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事先张扬的安乐死

　　先讲一个和疫情无关的故事吧。

　　前些年回老家，听闻了一件事情。一位同学在大学找了个男友，两人家境普通，勤奋努力考研考博。男方在博士毕业前的春节回到老家筹备婚礼，不料其母在大年初三突发脑溢血。女方得知后赶往男方家乡所在的东北另一座偏远县城帮忙处理。县城医疗条件落后，无法有效治疗，拍片子后县医院建议转往大城市医院救治。女同学的妹妹是医学生，她通过妹妹将片子发给学校老师询问，得到了病情很严重的结果。两人商量完，选择了放弃治疗将男方母亲送回家靠氧气维持。年后两人返回学校准备毕业且筹备婚礼，母亲由男方父亲和妹妹照顾。二人新房装修和婚礼如期进行，同年男方母亲在家中坚持了十个多月最后离世。婚后双方通过努力和贷款又买了一栋房，一辆车以及车位。

　　聚会时女同学聊起此事，同学们询问过是否去过比较大的医院再确诊过？是否就医住院治疗过？都得到了没有的答案。女同学坦然回答，因为两人家里都缺钱。这件事当时对我触动很大，双方都是普通家庭，经济节据，但说到底毕竟还是有钱装修新房和筹备婚礼。

　　确实对他们来说，以母亲的病情将钱投进医院，很可能也只是再将其生命延长一段时间，最终人去财空，甚至影响两人的婚姻。但我仍然不敢去想，十个多月日日夜夜在家待死的脑溢血患者，面对此时子女的婚姻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之所以和读者们讲这个故事，当然不是为了道德性的讨论。这样的悲剧浓缩了当下时代社会家庭代际关系中的某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父母长辈之于子女，往往同时存在安家立业的经济支柱与爆发时间不确定的经济负担两种属性。

　　很多人会想起《共产党宣言》中那段广为人知的话“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论断，具体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表现得更为复杂。

　　我国既是一个有尊老和孝道传统，对后代延续十分看重的国家，又是一个社会道德水平要求较高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七十多年，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几十年过程中，家庭关系在我国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域和不同阶层中的呈现，既有前现代的封建依附遗留，又有现代性的平衡，还有后现代性的解构和破碎。总体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大体上仍然是温情脉脉的。

　　当然，事情总是在起变化。在房地产狂飙突进的十年间，“六个钱包”成为社会生产新家庭的主要支柱。这十年间也是信息技术爆炸，互联网原住民成长的一代，发达地区人际关系开始出现后现代化，原子化的趋势。后现代意识，自由主义思潮，父权批判的兴起，对社会与经济属性独立的追求，使对原生家庭的批判成为新一代年轻人中的一种潮流，“原生家庭有罪”论，“父母皆祸害”论在网络上大行其道，与“六个钱包”平行存在，既矛盾又统一。