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闻花香，我们要晒太阳——“过劳”何时了？

　　2020年12月29日，拼多多一位远赴新疆支持“多多买菜”业务的女孩因连续加班过度劳累，在下班途中猝死，时年22岁，内部账号上写着“为多多守边疆”。2022年7月26日，杭州又一位22岁女孩连续四五天熬夜加班，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七月初，她曾给妈妈发微信，“妈妈，我人不舒服。”在妈妈随后问“宝贝你有没有好一点”时，她说，“没有，心口疼，一晚上醒了好几次。”女孩原本有一个哥哥，但在2015年因为车祸去世，她独自承担起家中的债务，为此拼命工作。事发前几天她已经出现了感冒、胸闷不适等症状，但她依然坚持工作，直到发生猝死。

　　这些描述，让人不忍卒读，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在互联网与工作相关的网站上，随处可以看到工作过度的人们发出的悲鸣，解决过劳问题已刻不容缓。

　　过劳问题真的是无解的吗？

　　“过劳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事，早在17、18世纪资本主义诞生伊始，就普遍存在着一种强迫劳动者超时、超强度的劳动的行为。在《资本论》中就有的实例：“1863年6月下旬，伦敦各日报，皆以‘过劳而死’的标题，记载一段新闻，叙述一个女服裁缝工人玛利·安·沃克勒的死。她20岁，在一个很像样的成衣店做工……这个女工，平均每日劳动16.5小时，在忙季，往往做工30小时，没有间断。劳动力感到疲倦时，她常以酒和咖啡作刺激。……与其他60个女工，30个人一组，在一个必要空气还供给不到1:3的房间里，做了26.5小时不间断的劳动……沃克勒是星期五病倒的，星期日就死了。”这与我们眼前的那两位过度加班猝死的女孩的命运何其相似啊！资本家天然就要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要想方设法地增加工作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几百年前的工人阶级，就是这样深深的陷入超时、超强度的劳动的地狱里，世世代代都看不见一点希望，以至于从当时官员的统计来看，整个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都缩短了。

　　当时的工人阶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在距今150多年前的1866年9月，“国际工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基于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提出：“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并宣布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世界劳动运动的共同目标。

　　据统计，在1880-1886年期间，美国共发生了4000多次罢工，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到150万。仅在1886年这一年，罢工所波及的企业就有11500个以上。这一时期的罢工斗争，大多都是以缩短工作日为目的的。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集体罢工，上街游行，瘫痪了美国各个主要工业部门：火车停了，商店关门，仓库贴封条……罢工工人们传唱着一首“八小时之歌”：“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巨大力量使政府当局和资本家极为恐慌，他们不甘心答应工人的条件，便露出他们狰狞的一面。5月3日，芝加哥政府当局故意制造混乱，当场开枪打死两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极大愤慨，于5月4日在干草市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又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先后共有4名工人和7名警察死亡，史称“干草市场惨案”。为了纪念这次工人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工人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成为国际劳动节的前身。1889年7月14日，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的决议。这便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在世界上首次以一国一般法的形式公布。直到今天，他们留下的工人福利、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依然庇护着后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是人民的逻辑。”

　　我国的过劳问题从何时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拥抱了市场经济，围绕着市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前，劳动者是作为国家和企业法定的主人，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时的企业和劳动者是一种利益一体型的关系，劳动者不是企业的雇员，企业没有权利随便开除劳动者。而市场化改革推行以后，国有企业逐步实现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企业员工从过去的“主人翁”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企业和工人利益一体型的局面被打破，国企同样也要追求利润。从优化组合到下岗失业，大批劳动者被推向了市场，其中很多人就业能力不高，逐渐变为弱势群体，在就业过程中缺乏和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工时等劳动标准方面只能被动接受。

　　那些侥幸留在国企中的员工也不好受，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了，“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取代了“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职工名义上仍是企业主人，但失去了实际的权力，招聘、晋升、工资、福利等都由公司说了算。在所有 制方面，民间资本、外资被大力引入，越发迫切的要求国企压缩成本支出、增加利润，占领市场，几乎与私营企业的做法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到城镇，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了需求，市场竞争加剧，劳动者在资本面前几乎没有议价能力，我国有没有特别强力的劳动法和真正维护劳动利益的工会，使雇主要求劳动者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为了保留工作岗位，劳动者一般也只能被迫接受。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点，就业压力大的原因还有部分就是由过度劳动本身带来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阶级中，就业者部分的过度劳动，势将促使产业预备军队伍增大；而在反对方面，产业预备军由竞争所加于就业者部分的加大的压力，又强制后者不得不过度劳动，不得不服从资本的支配。由劳动者阶级中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强使其他劳动者陷于游惰，又由其中一部分人的游惰，强使其他劳动者陷于过度劳动，那已成为个别资本家的致富手段。”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资本加速在中国的投资设厂，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不断攀升，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劳工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压制和剥夺，“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更加凸显，劳动者过度劳动的问题愈发严重。

　　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形成生产的国际分工，企业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必须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同时，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也更加显著。在这样的环境下，资本追求利润的要求更加迫切，为了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下去，就会想尽办法压缩用工成本、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从而获取在全球中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随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越来越强，为留住资本，政府在处理劳动关系时往往更倾向于资方，使得资本的谈判能力更强，劳动者的地位更加弱化。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引资和单纯经济增长的动机，期望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吸引资本，便竞相压低工人工资，放松对劳动关系的规制，在工时等标准方面放松监管，放任企业违法用工的行为，最终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来换取地方经济发展。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2011-2012年度，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其中42.4%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50个小时，18.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60个小时，5.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1～70个小时，1.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71～80个小时，1.3%的受访者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1]

　　劳动者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呢？

　　放眼如今的世界，过劳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有，而是在全球普遍存在。世界各国的工作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呈减少趋势，之后这个趋势却突然停止，再次转变为逐渐增加。就连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间也在不断延长。[1]

　　以美国为例，1967—1981年出现了减少趋势；之后形势发生逆转，从1983—1996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加趋势。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劳动者的生产率提高了两倍以上。换言之，在20世纪80年代末，劳动者只需一半时间就能生产出40年代末人们拥有的全部财富和服务，纯从数学运算的角度来说，每天工作4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怎么工作时间不减反增了呢？美国学者朱丽叶·B.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给出了她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的激励机制偏好延长工作时间。由于这些激励机制的存在,长工时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作时间缩短不是因为资本家的恩赐，而是因为“工会及社会变革家们为缩短工作时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期间,斗争偃旗息鼓了，长工时自然而然有所拾头，美国工人的休闲时间开始减少，到现在甚至出现了危机。”“19世纪中期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就并非像主流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市场体系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真正原因是工人与决定工作时间长短的各个环节作了不懈的斗争。”

　　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有一种说法鼓吹“唯生产力论”，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生产力不足。须知技术不过是工具，机器可以被用来解放劳动力，也可以用来操纵劳动力。科技进步了，这一份成果却并不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反而加强了敌人的统治力。新型信息通信技术是减轻、省去工作量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因为网络将工作时空和生活时空连接在了一起，工作时间就有可能无限延长，家里家外都变成了职场；发达的社交媒体本应让人们更加包容开放，却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据点，散播焦虑和撕裂，把人们推向消费主义，过度消费、过度劳累；由于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聘用方式渐趋多样化，业务外包也变得相对容易，于是产生了为数众多的非熟练工人，很多正式员工也可以用非正式员工替代。结果许多劳动者失去了向来稳定的工作，雇佣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技术并不能够自动的引发革命，为人类带来幸福，关键还要劳动者自己去争取。

　　今天的我们，无论物质条件还是文化素养都远胜于当年，先辈们能争取到的权利，没有理由我们争取不到。不论是“血汗工厂”里的工人，还是“格子间”里的白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雇佣劳动者。为了健康，为了尊严，为了让这些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不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要限制和缩短劳动时间，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要夺回人类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森冈孝二著；米彦军译,岩波新书精选 过劳时代,新星出版社,2019.01,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