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听基层干部讲些不适合摆到台面上讲的心声

2022-11-16
作者: 左玮 来源: 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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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在结束核酸采样工作后进行消杀。新华社资料图】

  2022年已近尾声,谈起今年的工作生活,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基层干部们,向笔者吐露了一些“不适合摆到台面上讲”的心声。本文例举了部分实例,其间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深思和警惕,如何避免更多地区重蹈覆辙,也显得尤为紧迫。

  某天,一向沉稳内敛的政务干部小甲一反常态,在短短几小时内变更了十余次微信头像,并在朋友圈以各种身份不断转帖评论。

  当我好奇询问时,他无奈地说:“你就当我突发恶疾了。”

  原来,今年年初,他所在部门响应上级部门要求,开通了微信服务号。“领导要求,让公众号成为服务和宣传的新渠道。”可是,上级部门只提了开通账号的要求,对于电子政务的运营,既不提供业务培训,也不查漏补缺更新迭代,久而久之,这个小众的地方部门公众号便无人问津。

  “最近,上级忽然又想起这个号了,看数据不好便把指标下到我们最基层。”原本就有大量基层工作积压着的小甲,既分身无暇,也不想“骚扰”亲朋好友以换取“流量”,便一人精分了数个身份,再转发公众号内容截图留存,以应付转评指标。

  近几年,各地政府聚焦数字政务服务,很多地区争相申报各类试点项目和试验区。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个领导其实不懂什么大数据、区块链,到省上去学习或者开会,听说正流行,回来就想‘蹭热度’。”西部某县一名法务人员表示,他们县人口并不多,且以老年人和留守妇女儿童为主。公检法系统的“电子卷宗”改革和所谓电子便民服务,很快因为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火速降温、沦为摆设”。一位机关干部说:“一些照搬先进案例的试点项目,试点期全力以赴、期满后没有长效评估和实效,只有领导靠这些花架子换来了短期政绩。”

  个别“拍脑门”决策,甚至在机关与基层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制造了对立与纠纷。

  警察阿岚和我讲述了她的“下基层”经历:今年9月,B市公安局某领导决定,9月至10月,开展“我为基层值一天班”活动——双休日,各机关警察到派出所执勤24小时,并每周撰写“基层工作心得”。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法警、政工、户籍警等“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地下基层执勤。一位派出所所长吐槽:“一天的‘帮忙’收效甚微,关键是打乱我派出所工作节奏,影响我们内部协调调休。”更让人无奈的是,某地开了先河、宣传稿一发,其他地区领导也开始效仿。9月底,Y市公安局紧随其后,启动“派出所吹哨,机关来报到”机关支援机制。宣传稿中写道:“民辅警主动放弃晚上休息时间,有的刚刚忙完手头工作匆忙吃个方便面就过来了,有的参加完活动后继续回到岗位工作至深夜”、“最大限度减轻基层一线警力不足的压力”。

  L市,在警犬基地工作、远离城区的警犬训导员阿晓告诉我:“白天在基地工作,晚上我去城里规定区域巡逻。本来辖区派出所民辅警就有常规巡逻规划的,我来了后人生地不熟,他们还得派两个人陪着我。”如此巡逻了几天,大概摸清辖区情况的阿晓“求着派出所民警不要陪自己了”。他说:“派出所本来就累,我来了还占用他们休息时间,心理负担太大了。”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案例。

  “群众啐我们一句形式主义还算好的。”回忆起那个深夜的情境,阿明表情痛苦。那一天,阿明及同事们在傍晚忽然接到通知,冬季燃气中毒事件易发,为了“防微杜渐”,某位领导临时发出政令,要求在24小时内,对全市千万人口进行入户燃气安全检查。

  “结果可想而知,深夜很多基层干部们还在腆着脸入户时,市长热线已经被愤怒的群众打崩了。”一位知情者对我说,“别说公安社区这些基层老耕牛了,那天深夜连法官、检察官、妇联、文旅都入户检查燃气去了!群众想不通,我们更想不通。且不说我们不是燃气安全专业人员,即使是,三更半夜敲门入户、草草检查一下让群众签安全知情书,有几个群众能理解配合?”

  这场“闹剧”在凌晨2点民怨到达顶峰后被叫停。后来,某分管领导告诉我,他们将基层反映的情况如实反馈给大领导,领导却说“多做做群众思想工作”、“你们不懂燃气可以凑近管道闻一闻嘛”……

  靠“拍脑袋”来“服务基层”的领导招致了“群众无感、基层不满”的结果,而真正了解基层、敢于担当的领导则是起到了群众满意、下属乐意、工作高效落实的“三赢”作用。

  “感谢组织给我正名,让我彻底放下思想包袱和顾虑,我一定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履职尽责!”今年,领导的一番作为,让J市基层干部阿斌感慨万千。

  6月,区上接到上级转办的信访件,举报阿斌工作存在问题。驻区纪检监察组高度重视,立即调取相关资料,多次实地暗访,组织专家评查小组进行评查等。经多方查证,未发现信访举报中所列行为。

  虽然上级对信访举报作了失实了结处理,但受到调查后阿斌明显心情低沉、不愿与人沟通交流,做事也变得犹豫不决。这些变化被他的领导看在了眼里。

  “切勿因举报投诉而怕担责、萎靡不振,要继续大胆工作,我是你坚强的后盾。”为了给阿斌正名,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干部澄清大会,并联系新闻媒体主动向民众公示、寻求监督评判。事后,很多基层干部表示,组织没有粗暴追责、而是依据事实为基层撑腰鼓劲,这一点也使自己的工作干劲得到了提振。

  “累是累,但我累并快乐着,很有成就感啊。”P地的派出所所长老马如是说。而在Q区派出所,民警阿荣也是一个无需“5+2”、“白加黑”,能时常陪伴家中老人、妻女的快乐民警。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该地区的大领导没有花架子,没有布置大量会议、报表、材料;各部门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不管是机关还是基层干部,都“深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领导自基层做起,专业领域知识过硬且经验丰富,又时常深入最底层、冲在第一线,基层即无“外行管内行”之苦,亦在“领头雁效应”下有所付出、有所得。

  基层干部们的感触为何大相径庭?事情发生在基层,根源却不在基层。

  一些知情者顶着压力,向笔者透露了领导班子联席问题。

  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多部门分管领导集体议事的会议形式。很多时候,领导班子统筹安排,及时调度、安排、研究、处理重大问题,及时沟通反馈、统一行动,将所涉事务的专业部分交给对应职能部门,意在节省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决策水平。

  然而实际工作中,部分地区却存在“席而不联”的问题。个别部门领导只出席会议、却不参与职责分工,导致“只来看会、开完便走”,还加重了基层材料负担。

  例如,某村一位驻村干部就提到这么一个案例:上级各部门布置的婚丧改革调度评比,大大小小十余项。村里没人去世,竟然还得写丧葬改革报告和学习心得,“没参与分工也得写、没得写就靠编”。

  此外,联席制度本意是整合行政资源、融合部门职能,实现“1+1>2”。但个别领导为了个人功绩,人为树立工作壁垒。

  例如,某市国庆节期间,为了做好防疫工作,文旅局干部去排查外地游客输入本市的酒店,在酒店里与工商局人员撞在一起。稍一了解,基层干部们面面相觑——部门之间有内容重叠的地方,领导不愿意共享信息或资源,便要求基层干部们“再做一次”。

  酒店经营者也颇为不解:“刚刚才让我填写录入过的报表,改了几项几分钟后又让我再填一次?”而基层跑断腿、民众不厌其烦的信息采集,有时只是某领导在汇报部门工作时,表明自己又多了一份实际摸排的“台账”。

  “诸多因素叠加,现在联席制度内部开始出现踢皮球的情况。比如一份文件出来了,各单位都出电子版,都不愿意先盖红章,因为哪个单位它最先盖红章,后面就要应对民众咨询求助、事务推进、复盘总结,甚至出问题得担责。没盖章的单位就会摆出一副‘它盖章的你去找它’的态度。原本很好的联席制度频频出现这种怪象,把基层工作人员搞得疲惫不堪,我感到很焦虑担忧。”一位基层干部如是说道。

  还有其他分管领导指出,“以前省市机关的事情要少些、待遇也少些,基层事情多些待遇也高些。今年省上待遇涨了,基层反而在缩水、事情也在加码。”

  而在笔者深入了解后发现,个别地区,联席制度也变成了“联席隐身、公安包干”。国家明确要求政务部门改革、治理的无效警情,再次在联席会议上被巧立名目推给“反正24小时在岗”的公安队伍。

  除此之外,多头打架、层层加码以及泛政治化、行政化倾向逐渐严重的苗头,也值得警惕。

  “大白”小李讲述了这样一个遭遇:

  天蒙蒙亮时,小李便抵达小区。大多数业主在物业通知8点半开始采集核酸后,准时排好队配合检测。“11点多就采集到了99%以上的样本,偏偏有几个人以各种理由没有来。”

  小李说,“上面要求不漏一人,所以大家都不敢走,一直等到下午4点,为极个别人检测完才收工。”他说,此前也有采集到接近100%、便撤走的先例,也通知了未配合采集的业主自行检测,但那位市民,下午回到小区得知小区点位已撤,便不停打12345投诉,最初撤走的“大白”也因此被追责。

  之后,该市很长一段时间内,“大白”只能穿着闷热的防护服,坐在空地中盯着门可罗雀的小区检测点位苦等发呆。甚至,极个别检测点曾因有群众插队打架事件,领导便要求“机关下沉”,此后一个月天天派人蹲守。

  这不禁令我联想到“快乐民警”阿荣,他的同事也曾接到无理投诉,领导不仅没追责反而积极慰问涉事的无辜民警;遇到无效警情及奇葩要求,领导也不会大包大揽,而是坚持原则要求政务回归职能部门。

  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的宗旨,但是,党从没有将此庸俗理解为市场关系中的“服务”。此外,“为人民服务”是整体思想,也不能简单地用个体价值来代替,尤其在当前的基层治理多元诉求中,为人民服务应是为最大公约数的群众利益服务,而不是服务“巨婴”。

  否则,看似呵护了个体的利益,实则损害了更多遵纪守法、一再配合的善良民众。长期以往,矛盾积累得就越多,逼得原本守序配合的民众也开始“按闹分配”,也使疲于应付而无所得的基层干部们逐渐麻木。

  那么,为什么一些领导热衷于督查考核,而不是“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呢?除了领导自身的工作风格,或许,与这些年数据化、精细化考核有一定关系。

  第一,从各单位部门年终报告及考核结果中不难看出,“召开了多少会议,出台了多少文件、开展了多少督查、有多少数据台账”等,成为了部门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与部门领导的升迁挂钩。这也促成了各个职能部门竞相“卷”管理、“卷”数据:规则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细化、工作泛化且细碎。例如,有基层干部反映,有的乡镇一年签订的责任状、任务书多达几十份。

  第二,各级职能部门皆可管理基层,“属地化管理”原则使部分“甩手掌柜”在召开会议时,层层分解任务量化指标,把自己的职责嫁接给下一层。同时,某些职能部门在要求基层“既要又要还要”的同时,却由工作主体变为了监督主体,在会议程序、材料报表、数据管理等方面进行“高标准、规范化要求”。例如,不顾地区差异和实际情况,要求指标任务“全面完成”,甚至直接将本级指标转嫁给下一级。而基层是最后一级,权小、人少、事多,退无可退。基层的权力与资源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请示常常“石沉大海”,“摊子越做越大、心里越来越慌”。

  第三,上下夹击、异化扩散。外界压力越大,事物越容易变形。一些基层干部作为建设最前沿,矛盾的第一线,渐渐成了“上下夹击、左右为难”的“受气包”;与此同时,部分职能部门或组织便开始出现日益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这种“行政化倾向”已开始从党政机关扩展到国企单位、事业单位甚至各级学校。

  第四,追责机制。和西方不同,我国强调政府责任,属地出现问题,追责是必须的,但正是这种对于责任的重视,使得科学追责,合理追责显得尤为重要。疫情第三年,尽管中央反复提及禁止层层加码、“一刀切”,但在一些地区却愈演愈烈。一部分原因在于,前期在责任书签订时,一些中高层级部门把本部门应承担的压力顺着任务“搭便车”推给基层,而一旦属地出问题和责任事故,基层便会被“一撸到底”。如此催生基层出现各种过犹不及的防疫举措,甚至因此造成不少次生灾害。

  小结

  关于基层之苦、基层之累的话题,已是老生常谈。中央也多次发文,要求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压、为基层赋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让政策保障和荣誉更多地向基层倾斜,在减负、免责、强权、赋能上做文章。

  例如,下派任务和责任的同时,必须投入资源,下放诸如人员保障、事务决策等权力;减少“材料考核”、加强逆向问责,使基层组织有能力来推进治理,避免“看得见的管不了”、“只能逐级上报”、“出事即背锅”;打通联席部门之间“席而不联”的壁垒,以避免基层陷入反反复复的“人海战术”等等。

  如此,才能使基层组织“支棱起来”,真正发挥他们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基层干部能腾出手增进干群互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而更好践行枫桥精神。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政策落实之前沿。中国之大、情况之复杂,使得基层治理更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借助专业智库力量形成政策库、案例库、问题库,直面问题,积累各地经验做法,或许能避免同样错误的重演,此外也要警惕部分地区神经末梢角质化。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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