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丑闻只是表象，文艺行业有问题更严重

　　上周写完《从李易峰出事说起：文艺行业怎样才能变好？》一文，陶叔对文艺领域近年来的热点事件进行了一番回顾。

　　这一回顾有了惊人发现：

　　明星丑闻频发只是表象，背后是文艺行业整体存在严重问题。

　　对于这个行业的问题，很多人进行过关注，并思考解决办法。其中，有不少人提出文艺行业应该回到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上来。

　　对此，陶叔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篇文章就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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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大致了解教员的这篇著作。

　　80年前召集的这场文艺界人士座谈，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是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延安文艺界有些什么问题呢？

　　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

　　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

　　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

　　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

　　因为没有统一思想，文艺界人士各自为战胡乱开枪。

　　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文章。

　　这些文章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让国民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大量散发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不良影响。

　　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教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最后形成了《讲话》中结论部分的观点，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

　　其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核心内容。任何文艺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任何文艺也都在为人民大众服务。

　　文艺作品应当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风貌，为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知识，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广大群众的生活中观察、体验，以此为基础创造优秀的文学作品。

　　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是出发点与落脚点。

　　文艺必须服从于革命，服从于政治，鼓励文艺工作者努力做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优秀的文艺作品团结人心、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糟糕的文艺作品蛊惑人心、矮化人民、美化敌人。判断文艺作品的好坏，其革命性是第一位的，而艺术性是第二位的。

　　教员的《讲话》统一了文艺界的思想与行动，指明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讲话》的精神需要永远继承与发扬，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