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调休制度，实在反动

　　调休制度实在是反动，不论是官定还是资定。

　　看似一口气放五天假、七天假、八天假，但统统会在前后的双休中找回来。

　　等于是“借你的双休，来补足我设立的法定假期额度”。

　　可问题是，这双休也是打工人本就法定的自有假期，你这一“借”，归还否？“借”的时候，商量否？

　　最典型如前年的国庆，所谓“国庆中秋八天假”貌似连放八天，但实际只是由于重合而已，同时还要前后找补。

　　假期前后对双休日进行克扣（本身所有的所谓“三天假”都会克扣双休），这种操作放在996的大背景下更加让人崩溃：原本就已然996的状态，却又因为小长假的“寻补”而继续进一步攫取压榨双休。

　　为了促成五天假、七天假的实现，反而让长假前后的996更恶化了一个层次，直接堂而皇之地变成了007：“辛苦点，下礼拜给你一连放五天……”

　　这就是在劳资双方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均不平等的情况下，关于时间的分配权、假期的操控权完全为资本所控。

　　去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十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促进依法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这样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曾参与《劳动法》论证与起草工作的董保华教授，曾对该法如今的实施现状持鲜明的反思态度：“现在的《劳动法》处于一个不被很好执行的状态，总结来看就是高标准、窄覆盖、宽执法。”

　　恩格斯曾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这与今天利用所谓的调休制度对假期设置进行干预操纵，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种制度到了20世纪的美国便变成了“泰勒制”；到了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劳动日的长短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力量决定的，无产阶级曾经为了缩短劳动时间维持生存的权利，同资产阶级展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从英国开始的，随后遍及资本主义世界。

　　1866年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提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战斗口号。

　　在旧中国，我国无产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也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