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警惕老年民粹了”: 一位清华教授的犀利揭示

　　【导读】近年来，民粹化浪潮席卷全球，欧美民粹化、极右倾现象更是达到一个高峰。受此影响，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更为凸显。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社会年龄结构问题。

　　作者指出，就现象而言，在美国和欧洲的选票政治中，保守主义投票与较高年龄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一个悖论是，投票者反而会支持对自身利益有伤害的政客和政策。这种吊诡现象的出现，主要有心理和经济两个原因：

　　从心理上看，很多人有实现梦想的“排队心态”，高龄人群亲历过高增长年代，曾相信美好生活靠个人奋斗实现，相比于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他们更多体验到的，是外来移民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的“插队”，进而反对那些推动全球化的“帮凶”们。

　　从经济上看，由于老龄化来临，人工成本上升，西方积极投入自动化的怀抱，制造业中最资深、也是最消耗成本的熟练工最易被替代，而他们的技能可迁移性低，收入和养老都遭受打击，自由派又推动降低各种社会福利，自然会引起不满。从这一角度，可以发现：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且短期内不会消退的结构性趋势，它所支撑的民粹主义在短期内也不会消退。但这不代表“老龄化民粹主义”绝对不可调节——如果真正解决这部分人的需求，就可能遏制民粹主义的发展。

　　在主流政治学文献中，民粹主义被视为“针对现行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大众动员”。既然是反抗现行精英，民粹主义的政治力量，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标榜为来自体制外的新鲜力量。例如，作为美国共和党激进右翼的唐纳德·特朗普，即便在担任总统期间，也经常在推特上将自己标榜成“华盛顿的外来者”；他的反对者，民主党激进左翼的代表伯尼·桑德斯，同样将自己定位为“白宫的局外人”。正因为民粹主义者的这种反建制立场，许多学者将他们视为极端右翼或激进右翼。

　　所有这些标签——无论是“新鲜”“极端”，还是“激进”，都往往让人想到积极进取的年轻人，而不是已经步入暮年、理应接受现状的老人。然而，在西方世界最近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中，老年人却是民粹主义阵营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有72%的登记选民参与了投票，其中52%的投票者赞成英国退出欧盟。在英国脱欧公投的整个运动过程中，从脱欧公投日程宣布，到脱欧与留欧两大阵营宣传动员，直至脱欧结果确定后仍然连绵不息的辩论，社交媒体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甚至专注于社交媒体影响的剑桥分析公司也因出于政治目的滥用用户数据而遭到起诉。新信息技术在脱欧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让我们误认为脱欧战场的主力，是这些新技术的主要受众和使用者——年轻的互联网一代。然而，若仔细分析最终决定脱欧结果的公投数据，我们会发现老年选民的抉择才是关键：与18~24岁和25~34岁两个青年人组别的低投票率不同（分别仅有36%和58%），临近退休的55~64岁组和已经退休的65岁以上组的投票率分别高达81%和83%，青年人的高社交媒体活跃度似乎并没有同等转化为实际的投票参与率，而后者才是与政治结果直接相关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分析更为直接的决定因素——实际的投票倾向，会看到18~24岁组别中，支持脱欧的比重仅有29%，25~49岁中脱欧支持者的比重也未过半（46%），但55~64岁组和65岁以上组则高达60%和64%。总体而言，无论是投票率，还是脱欧立场的支持率，均与年龄呈现高度正相关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