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子：关于新冠死亡人数的统计问题

　　最近中国出现了三例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之后的死亡病例，打破了武汉疫情后中国大陆零死亡的记录。官方宣布疫情死亡数字后，近日又出现了某些官员的不同“官宣”，说吉林的两例死亡，致死原因是老年性基础疾病，而非新冠病毒感染。但之前的中国官方，却已将这两例纳入新冠疫情死亡人数之中，并向世界公示，至今未改变统计数字。可见对某些官员的“二次官宣”说法，中国官方并未认同。

　　然而，“二次官宣”的口径改变，却使得许多人开始迷茫起来，怀疑中国是否对奥密克戎病毒小题大做？局部地区封闭，严防死守是否必要？有些激进者甚至提出，自己宁可被感染，也不愿“失去自由”，以为年轻人被感染之后，很快可以自愈；而老年人死因是基础疾病，不是变异的新冠病毒。可见新冠疫情的死亡数字统计，对制定抗疫方针有重大意义。采用什么角度统计数字，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众所周知，在新冠疫情中，死亡人数统计，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国两次“官宣”就带来这样一个问题：新冠疫情究竟应该怎样统计死亡人数？究竟应该按“诱因”统计？还是应该按“死因”统计？是否不应该把被新冠病毒传染之后的“全因死亡”，纳入“新冠死亡”的统计之内？这些医学上的不同统计方法，结论会大相径庭，会严重影响“动态清零”的抗疫国策的制定基础。

　　从西医科学看，在“全因死亡”中，区别出“死亡诱因”和“致死原因”，是传统做法。比如因跌跤而死的老人，最后致死原因不一定是骨折，大概率是基础疾病，而不是“诱因”跌跤。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样的区分不无道理。

　　现在，西方抗疫成绩虽然不如中国，但美国和西方各国，都没有按照最后的这种“死因”来统计疫情死亡人数，无论致死原因是什么，只要感染新冠，均纳入新冠病毒死亡数据，这是为何？

　　中国武汉最初没有全面使用中药治疗，老年人死亡比年轻人死亡多，当时每天死一百多人，就连钟南山这样的大专家都说过，老年人死亡更多，是因为死于基础疾病，说这个疫情病毒的性质具有“自愈性”，年轻人自愈能力强，死亡率低；老年人自愈能力差，没有特效药，死亡率高。西医这样的解释不可谓不科学，不可谓不正确。而即便如此，当时武汉也没有在疫情感染死亡的统计中，把老年人基础疾病致死，从疫情死亡人数中剔除出去。当时“专家”们只担心中国会死亡瞒报，无人质疑中国把基础疾病死亡，纳入疫情死亡人数的“不合理”性，所以根本不会出现最近吉林两位老人死亡原因的“二次官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