不成军”，基辅守军“固若金汤”，俄先头部队“死伤惨重”……
以上，是西方资本控制的英语系媒体平台近十天以来的常态化戏码。
在那片世界里，一切客观报道俄罗斯军队真实推进战况的声音无一例外被打击，包括俄罗斯的RT“今日俄罗斯”频道同样被镇压。
至于乌克兰，则一直在“惨透了”和“赢麻了”之间来回摇摆。
而在中文互联网上，以各发达国家与俄乌交战方的官方中文数字媒体账号纷纷下场进行“微博撕逼”为代表的中文战况，已经反应了中国舆论市场（网民人数超十亿）之于左右全球新闻走势的重要性。
同时，亦以“五大文科教授”为代表的「反思婊」群体，同样在不遗余力地渗透腐化着中文世界的舆论防线，正借助着乌克兰战场的炮火，妄图重新把三十余年前某部纪录片的“蓝色价值观”再度向新时代的中国人灌输。
2022年春天的俄乌战争，毫无疑问较之此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场规模性战争都更加凸显出「舆论作战」的重要性。
这场自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一场区域战事，已经没有任何保留得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关于21世纪20年代现代战争的真理：舆论战，恐怕不再是“辅佐性”的副战场，而已然随着世界互联网人口的几何级增长与智能手机设备的空前普及，正式成为国家战争的重要「主战场」之一，彻底实现了台面化。
甚至，它可以干扰参战国家与军队的作战政策和谈判节奏，乃至决定着战争最终的胜负。
这一点，其实七十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与二十年前的伊拉克战争都曾给予过一定典型性的启示，包括十年前叙利亚战场的“白头盔”也是绝佳范本——只不过，眼下俄乌交战背后的西方集团的立体化舆论进攻，更为具象得彰示了舆论参战的关键，以及美欧资本仍然控制世界主流新闻生产与传播权力的现实。
近6000公里外东欧的战火，深深牵引着中国人对于新时代战争的思考。
不论过去的历史还是可能的未来，很多事情均并不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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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冠疫情这场全球灾难、也是事实上的大国博弈为例，2020年5月时即有国外机构披露，疑似与越南有联系的黑客组织APT32（海莲花OceanLotus）从2020年冬季开始，持续对我国重要卫生医疗机构发起网络攻击，以获取和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重要信息情报，并煽动中国网民进行“互联网暴动”。
虽然在当时这件事此前4月23日的记者会上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了相关指控，但我国知名网络安全企业360后续通过检测表示，该公司的技术研究团队近期的确发现有黑客组织在不断尝试窃取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相关机密，通过360安全大脑多次监测、追踪到的证据分析证明，该组织确为越南黑客组织APT32(海莲花OceanLotus)。
根据360发布的报告显示，“海莲花”发动的APT攻击，地域广泛涉及我国29个省，以及境外至少36个国家。
其主要使用的是“鱼叉攻击”、“水坑攻击”两种方式。
在APT潜伏期间，至少使用了4种不同程序形态、不同编码风格和不同攻击原理的木马程序，恶意服务器遍布全球13个国家，注册的已知域名多达35个。
其实在2020年2月4日时，360就曾捕获并通报了另一起由印度黑客组织的定向APT攻击，该攻击的目标同样是我国重要卫生医疗机构。
后来2020年4月24日在外交部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路透社记者关于APT32在疫情期间攻击中国实体组织组织的相关提问，耿爽也作出了明确回应：“网络攻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背景下，针对抗疫机构的网络攻击无疑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声谴责。”
APT的背后是谁？当然是一百年来全球最大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美利坚。
2017年，维基解密接受了来自约书亚的“拷贝情报”，向全球披露了8716份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网络情报中心的文件。
其中包含涉密文件156份，涵盖了CIA黑客部队的攻击手法、目标、工具的技术规范和要求。
这次的公布中，就包含了核心武器文件——“Vault7（穹窿7）”。
还是我国的360安公司，成功通过对泄漏的“Vault7（穹窿7）”网络武器资料的研究，首次发现与其关联的一系列针对我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长达十一年的定向攻击活动和数据盗取行为，并制定了一系列控制NGO组织所要发动的“舆论起义”。
2020年2月初，《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联合调查报道指出，CIA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布局收购并完全控制了瑞士加密设备厂商Crypto AG。
在长达七十年的历史中，该公司售往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加密设备都被CIA植入了后门程序，使得这期间CIA都可以解密这些国家的相关加密通讯和情报。
至此，可以推测：CIA在过去长达十一年的舆论渗透里，通过攻破或许早已掌握到了我乃至国际航空的精密信息，甚至不排除CIA已实时追踪定位全球的航班实时动态、飞机飞行轨迹、乘客信息、贸易货运等相关情报。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为什么每每当中国国内发生舆情事件时，总能“快速反应、快速动员”，这不仅仅是那些NGO组织、网络水军、1450、反动分子们的自觉自发，更是一种体系化的对华舆论作战。
中国国内的小清新们喜好痛哭流涕：“我们上不了谷歌、Facebook、Twitter、油管……”
却不知，谷歌的背后是CIA种子计划的资助建立，行动听命于NSA（美国国家安全局）。
前CIA官员大卫·斯蒂尔曾毫不掩饰：“我们CIA内部就有谷歌的联络人，瑞克·史坦赛尔，效力于CIA研究发展办公室。”
至于Facebook、Twitter，2011年埃及动乱时，时任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曾直言，埃及境内的某些媒体和势力和美方里应外合，通过在Facebook和Twitter上散布信息，煽动推翻穆巴拉克。
甚至还有一句口号作为行动图腾：“我们都是哈勒德·萨伊德！”
熟悉不，“今夜，我们都是吹哨人！”
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唯一的“敌国”（2012年10月 奥巴马竞选时已直接点明），于是通过废除反垄断法，使美国媒体舆论集团集中到了“少数几个人”的手里。
这也是我之前不断写过的，美国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国家，他只是一个被少数资本操弄的壳。
被犹太人控制的西方新闻集团
在线时代华纳、华特迪士尼、维亚康姆集团、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纽豪斯集团、华盛顿邮报、CNN……无一例外受制于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不设上限的资本渗透，笼络各国媒体与文人：俄罗斯地铁爆炸案、巴林骚乱、委内瑞拉动荡、乃至今年中国2020年初的武汉疫情，看到的太多了吧？
当然也包括时下的俄乌战争。
战火烧在东欧，舆论的枪声却响在中国。
以俄乌冲突撬动中国舆论，以期为日后可能爆发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战争做足铺垫、用洗脑轰炸的社媒打法奠定中国民众间的所谓反战（甚至反华）根基——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新闻集团在本次俄乌冲突中的对华舆论作战意图。
90年代，美国通过法律途径、使全美各大新闻集团一夜之间成为战争武器，这不是大势所趋，而是赤裸裸的人为行动。
布什政府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儿子，迈克尔·鲍威尔，亲自批准了法令，将原本标榜“自由”的美国媒体融合成阵，开火全球。
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形象也就从幕后走向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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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初开始，有权参与制定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政策的不同政府部门分别提交了旨在阐述如何制定冷战后美国国家网络安全状况政策的报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报告就是1997年11月国防小组(National Defense Panel)提交的《转变中的国防。21世纪的国家安全》。
这份报告揭示了美国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对于后冷战时代安全环境的认知、对于国家网络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结构中所处位置的认知、以及对于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国家网络安全挑战的认知。
1997年11月由国防小组提交的《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是同期所有报告中对于美国国家网络安全现状作出最为悲观评估的一份。
它指出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混合而难以具体识别的”，同时美国国内“关于如何应对威胁的共识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基于这份报告，美国对于舆论战、信息战、网络战的重视程度达到峰值。
在这一时期，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能源部等美国联邦行政机构内涉及国家网络安全的部门还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与国家网络安全相关的演习。
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包括1997年6月国家安全局组织的代号为“合格接受者”(Eligible Receiver)、主要针对美国重要军事目标（包括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楼国家军事控制中心、科罗拉多的空军司令部、俄亥俄州美军运输司令部、佛罗里达坦帕的特种司令部）的演习。
2000年11月代号为“黑冰”(BlackIce)的演习，则是模拟2002年犹他城奥运会期间电力系统遭到攻击。
简而言之，一切为了实战，一切为了服务于调动全世界可以使用投入于战时的新闻力量、舆论阵地。
前文提到的Facebook、Twitter正是在这一时期被美国官方扶持。
从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开始，随着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威胁的逐渐削弱，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高层围绕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新的辩论。
在此过程中，以Twitter和Facebook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应用也在全球取得了高速发展，大量的NGO也开始运用新媒体构建复杂的跨国网络增强自身力量，积极介入此前主要被主权国家垄断的国际关系问题领域。
它们在全球环境变化、军备控制、人权与民主转型等诸多专业区间形成了全新的互动模式，配合美国决策者将目标逐步超越主权国家的边界。
通过提出“互联网自由”这个新的国际性概念，美帝国主义一步步整合原有的软/硬实力优势，发展和制定以所谓全球网络空间(Global Cyberspace)为指向的国际战略，争夺基本处于积极无政府状态(Positive Anarchy)的网络空间主导权，进一步在信息时代确立有利于美西方集团的战略优势。
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美国政府始终关注着互联网的战略价值。
目前已知最早的文献，是1995年由任职于美国国防部分管“隐秘行动与低烈度冲突”的助理部长办公室的马修斯撰写的研究报告《互联网的战略评估》。
在这份战略评估报告中，他明确指出互联网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公开网络信息将为情报搜集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条件，公开发布的信息有助于加强和改善美国的反间谍工作，公开而相互连接的互联网将为实施信息战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这份战略意图领会得最为深入内心的，就是奥巴马。
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表示要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上台后又将其列为执政的首要任务之一，并于2009年2月委托曾在布什政府制定CNCI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梅利萨·哈撒韦(Me lissa Hathaway)，对美国当时的网络安全状况进行为期六十天的评估。
2009年5月29日，奥巴马公布了由哈撒韦评估小组制定的《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报告。
报告提出的建议是：① 加强顶层领导；② 建立数字化国家的能力；③ 共担网络安全责任；④ 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机制；⑤ 鼓励创新；⑥ 行动计划。
这标志着奥巴马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的正式出台。
2009年6月，美国国防部成立网络司令部，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威慑”概念进一步落实为更具攻击性的“预防性防御”。
至2013年，美国宣布有4000人的网军部队完成建设并部署到位。
美国军国主义分子、军工复合体、法西斯政府、垄断资本深宫势力第一个用来尝试“效果”的地方就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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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战争始于人们的思想中。”
2003年3月1日，美联社向全世界发了一条消息：守卫巴格达的伊拉克部队装备有化学武器，这些化学武器可能包括神经毒气沙林、环沙林、VX神经毒剂和芥子气，军队有可能接到命令使用这些武器。
美军如此虚假宣传，意在告诉人们：美军即将面临的是一场严峻的战争——而且，美军出兵具有正义性。
《纽约时报》紧随其后：“伊拉克可能有20~30枚可以携带生化武器的萨穆德导弹，还有3万枚可装有化学武器的炮弹和550枚装满芥子气的炮弹，这一切都是对美国、对全世界的极大威胁。”
2003年3月20日凌晨，伴随着海湾地区精确制导武器的阵阵狂轰滥炸，人类史上又一场未经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授权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打响了。
伊拉克战争是与过去的战争相比，动用的武器装备更为现代化，运用的作战式样更为多样化，采用的作战进程更为快速化，其战斗攻击效果和取得的效益也都是史上前所未有的，震撼程度或许仅次于海湾战争。
尽管从军事角度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但它已经初现了现代舆论战的雏形，那些没有硝烟的如火如荼的“新闻大战”是一场不仅不亚于军事斗争、反而是一条比军事战场打得更热闹、更激烈、更刺激、对新时期军事宣传的研究探索提出更多新思考的战线。
开战以来，伊拉克战事新闻传媒连连创下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诸多“历史空前”：参与战争报道的媒体数量和记者数量为历史空前，全程直播战争的媒体数量为历史空前，具有国家性质的媒体舆论对抗为历史空前，美军采取“嵌入式”形式允许来自全球的新闻记者随军采访为历史空前，全球接受媒体宣传的受众数量为历史空前(据有关调查机构测算至少为30亿)，包括移动短信在内的传播形式之多为历史空前，对战争现场的传播速度为历史空前。
以及，假新闻的发布数量和速度亦为历史空前，强势媒体的失误与弱势媒体的成功更为历史空前……
每一个“空前”，都带着新时代的痕迹；每一个“空前”，都是战争硝烟迷雾下双方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
可以一睹美军在伊拉克战场通过操纵舆论向世界撒满了多少谎言和假新闻，与今天在乌克兰战场的新闻行动何其相像：
比如关于伊第51步兵师。在战争刚刚开始，媒体就报道说伊拉克第51步兵师的师长、副师长率8000余名士兵向美军投降……正当美军洋洋得意地宣布51步兵师官兵已经投降之际，伊拉克军方发言人宣布，伊军第51步兵师仍在和美军激烈交战，否认了美国宣称的投降传闻：“第51步兵师目前仍在英勇抵抗入侵敌军，并已给敌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一天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伊拉克战争的副总指挥斯坦利·麦克克里斯托少将也不得不表示，这支部队并没有投降；
比如关于飞毛腿导弹。伊拉克早已依照联合国的要求销毁了“萨穆德”弹道导弹，战前或战后都没有发现违禁的“飞毛腿”。但当年的3月20日，美国媒体却搞了个“大新闻”，称伊拉克射向科威特的一枚或多枚导弹是飞毛腿导弹……但麦克克里斯托少将后来又证实，伊拉克并没有发射飞毛腿导弹；英国国防大臣杰夫·胡恩开始也说伊拉克在战争期间发射了飞毛腿导弹，后期也表示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哪些导弹是飞毛腿导弹；
比如关于生物化学武器。战争期间美国媒体经常会爆出新闻，称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可疑物质，并怀疑是生物化学武器，但最后总是证实最初的推断是错误的。美国媒体曾称在巴格达南面发现一个武器库，内有配备沙林和芥子气的20枚中程导弹。但后来证实这些所谓的化学武器中所含的是杀虫剂……后来，连一贯杀气十足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妄下结论了，他不得不承认最初的报告经常是不准确的，并表示要花上几天时间再做出最后结论。再后来证实，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内容主要是从学术刊物上的三篇文章中剽窃而来的。一位愤愤不平的英国情报官员说：“你不能只选你需要的证据而忽略其他所有证据！”
比如关于巴士拉起义。在巴士拉这个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内，忠于萨达姆的部队与城外英军对抗了长达两周时间，但美英媒体却沸沸扬扬炒作说“巴士拉城内平民举行了起义”……其实，这种“起义”从未出现过。3月30日报道还称，美英部队在巴士拉南部俘虏了一名伊拉克将军，后来也证实这两个消息都是错误的；
比如关于装甲编队推进到“巴格达心脏”。当年4月5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装甲战斗编队已经穿过了巴格达的心脏地带，并击退了沿途遭遇的伊拉克部队” ——实际上，这次路程为二十五英里的突袭行动主要穿过的是巴格达西南部的工业郊区，尽管其中一条路线曾经接近城市的中心地带，但并没有真正到美国媒体所描述的推进到城市的“心脏”；
比如关于萨达姆“死亡”。3月20日开战第一天，美国的媒体在评价“斩首行动”时就报道过“萨达姆已死亡”的消息，还说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也可能同归于尽——其实，这种消息纯属子虚乌有。在整个战争进程中，美国媒体已经让萨达姆“死”过数次。有人戏言，“如果伊拉克战争再晚结束一些时日，萨达姆不知道还要死上多少次……”
…………………………
这些手法，与美西方集团在今天的乌克兰何其相像。
在伊拉克作战时，美军大肆进行新闻欺骗的行为不仅导致国际舆论反映强烈，连政府操纵的媒体也纷纷奋起抨击。
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美、英、澳特种部队已占领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定的目标，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导弹，没有流动发射台，也没有化学武器。一名官员说，特种部队按图索骥直捣‘黑点’，但每次都是空手而回，并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所谓的“黑点”正是国务卿鲍威尔为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授权动武决议徒劳无功时列举的所谓“证据”。
后来，布什政府不得不改口说：“大杀伤力武器也许要到战争结束后才能发现”，并表示将继续在伊拉克展开搜查，不需要获安理会授权的武器核查员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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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新闻管制训条》里，就公然写着“在未来战争中，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军事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舆论战场上的敌人。后者包括本国和西方国家以及一切亲西方的无冕之王们。”
美国《纽约时报》更是在2003年直言不讳：“在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五角大楼从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媒体。”
可以说，自里根时代以来，没有哪一届政府如此善于处理信息和操纵图像。在舆论战运用的层面，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确实给了世人以新的演示。
在伊拉克，布什政府将媒体变成了完全的战时武器，利用它散布信息以侵扰和恫吓伊拉克领导层。
当炸弹落在巴格达的宫殿和政府部门所在地的时候，真正的“新闻战”也通过卫星发射器开始了。
随着美伊战事的发展，交战双方不但在战场上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而且在各自的媒体上也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几乎每一条重要战况都可能从美伊两方传出不同的消息版本，各种难以辨别真伪的消息充斥着媒介、充斥着受众的眼球和耳鼓。
在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之前，全世界有大批的记者申请随美军采访，美国国防部最终批准了671名记者在军队的不同领域参与随军采访。
其中，仅美英两国——也是伊拉克战争的两大法西斯侵略国——的记者就占去了70%左右。
其中之其中，仅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一家就达二十多名，几乎重大采访活动都有他们的记者参加；美联社以及三大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四大台（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网）等媒体的新闻记者，也都分布在他们认为可以得到“有价值新闻”的地方。
为了吸纳记者参加“嵌入式”采访，美国军方还做了精心的大量的准备。
在战争爆发前的2月中旬，军方就出台了一本《战地记者手册》，把记者的采访和发稿权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
在开战之时，设在卡塔尔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所有前来采访战事的记者宣布了战场宣传纪律，要求本国的广播、电视、报刊等主流媒体必须与政府“一个声音说话”。
试问中国的小清新们，你们鼓吹的西方新闻自由在哪里？
美军对新闻报道作了四十多条具体规定，明确十四种情况可以报道、七种情况有限报道、二十一种情况不准报道。
美军还为战地记者规定了“十九条守则”、“三个不准问”(一是不准问美军和英军的伤亡情况，二是不准问与目前的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三是不准问与今后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
前往战地进行报道的记者，还会人手得到一份五角大楼制订的长达十二页的《战地采访须知》……
对此，日本专门研究战争报道的评论家武田彻指出：“大量提供对已有利的宣传材料，而限制于己不利的新闻报道，是美英新闻战的根本指导思想。”
对此,《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媒体应具有对信息的甄别判断能力，避免受军方的控制和操纵更不应成为战争的武器。
美军新闻中心在中东坚持每早9点开放、晚7点关闭，记者必须在晚7点之前离开。
记者出入大门车接车送，所有设备都要接受警犬鼻子的检验。而记者们获得新闻的主渠道就是每天的新闻发布会，而新闻发布会上每天的模式都是首先由美军新闻发言人炫耀美英联军的“战绩”，并说是按照原定计划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所订计划内容在战场上基本得到了落实……
有时候，记者们全靠在新闻中心的两台大屏幕电视获取战事新闻。
这样的“采访”，许多重要的新闻都没有机会得到，就连开战的消息，记者们所收到的都是“迟到的消息”，直到战争打响后才获知。
至于那些忤逆美军新闻方向的新闻工作者，下场则是极惨的。
伊拉克电视台就是其中之一，它是萨达姆总统用来痛击美国、鼓舞士气、争取民心的最强大的舆论工具，也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美方原以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占领并利用它，没想到行动受阻，战争难以速战速决因此。直到开战的第六天，忍无可忍的美军直接便轰炸了伊拉克电视台，使其陷于瘫痪。
还有两名持反战态度的葡萄牙国家电视台记者，在美军控制的伊拉克南部区域采访时遭到美军的非法拘留，度过了七十二小时梦魇般的生活。
美军指控他们是间谍，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命令其躺在地下，并用脚踩他俩的头部和手部，使这两名记者受尽了虐待。
为此，葡萄牙新闻协调委员会在2003年4月2日也发表一项声明，要求美国当局尊重葡萄牙记者在伊拉克战场进行正当采访的权利，停止对记者采取“非法的、凌辱的和随心所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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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之所以重视舆论战，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传媒与战争的密切关系，肯尼迪曾经说过：“战场上没有电视，我们将无以为生。”
卡特也曾认为：“安装新的发射设备对东方进行广播，要比设置导弹更重要。”
由于攻打伊拉克的战争备受美国社会关注，美国国内的各大媒体都把这次战争当作一场比拼实力、争夺市场的机遇。他们对这次战争报道也分外重视，都不希望输掉这场媒体大战。
其中，CNN、FOX、 MSNBC三大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竞争格外激烈。
CNN借海湾战争的报道曾树立起了在全球新闻业界的地位。但是在2002年，CNN在美国的收视率已经被FOX超越。
因而CNN早已憋足了劲，想借2003年的对伊战争报道再现辉煌。
CNN的母公司 AOL时代华纳集团特批了3500万美元作为伊拉克战争的报道预算，不惜重金把科威特城内的利兹酒店整个包租下来。
为了在战争报道中胜出，他们派出了数十名记者进驻海湾——其中不乏一些名记者，如曾经被伊拉克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阿曼普尔、罗思和布利策。
从历史看，不仅是美军，另一支法西斯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粹德军也深谙此道。
希特勒在策划战争时便将广播视为陆、海、空三个战场之外的“第四战场”，进行了节奏井然的备战。
大战开始后，德国法西斯每到一处，就迫不及待地掠夺占领区的广播电台，扩充其“第四战场”的实力。
到1943年，德国已拥有二十三座短波电台和超过一百座中、长波电台，使用五十三种语言，每天播出近三百次新闻节目，使得全欧洲都能听到德国广播员的声音，其他洲也有不少地区能听到德国的广播，让“纳粹价值观”遍布各地。
当然了，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在舆论战场击败过强大的法西斯舆论军团的例子——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后世以来不断渗透、策反、投资我国的新闻界，正是朝鲜战争p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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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官方媒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指挥下，对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帝国主义关于抗美援朝的虚假报道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在毛主席的部署下，中国的官媒不仅深刻揭露了美国之音美化侵略战争、颠覆共产党领导的反动面目，也厘清了人民群众中一少部分人对美国之音的模糊认识，使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稳定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首先要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中国进行舆论策反是早有预谋的，自1944年夏季开始，刚刚成立两年的美国之音便开始推出了中文节目，专门用来反共，兵峰直指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共产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就成为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舆论战、心理战的主要工具。
1950年9月13日，杜鲁门向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外交使团交付了一项总统密令，规定“要用更强有力的心理战武器对付日益扩大的共产主义威胁”，支持美国国务院对共产党宣传采取攻势。
朝鲜半岛的战事爆发后，我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入朝作战，美国之音迅速强化对华宣传策略，通过不实新闻来迷惑前线的志愿军、扰乱国内人民的备战支援活动，以此来掩盖美国在朝鲜参战的不义行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6月27日，在毛主席的要求下，《人民日报》以《朝鲜共和国军队转入反攻》为大字标题，整版编发集纳九条消息的一组新闻，正式开启对美国法西斯媒体的由守转攻。
在名篇《朝鲜共和国军队转入反攻》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同时发表题为《朝鲜人民为击退进犯者而奋斗》的社论与一篇平壤通讯，深刻揭露美国扶持南朝鲜李承晚法西斯集团挑起半岛战争的经过。
从7月开始，《人民日报》以周刊形式将每期的第五版开辟为《保卫世界和平专刊》，以国际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视角集中报道朝鲜半岛正在发生战争，鼓舞朝鲜同志的士气，打击法西斯集团的气焰。
10月25日，我志愿军雄赳赳入朝参战。
入朝次日，为了配合军事行动，毛主席与众同志经过商议，由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我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根据这一最高指示，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全面投入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这场宣传教育运动中，对美国之音的批判成为了重头戏。
从1950年11月中下旬开始，《人民日报》作为舆论矩阵的龙头，领导多家官媒集中火力、重点打击，掀起了批判“美国之音”的浩大声势。
最令人称道的，就是毛主席指示的让群众来稿、放任群众的力量敞开来件，体现出最广大中国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明确指向性和真实性。
1950年11月下旬是人民日报集中批判美国之音的主密集时期。据统计在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群众来稿达十六篇。
来稿群众中有大学教师和学生，也有工人和其他社会各界群众，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汪洋大海足以淹没一切来敌”的人民战争思想。
另一方面，《人民日报》在采取群众来稿的批判形式时，也非常注重运用群众的自身经历、心路转化等具有个体情感体验的表述方式，来揭露“美国之音”造谣弄假、颠倒黑白的虚伪宣传。
这种舆论打法，更在效果上增强了舆论引导的亲和力和说服力。
比如，在燕大教员座谈会上，从美国归来的郑林庄教授就说：“在路经香港时，听人说燕大的陈芳芝教授已被共产党‘配给’了。”
话音落下，连在座的陈芳芝教授也不禁笑起来。
蒋荫恩教授也附和：“我在美国时，看到一期‘生活’画报上登着一张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举行入城式的照片，上面只有以乐队前导的‘共军’行列在街上孤零零地走着，两旁冷清清地没有一个欢迎的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之音毫无疑问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庞大而又恶毒的造谣机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中国大陆被基本消灭后，美帝国主义除了特务以外用以破坏中国人民政权的一个卑劣的工具。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义务把美国之音从中国赶出去！”
除此之外，官媒们还通过对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特别是美国侵华历史的回忆，在人民群众中间建立起普遍的“集体记忆”，从而在追溯历史的过程中揭露帝国主义无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真相。
为此，《人民日报》先后刊发了多篇诸如《残暴的美国侵略者》《美帝侵华年表（图表）》《美帝控制中国海关时的罪恶》《驳侵略者口中的“中美友谊史实”》《剥落“蒙面强盗”的面具》《从美帝“移民法案”看所谓“中美传统友谊”》《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的侵略内容》等文章，来唤起人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从而启发群众认识到美国之音等媒体对华播报的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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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内舆论战场的笔锋文战，在前线的枪林弹雨下，我志愿军也在党支部的政治攻势下，领导着前沿舆论战的进行。
1951年11月，美侵略军蓄意制造著名的“汉莱事件”，污蔑我军虐杀战俘。
对此，志愿军专门组织动员美军俘虏撰写家信，在电台录音广播，以支持中朝司令部发言人驳斥美方诽谤的声明。
1953年，美国政府又以淫威在联合国提出所谓“梅奥报告”，再次污蔑志愿军在朝鲜杀害美国战俘。
志愿军对此依旧高度重视，通过让敌军俘虏向他们的家人寄送信件、照片，出版外语小册子、画刊等，向世界进行广播，并邀请国际人士参观战俘营等方式，向国际民众展示被俘敌军的真实情况。
一些英国读者读了小册子，听了广播后反映：“你们共产党军队对待战俘真的既人道又仁慈”。
一些美国人看了被俘美军士兵的照片和信件后也表示：“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正像母亲的心一样”。
志愿军总部当时指出，要有计划地揭露敌军暴行，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国的真实面目，宣传效果非常好。
针对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扣留战俘、强迫志愿军被俘人员当特务、在巨济岛屠杀战俘等罪行，我军进行了详细调查，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论证，确保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当这些材料在国际公开后，迅速扩大了反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正向舆论，让世界人民看到了美军的真实面目，对美国政府形成强大舆论压力，为志愿军把握舆论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为更好开展国际宣传，志愿军还邀请数位国际和平民主人士到朝鲜战场参观，特别是邀请他们到战俘营参观，展示志愿军优待俘虏的真实场景。
1951年，一名布拉格记者访问战俘营，回国后即著书介绍志愿军优待俘虏的相关情况；1951年至1952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法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和英国妇女领袖费尔顿夫人，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知名和平人士相继到战俘营参观访问，回国后进行大量宣传。
特别是费尔顿夫人返英后，写文章、著小册子、作报告，在英国广泛传播她在战俘营的见闻。
她感慨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真的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
在我军战俘营中，美英俘虏们还可以可以给家人写信。我军给他们发了钢笔、纸、信封，不要太贴心。
这也促使了许多美国大兵留下，在毛主席和我军的教育下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志愿军的国际宣传，不仅是单纯完成任务式的宣传，还十分注重宣传艺术、卡准宣传时机。
比如联合国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志愿军曾将战俘“要求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以早日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呼吁书（包括写给联合国大会主席、苏联代表团、美国代表团的呼吁书）送苏联代表团备用。
1952年板门店谈判受到美方阻挠时，恰逢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来朝，志愿军又借机会发表英国俘虏致亚历山大的呼吁书。
1953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伦敦召开妇女大会，英国俘虏再次联名致电，对大会表示支持，并呼吁英国妇女积极争取朝鲜停战，以使她们的亲人早日回家。
作为辅佐，志愿军还连续出版了《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战俘》纪念册和《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画册，其中图片占很大比例，并力求印刷美观。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前线战士舍生忘死的炮火轰鸣打下的，那些报纸、电报机、油印机、广播机，同样组成了抗美援朝的另一块主力战场：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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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看到，战时的舆论战往往也是一场「反奸战」，躲在角落里的汉奸们对于战事的影响是绝对巨大的。
典型的，那个贪生怕死、叛逃到南朝鲜军营里的谷中蛟，贩卖了我军的情报信息，让美韩联军效率神速得打死了策反战、心理战。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同样善于策反伊拉克军民。
在战争的策划及开战阶段，美国买通了一家通信公司，在开战前，他们向伊拉克军人和民众发射了一波又一波的短信，动摇他们的信心，以期达到使对方不战而降的目的。
在进入巴格达之前，美军利用其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线索，分别给伊拉克的各级将领发手机短信，请他们放弃抵抗、投入到美军的怀抱、美军将给予特殊保护并施以重赏……
这一招非常管用，许多将领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主动放弃抵抗、弃城而逃。
结果美军没费多大功夫、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巴格达城，本应该发生的巴格达巷战成了落空的预言。
几十字的短信竟然胜过大军压境，胜过万弹齐发……
针对美国在战争爆发前对萨达姆下达的“最后通牒”，一条流传颇广的手机短信息这样说：“迫于美国总统布什最后通牒的压力，萨达姆决定离开巴格达，但前提是他能够流亡白宫。”
而在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的前夜，另外一条短信则戏称：“萨达姆颁布了一道政令，要求把伊拉克国旗上的'真主是伟大的’字样，改为'上帝拯救我们’……”
“上帝拯救我们”是布什在讲话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这条短信击碎了无数伊拉克民众的心理防线。
放到今天，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俄罗斯的媒体与中国的中文互联网之上，美国人的动作同样层出不穷。
国际黑客团体“匿名者”在24日俄军开战当天就宣布对俄发起“网络战争”，并承认攻击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
“匿名者”在社交媒体推特发表声明称该团体“全体人员正式向俄罗斯宣战”并已经“攻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有黑客还在个人推文中加了“乌克兰”的标签。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报道，自莫斯科时间24日17时起，这家媒体的网站一直受到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即短时间内以巨大访问量瘫痪服务器。
其中，大约27%的攻击发起地址位于美国。
此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俄议会相关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克里姆林宫和俄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院的网站也遭到了网络攻击，且很可能与美国的活动、乌克兰局势等相关。
中国这边同样，这次美国对中国新闻场的进攻不仅仅是常态化的舆论策反，同时也是借助俄乌冲突对中国不久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舆论战的压力测试。
从所谓“反战”争议到所谓“调侃乌克兰姑娘”争议，从自媒体出动到明星名人下场......
节奏步步有序，层次进阶分明，规模逐级加大。
甚至，还有官媒试水……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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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战火正燃，美舰便又来骚扰台湾海峡，同时以舆论战对中文互联网进行战时压力测试……
不内涵，最后我就说说台湾。
在过去几年里，民进党当局曾多次通过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向美国无家智库机构提供资助，以促使这些机构向美国决策层建言，从而确保美国政府制定出有利于民进党当局的政策。
这五家智库分别是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哈德逊研究所，其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获得民进党当局的资助最多，超过五十万美元，美国进步中心在2019年大概获得了五万至九万美元的捐款。
民进党当局这些累计超过百万美元的资金援助明显影响了上述智库对台湾的看法，拿钱之后发表了大量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应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比如，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特雷弗·萨顿2020年3月在《华盛顿月刊》上曾发文称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将有助所谓“民主自由”。
哈德逊研究所的两名研究人员帕特里克·克罗宁和瑞安·纽哈德，也曾提议美国向台湾方面出售集束炸弹或燃烧武器，使台湾可以威胁大陆“具有重大政治价值的非军事目标……”
台独分子不断地撒钱，美帝法西斯再于全球调动新闻势力，万箭齐发投入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各大新闻平台……
这不是想象，这就是事实。
马克思在写于1861年10月5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中曾指出：“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地位的《泰晤士报》，在不列颠帝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就完全是为了制造符合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的舆论，必须为他想做的事准备舆论，并且强使舆论赞同他已经做的事。”
毛主席更是在1962年9月直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而在1967年6月，毛主席还说过一句更发人深省的话，用作本文的结尾吧：“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REDBOY”，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