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学：一言九鼎与九龙治水的矛盾
科层制的官僚体系是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开展社会行政管理的机构体系。在官僚体系里头，依层级上级向下级发布命令，下级没有太多商量探讨的余地，一般只能照章执行。批评官僚体系的人会说它对上不对下，一切事务都由官僚体系中的上层决定，没有办法保障民众的利益；赞扬它的人则常会用它权力集中，反应迅速，能克服民众的短视，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来进行反驳。
官僚体系忽视民众利益的方面已经在历史中展现得非常明显了，在此不多做赘述；那么它是否真的如它的维护者所言的能够迅速反应，克服民众的短视倾向做出更为英明的决策呢？
粗粗看来，在官僚体系中，看似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威，下级自然只能牢牢团结在上级的周围，一层一层地向外扩展，整个官僚体系都应该以它的权力核心为中心，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才是，这样它自然能够迅速遵循最上层的决策开展行动。而在官僚体系的最上层，自然有海量的顶尖专家对社会运行进行顶层的计算和设计：他们比我懂，也比你懂，自然可以突破民众的视野局限进行科学决策。
然而现实又如何呢？在官僚系统的内部存在着大量的矛盾，不单在不同部门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连有直接统属关系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不单阻碍决策的层层执行，对决策本身的科学形成也会产生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冰山一角：财税斗争中的难题再生产
在国内，官僚体系上下级矛盾最核心的是央地矛盾，央地矛盾最集中的一次体现是分税制改革。可以以分税制改革为案例来分析官僚上下级之间的内部矛盾。
分税制改革是1994年朱镕基总理推动的一项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后至分税制改革前，国家财政体制采取“包干制”，地方财政仅需向中央缴纳定额的财政税收。这个定额依据中央和地方的逐一谈判进行确定，往往依据地方的一些经济发展指标而定，地方为了更多地截流税收，往往虚报相关指标，向中央上交的税额多年不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连年下降，至1993年低至22%，中央本级支出的国家安全、科研、外交等支出减无可减，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分税制改革开始了。
分税制改革名义上说就是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把一部分税种交给中央财政征收，一部分交给地方征收，其余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与之相对应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也进行了明晰的划分，如国防、外交，还有中央本级的行政、公检法、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支出归中央负担，地方的行政、教育、文化、卫生等支出由地方负担。分税制改革的种种举措看着似乎合情合理，但它实质上是一次中央集中自身权力的行动，魔鬼隐藏在财权和事权分割的具体举措里。在税收权力的分割中，如关税等几种方便征收的税种均归中央财政征收，规模最大的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进行分享，中央的财政收入份额相较包干制时期大大扩展了；而地方的种种行政、教育、卫生等开支是相对硬性的支出，却只能留由地方政府负担。到2015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50%，而支出仅占15%，中央财政盈余的部分则通过转移支付逐级分配给需要资金的地方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