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外蒙古民心向背演变对台湾民心向背走势的启示

　　根据外蒙古独立前后“清末民初”的民心向背演变规律预判台湾的民心向背走势，对号入座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实力”、自由主义者强调的“制度”与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信仰”，结论必然是以实力为后盾、以制度为保障、以信仰为导向将台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而铺垫于“自由人的联合体”。

　　根据人种学，中国人属蒙古人种，而现在的蒙古人则认为其先祖是夏人苗裔。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活跃着几支游牧民族，最大的一支是被燕国收容的匈奴人。秦汉时代，匈奴族一分为二，北匈奴被远驱到阿尔泰山、高加索山脉以西而远征欧洲（即现在的土耳其人），南匈奴则降汉。秦汉时代，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变成中国的领土，但那时的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唐代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有效管辖。宋代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兴起，因部落名字的缘故而被称做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蒙古人夺取大宋政权而建立元朝。他们还向中亚、西亚与欧洲远征，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大片土地而赢得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熟知，“蒙古旋风”与“上帝之鞭”均来自蒙古帝国对欧洲的远征。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一步与内地融合而成了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至明末，蒙古族内部分裂成几支，彼此争战不已。一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游牧而居，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逐渐有了内外蒙古之分。清朝初期打败噶尔丹帝国后内外蒙古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但鸦片战争后形势急转直下，西方列强的掠夺与打击导致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沙俄趁机侵占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接着便把魔爪伸向中亚大陆的这块大草原。经过沙俄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已完全被操纵的外蒙古在上层王公的策划下乘辛亥革命之机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政府与沙俄艰苦谈判后，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以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21年，受列宁与苏共支持的“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军队的援助下将中国军队赶出外蒙古，打败外蒙古上层王公与旧俄恩琴匪帮后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既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又面对苏联的重压下，万般无奈之中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但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以苏联违约（支持中共）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是中华民国的地图至今仍包括外蒙古的法律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苏联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与外蒙古问题，却受尽斯大林的冷落。新中国领导人在国家统一、国家建设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之间权衡再三，最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而被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要与中国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中国对旅大军港与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周恩来提出外蒙古问题时遭到蛮横拒绝，中国又一次失去了收回外蒙古主权的机会。外蒙古独立的历史教训：第一，外蒙古内部滋生走独立路线的分裂分子。1640年，蒙古四十四部首领在塔尔巴哈台共同制定《察津•必祉克》，即《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各首领一致同意联合抵抗外敌入侵，严惩发动内战的败类，维护祖国的统一。但四十年后在沙俄不遗余力的拉拢、收买下，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竟向沙俄派使称臣，与之结成军事联盟而甘当残害民族兄弟、分裂祖国的急先锋。作为蒙古民族精神领袖的喇嘛教“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在武昌起义刚获得成功而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时就急不可奈与王公、喇嘛们策划外蒙古历史上的第一次“独立”。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想传到外蒙古，以乔巴山与苏赫巴托尔为首的无产阶级以革命思想为分裂祖国的工具，借助苏联的支持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割裂了出去。中国向赫鲁晓夫提出外蒙古问题的消息传到外蒙古后，外蒙古共产党立即行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从而使外蒙古的独立永久化。第二，政局的混乱让外敌有了可乘之机。武昌起义后俄沙皇宣称“要保护外蒙古的‘独立’，使它脱离中国”。俄《远东评论》杂志认为：“给予亚洲俄国以保障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修正国境，此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俄国要在有可能用墨水来划分的限度内，务必尽快早些来划这条线。如果把这种企图拖延下去的话，恐怕会要到非划‘一条血线’不可的地步。”十月革命为中国提供了收复外蒙古的绝佳机会，但日本趁机利用白俄反动将军谢米诺夫窃据了外蒙古。谢米诺夫战败后，日本又利用北洋军阀侵入外蒙古，在那里建立亲日的军事独裁政权。外蒙古军阀失势之后，日寇复扶植谢米诺夫的一个助手卷土重来。列宁在世时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外蒙古将顺便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当时，如果中国能组织强大的军队收复历代被俄罗斯占领的国土，中国就能摆脱被动处境。列宁死后，斯大林杀掉曾经记载过列宁讲话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此后中国再也听不到苏联要归还外蒙古的呼声了。第三，党派的纷争使中国领导人难以高瞻远瞩。“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外蒙古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到内地时，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都异常愤慨而大骂俄国人，甚至一度准备发兵外蒙古，以武力解决纠纷，但基于国内乱局而自顾不暇而都没发一兵一卒宣示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苏联占领外蒙古后不久，被剥夺了权力的上层王公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而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主权赶走俄国人。但中国不可能与苏联不断增加的驻蒙红军相抗衡，长期内乱的中国也未能组织一个外蒙古地方流亡政府以增加收回主权的砝码。根据《雅尔塔协定》，有关外蒙古的协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如果国民政府不屈服斯大林支持共产党的威胁而坚持在外蒙古问题上拒不让步则不仅可为杜鲁门反悔《雅尔塔协定》赢得时间，也可使苏联占据外蒙古缺乏法律依据而为共产党赢得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国共产党主政后如果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而是高瞻远瞩、从长计议将外蒙古问题搁置起来，只要与苏联与美国保持“平衡战略”就不至于吞下斯大林的那颗恶果，中国的版图与中蒙历史就有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幅样子。第四，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的统一进程往往受制于人。冷战后强大的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外蒙古被斯拉夫人无情地抛弃了。现在中国的内蒙古富裕的生活对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蒙古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直至其外交重点投向南方的这个日益兴盛的昔日的祖国，蒙古国国会曾提议把当年的外蒙古并入中国而建成类似于香港的特别行政区或建立联邦国家而使外蒙古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曾有举世罕有的博大胸怀，当初中国衰弱时外蒙古背弃了祖国，先是投入沙俄的怀抱，后来又投入苏联的怀抱。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富强，他们又回过头来要求得到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对待他们又是何等的宽容！但台湾的分离迫使中国大陆必须全力以赴首先应对台湾问题，通过渐进的经济、社会一体化与和平协商与友好合作，中国或许还有迎来外蒙古回归的最后机会，反之则可能助长其极端民族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